导语：
明遗民，在学术界公认的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明遗民是指明朝灭亡后幸存下来的人，政治色彩较少，大多为平民，改朝换代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狭义的明遗民则是带有强烈政治含义的、对前朝抱有怀念且不肯承认、出仕新朝的人，他们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
对于清朝，明遗民是指不愿意承认清朝统治的文人，而他们往往受到忠孝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故国的灭亡十分悲痛，而对于新的朝廷抵触之心很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改朝换代之初做出许多对清政府的抗争行为，以表其志。那么他们都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抗争呢？
明遗民抗争的原因
中国古代便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夷夏观念起源于先秦时期，由于古代中国的战争多发生于不同种族之间，出于种族凝聚力的需要，同族之间的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武王伐纣建国后，面对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周人为了得到承认
以夏后裔自居，强调自身对夏的认同，更进而发展出华夏之名，并且大量渲染"天命"的沿革，凸显自己"明德"一面，以图建立政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周人过多地强调"天命"、"明德"，无疑含有周人和商人文化认同的一面。
实际上，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不仅在国统上一脉相承，而且王室和主要居民的族体成分也同属于华夏族，而中原以外的其他被称为"夷"、"蛮"、"戎"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王朝的自身认同越来越强烈，具有着文化的优越感，对于夷狄实际上是不承认的 ，这从历朝历代夷狄入主中原后为维护统治都实行"汉化"就可以看出来，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元代的迁都且重用汉臣等。
满清建国后自然也不能避免，而哪怕做出了改变也不会被所有人认同，对于"华夏血统"的明遗民来说，这种改朝换代是万万不能也不愿承认的，他们认为，被视为夷狄的满清不是正统。
如黄宗羲在《留书》中的:"中国之与夷狄也，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之不可杂于人也"，仍然恪守着传统的华夏和夷狄的严格之区别，把异族和禽兽相提并论。
他们依据华夷之分针对清王朝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从文化方面来对清政权直接予以尖锐的拷问。因此，明遗民对于清廷的反抗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夷夏观的影响。
（图一：华夷之分）
古代素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明遗民群体更是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熏陶，改朝换代对于他们来说便是国家灭亡之痛，配合清政府就违背了他们对国家、对君主的忠诚。明末，大批士人为维持忠节，"临危一死报君王"为明朝殉国。
此观念如明末大儒刘宗周对征召使臣所称，"国破君亡，为人臣子，唯有一死"，他"其敢尚事迁延，遗玷名教，取讥将来"。对于士人们来说，异族入侵中原不仅带来的是战争灾难，而且中原王朝的礼乐文明、文化价值观也遭到严峻的挑战和破坏。
"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的传统的观念下，君子与小人是不相为伍的。他们痛恨引清人入关的吴三桂，也为钱谦益的降清失节而不齿，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妥协于清就与"汉奸"没什么区别了，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为国殉身是值得赞扬的壮烈行为，而活下来的遗民也要守住属于士人的风骨，因此坚决不妥协与反抗成为了明清易代之际他们的选择与追求。
而当时的"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等言论无不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尽管明末时期他们也对腐朽的政治产生不满与质疑，但他们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也同样让他们在明清鼎革之际感受到了巨大的悲痛。
抗争的行为
基于多种原因，明遗民们做出了种族反抗清政府的行为，主要方式就是避世隐居以及反抗清政府的政策，他们在痛苦与煎熬中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是他们对于故国怀念的表现以及对自我信念的坚持。
明清易代之际，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打压遗民，试图让他们臣服于清政府，"剃发易服"便是其中一条。
满清入主中原，为了巩固统治，选择适应统治阶层的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但在表层的风俗习尚层面，却厉行剃发易服，强迫汉人改从满洲衣冠发式，违者视同"逆命之寇"而诛杀，"清廷企图以剃发易服作为判别汉人政治顺逆的标志，从而在根本上断绝犹豫观望和归顺汉人的后路" 。
而对于汉民族来说，衣冠与政治和文化相联系。在政治上，"易服色，改正朔"是汉族久远的传统，关乎江山于社稷；在文化礼俗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且剃发相当于以满代汉，意义重大。
汉族传统中有关衣冠的礼数繁琐而庄重，一袭衣冠不但是社会等级身份的象征，也是民族差异性的外在体现，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图二：日本风俗画中的明朝遗民与清朝商人)
对于明遗民来说，易服损伤了他们的文化自信，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断发更是屈辱，明遗民中选择"留发不留头"，誓死抵抗的也不乏其人。胡蕴玉《发史》"序"中说到："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
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幸而不死者"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或削发披缁，此即为明遗民对于剃发易服的反抗，也是他们抗争清廷的典型行为。
自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斥农为"小人之事"，历代士人大都以"不事生产"为高。而明清易代之后，明遗民于丧乱之际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重负，其矛盾心理和对现世迷茫与无奈的心理展露无遗。
"民以食为天"，面对生存，明遗民不得不选择归隐田园，农耕为生。
在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社会，"耕为务本，读可荣身"的耕读传统不仅扎根于普通农民的观念中，同样也影响着士人们的意识行为。
在"耕"与"读"之间，历代士人们显得颇为从容，进可以搏取功名，退可以隐居自守，并将农耕稼穑与读书修为相联系，最终将农业生产视为"修齐治平"的基础，这在明遗民群体中践行已久。总之，自农耕社会产生，源远流长的耕读传统无疑成为明遗民隐退守节明志的思想依据。
明遗民中有许多学者对"耕读"发表过观点，他们在"耕读"之上有着不同以往的看法。如张履祥把耕读传统进一步解读为"耕读相兼"的思想。他说: "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并强调对"耕"与"读"的把握要以"不堕儒素家风"为前提，"耕"仅止于谋生手段，士的自我境界须赖于"读"。
（图三：清代耕读图）
明遗民的"耕读相兼"体现了他们"隐逸而不自弃，力田以自足"的做法，既以避世来表现对清政府的不满，又不放弃耕读传统，自给自足不失士人风骨，读书以维持精神食粮，没有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许多遗民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本可以施展一身本领在朝堂上拥有一席之地却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可以说是十分令人敬佩了。
明遗民抗争的影响
（图四：清初的明遗民思想家）
明遗民对清廷的抗争也一定意义上造成了对学术、农业、思想上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
明清之际，时人称为"天崩地裂"。异族的入侵，家国的沦丧，使这段时期士人的心里涌入了过多的复杂情绪。对异族的愤恨、鄙夷和对明亡的哀痛和无奈等复杂情感相互交织。
情感不是思想，但情感、心态却可以对思想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或傅山、朱之瑜、唐甄等，他们的思想更多笼罩着明亡阴影，其典型人物首推王夫之。
且明清易代的动荡，国破家亡的痛楚，使得明遗民学者们不得不深刻痛省明末空疏泛滥的学风。曹胜高在《士的演进与商周文化的转型》中指出:"商周文化的转型，士的使用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序言中写道:"感四方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明确表明他著书立说的动机在于经世致用，倡导"实学"。
中国历史的演进与士人群体有着非常大的联系，明清文化的转型与明清学风的转变也源于明末士人对腐儒的革新与实学的启蒙。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实学风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治学方法更是一脉相承。
一些明遗民在耕读之际还对农学进行了研究，著书以记耕作心得，，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使得更多士人的研究转向农学领域，造就了张履祥、刘应棠等农家学者。
其中的杰出代表是张履祥与《补农书》。张履祥突破士人的鄙农思想和忽视劳动实践的传统，提出"耕读相兼"的思想，并亲事农桑，把务农治生与道德教化相统一，形成了一套家庭农业经营思想，在中国农业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图五：张履祥）
此外，张履祥与《补农书》还代表着浙江地区的农学成果。还有两位深受明遗民影响的杰出的农家学者，分别是江西的刘应棠和关中地区的杨屾。
刘应棠生于明崇祯末年，卒于清康熙末年，因为科举失利，故而隐居梭山，耕读自娱，以布衣而终，其农学著作《梭山农谱》记载了梭山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和作者亲事农桑的经验，其中关于育种选种、中耕除草、贮藏方法、农具运用等记载都具有很高的农学价值。杨屾是清朝鼎盛时期的农学家，无意科举，以布衣而终，一生重视农业生产和农艺教育。
明遗民的地域分布促进了地方农学的发展。明遗民流布范围遍及大江南北，其生产实践活动必然在地方上产生一定影响，并且他们朴素的实学学风与通达的士人心态，都为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产生了助力，也是中国传统农学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的重要因素。
结语
综上所述，明遗民对于清廷的抗争是基于本心的选择，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消极避世，他们在避世之际也推动了学术、思想及农业的发展。
我们认识历史事件、一个历史群体都不能脱离历史，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思想说他们是迂腐、不知变通，相反明清易代虽是历史的选择，但从各个方面来讲他们的行为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明遗民不是不知道明政府的腐朽，也不是不知道灭亡的必然性，但他们依然选择了抗争，选择了坚持，士人风骨，尽显无疑，他们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同样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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