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這一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理解。魏晉南北朝是繼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時期，各民族，尤其是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氏、憲等族的活動非常活躍，最後由鮮卑族統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這一時期，也是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高潮。其間佛教僧侶的東來傳教和中土高僧的西行求法，以及絡繹不絕的絲路商旅，皆呈現盛況。在鮮卑文化與中原文化、西域文化融合互動的過程中，對直接反映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陶俑文化，無形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文獻中“胡”的記載及“胡人”概念的變遷
- 一、先秦
《史記》載：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為抵禦東胡、林胡、樓煩等民族，便招樓緩商議，提出“胡服騎射”這一想法，群臣起初不同意，經趙武靈王解釋便接受此建議：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此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逢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甚，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
《前漢書匈奴傳》中記載，晉北周圍有林胡、樓煩等戎的騷擾，燕北有東胡、山戎等國家的存在，沒個民族都有自己不同之處，聚起來有百餘種。
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圜、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陝以西有縣諸，喚戎、狄源之戎，在峽、梁、經、漆之北有義渠、大蓀、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成，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佘戎，然莫能相壹。
從以上文獻中我們得知，春秋戰國時的“胡”包括東胡（後來的鮮卑）、林胡、樓煩等民族。其中林胡勢力範圍大概在今河套地區，東胡在今內蒙古東部，而樓煩大概在今河套以東之晉北及內蒙古部分地區。
- 二、秦漢
秦漢時期，北方匈奴逐漸強盛，《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及使將軍蒙括髮兵三十萬此擊胡，略去河南地”。“又使蒙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三十三年，發諸嘗捕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粱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戎。西北斥逐匈奴。”“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窩，卻匈奴七百佘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史記韓信盧綰列傳》載：漢高祖七年匈奴在西北屯兵騷擾，高祖派軍還擊，在平城處。
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閱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曰，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強帑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史記孝文本紀》載：漢孝文帝在霸上駐軍，幾個月後擊退胡人，當時的胡人主要指匈奴。
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
《史記平淮書》中也有對漢代與胡國之間戰爭的記載：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湖方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慮萬九千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遍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標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
《漢書西域傳》也曾記載：
鄯善置“卻胡侯”，疏勒、龜茲、車師後國昏置“擊胡侯”，尉黎有“擊胡君”，焉著置“擊胡左右君”，姥憲王稱“去胡來王”
從上述文獻記載可以看出，秦漢時期的“胡”主要指長城以北的匈奴，也包括匈奴以東的“東胡”，以西的“西胡”及其他地區的所謂“雜胡”。另外，隨著張騫出使西域，溝通了中原跟西域的聯繫，“胡”也漸漸開始指代西域各國。
- 三、魏晉
三國魏晉時期，“胡”所指人群範圍進一步擴大。
《三國志魏志》中記載：曹操實行舉孝廉制度通過魏種事件看出其廣闊的胸襟：
初，公舉種孝廉。竟州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檎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從上文曹操的言語中，我們可以知道北方依然是胡人聚居地，與中原的關係也極其複雜。
《三國志魏志》記載了曹操派張遼攻打烏桓事件。其中的“胡”指代東北部的烏桓。如下：
公登高，望慮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為先鋒，虎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這東單于速僕丸及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
《三國志魏志》載董卓曾在西北地區與憲族正面交鋒，憲人在當時史書上記載為“憲胡”。如下所述：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為憲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停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堪。比憲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晚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漦鄉侯，徵為幷州牧
匈奴在魏晉時期依然活動頻繁，引起騷亂，粱習任幷州刺史時討伐匈奴，使一部分匈奴歸順，詳見《三國志魏志》：
並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幷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棋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邾，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
由此可見，此時期匈奴也被稱為胡。
魏晉時期，被後世稱為“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氐、憲進入中原。史書上也曾記載與“五胡”相關的戰爭事件。如《魏書》卷一本紀第一載：
七年，帝復與劉混約期，會於平陽。會石勒擒王浚，國有匈奴雜胡萬佘家，多勒種類，聞勒破幽州，乃謀為亂，欲以應勒，發覺，伏誅。討聰之計，於是中止。
通過以上文獻我們可以得知，魏晉時期“胡”的概念隨著匈奴的衰落，也開始逐漸指代北方其它的民族如烏桓、鮮卑、羯、氐、憲等及西域各國。這些民族大批內遷與中原民族雜居相處，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 四、北朝
北朝是是我國曆史上與南朝同時代的北方王朝的總稱，主要有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這五個朝代。北魏為鮮卑民族建立的國家，建國之初四周強鄰不’少，北方的柔然就是一支。《魏書》中記載：蠕螺等其他少數民族時常騷擾中原，魏高祖先是安撫其，但效果不佳，後親自帶兵攻打，孺螺首領太悉伏向北邊逃跑，後亡歸嶺北：
牆螺，東胡之苗裔也，姓鬱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發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還有其它一些民族在不斷騷擾者中原：“薛幹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太祖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聞之，使使詔太悉仗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
在這裡螺婦是東胡的一支，雜胡是除了東胡、北方鮮卑民族之外的其它民族總稱。
《北史》中也記載了西魏時期相關民族的稱法，如：
及餘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份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葛榮眾流入並、肆者二十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緒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氽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愁。又為幷州符，徵兵討步落稽。”“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
以上史料出現了“紛胡”、“契胡”、“山胡”，其中“契胡”是當時北方的民族之一，“汾胡”則是居汾州界的“稽胡”，“山胡”即“稽胡”源於南匈奴。總之，無論在和平的環境中，抑或在戰亂期間，北朝與其周邊“胡”族來往趨於頻繁，這種交往也從未中斷。
綜上所述，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中原地區就與周邊民族活動頻繁，“胡”的概念隨著國家的發展不再是狹義的概念。在戰國至秦漢時期，匈奴興起，此時“胡”在漢族人心中更多的指代“匈奴”這個民族。魏晉時期“五胡”興起的同時，匈奴也漸漸衰落，與別的民族融合的方式繼續存在，所以此時“胡”包含了匈奴、鮮卑、羯、氏、憲等民族及西域各國。南北朝時期，鮮卑族建立了北魏王朝，但同時也與柔然、山胡、稽胡等民族交往不斷，此時期“胡”的概念也包括了上述民族。“胡”是一個歷史概念，也可以是一個地理概念，該概念的提出是相對於中原視角來說的。隨著社會的發展，民族遷徙、流動逐漸頻繁，“胡”的概念也在不斷的變化。
從北朝正史文獻中可以看到，在這一時期，“胡人”的概念包括中國北方的“份胡”、“契胡”、“山胡”、羯、氐、憲等民族，以及西域各民族，而以鮮卑民族為主體的北朝，並未將本民族視為“胡人”。
文獻中“胡人”外貌特徵的描述
古代文獻中有許多對“胡人”外貌特徵的記載，包括髮式、面相、衣著幾個方面。
- 一、北朝之前旳文獻記錄
在夷狄交侵的春秋時代，管仲助齊桓公內合諸侯，外御戎狄，孔子讚美他：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枉矣。
此條史料可知，“戎狄”之人是“披髮左衽”。
- 二、史書對於北朝時期“胡人”形象的記載
《魏書》對西域諸國人的外貌特徵有記載：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蔥嶺之北二百佘裡……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被，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發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落之於膊。
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牆、高車及諸胡不同。
此條史料可以看出除了于闐國之外的高昌以西西域各國，皆有深目高鼻的面相特徵。波斯國有巾披這一習俗，噘啦國兄弟共一妻，頭皆剪髮。
《北史》載：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俗剪髮齊眉，以暖醐塗之，星星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
龜茲國，即漢西域舊地也，在京師西七千五百里。男女皆翦發，垂與項齊，唯王不翦發。
《隋書》載：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
《舊唐書》載：
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須翼。丈夫翦發或辮髮。其王冠接帽，飾以金寶。婦人盤髻，蠓以皂巾，飾以金花。
綜上所述，編纂文獻中所收錄的北朝胡人形象資料有很多其風俗也各異。例如高昌以西的各王國除于闐外皆深目高鼻；波斯國丈夫剪髮，婦女服大衫，均有巾披，這在其他國家中是沒有見到的；噘啦國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兄弟共一妻，頭皆剪髮，且戴角帽，但文獻中記載頗為簡單，這種角帽具體是什麼樣，不得而知。剪髮這種習俗在悅般國、龜茲國也能看到。北朝時期的康國在當時也很活躍，從《舊唐書》看到其國人的外貌皆深目高鼻，且丈夫有剪髮或辮髮的習俗。
北朝墓葬中的“胡人傭”
- 一、現有“胡人傭”的整理
從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分析，“胡人俑”的辨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標準：
一、典型的“胡人俑”從外貌特徵上看主要是“高鼻深目”，這種類型的“胡人俑”佔整個“胡人俑”數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二、還有少數從外貌上看比較特殊的俑。如：“辮髮”、“八字三鬚鬍”、“捲髮”等，但出土這些俑的墓葬不多，如“辮髮”形象的俑主要出土于徐顯秀、賀拔昌墓，“八字三鬚鬍”這類形象的俑主要出土於固原北魏墓及厙狄迴洛墓，“捲髮”這類形象的俑主要出土於元紹墓。
下面就以上述標準對各年代墓葬中“胡人俑”現存情況做整理：
- （一）、北魏時期
“胡人俑”的墓葬主要分佈在今河北、山西、河南三地，共座墓，分別介紹如下：
河北：北魏景縣高氏墓群
該墓群位於城南十五公里的野林莊和北屯公社一帶，該墓年代為北魏時期，出土51俑件，其中高長命墓出的3件胡人俑高目深鼻，束髮短衣，兩手有孔，持物，高17釐米。
山西：北魏司馬金龍墓
北魏司馬金龍墓位於大同市東南約十三里。出土俑361件，其中胡俑有/件，高27.3釐米，寬7.7釐米。戴風帽，穿圓領窄袖長衣，側擺開叉。深目高鼻，面黑色胡鬢，體較高。雙手前平舉或左手上屈，可能為牽馬或路能的俑。
山西：宋紹祖墓
宋紹祖墓位於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雁北師院發現北魏墓11座，其中宋紹祖墓編號，出土陶俑件，其中具有胡人特徵的俑36件：
雞冠帽武士俑件。主要分佈在墓室東側南部。武士頭戴黑色風帽，上置雞冠形裝飾。身著交領窄袖襦拷，足踏靴。馬身低矮，四腿短粗。塗硃紅色或白色，置白色或紅色鞍具。分三式其中第三式騎士長有絡聰胡。
胡俑4件，標本89，高25.2釐米。頭戴圓形帽，高鼻深目，身穿胡服，下部側擺有幵極，紅色袍邊，衣服上有圖案，兩手曲握向前伸，作拖物狀。
北朝“胡人俑”的整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胡人俑”辨識的過程。“胡人俑”形象較為複雜，很多時候辨識出來的“胡人俑”多有端測的成分，有很多也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做自己的辨識。
“胡人俑”在整理材料時已對其進行選擇，文獻中有過對胡人俑外貌的總結：“深目高鼻”，“捲髮”等。從“胡人俑”的數量來看，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這一類特殊的人群，在北朝時的身份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幾種：胡奴、胡商、武士、胡伎，其中胡奴的數量最多，可以推測當時胡人的身份不高，還有一些胡商，與其一起出土的多為路蛇等動物俑，可見當時從西域來的胡商經過絲綢之路，與中原人互為貿易往來，一直都沒有間斷過；還有一些胡伎，從俑的造型上來看，胡伎的動作很形象，似乎就在做某種表演，他們時常以這種手段謀生；另外有些胡人的地位也不低，在胡俑中我們看到了一些武士俑，這種俑身穿銷甲，有些騎在馬上，表情嚴肅。從以上分析的胡人身份，我們可以想象胡人各種場景夾雜著胡人角色，雖然胡人的數量不多，但其生活面很廣，他們的形象被塑造成各種形象的人物，象徵著胡人對北朝的臣服、抑或歸順。北朝胡俑雖然總體造型不如唐代的精緻，但也有一些比較生動的胡俑。
總結以上，北朝胡人俑的地域分佈特點與墓葬分佈特點大致相同，且其形象多為“高鼻深目”，除此之外八字鬍、捲髮、辮髮等造型的胡俑也有一些，雖然其形象從外貌給人的感覺並不是很典型的胡人形象，但這些辮髮、捲髮等特徵在與胡人相關的文獻中能看到一二。
北朝文獻與圖像中胡人形象比較研究
從前面的文獻與圖像相關的資料可以看到文獻跟圖像所表現出來的胡人圖像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我們可以通過文獻與圖像之間的異同，得到更豐富的信息。
- 一、北朝文獻與圖像中“胡人”形象異同
- 1.相同之處
文獻中胡人形象在俑及壁畫中能找到些許與之對應的圖像，文獻僅限於文字在視覺上沒有給人一種直觀性，而陶俑及壁畫所表現出來的特徵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物質文化表現形式，其所具有的直觀性、共賞性、普遍性等特點，使其更容品開展文化交流。文獻與圖像中相同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髮飾
文獻中提到了有些民族“椎結”及“辮髮”，或“捲髮”等髮型，在胡俑及壁畫中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髮飾：
- 捲髮
東魏苑苑墓及東魏趙胡仁墓中的胡人俑“外露捲髮”；北魏元紹墓中的長衣俑皆捲髮；西魏侯儀墓中胡俑“捲髮披肩”。
壁畫中也出現了該發行的胡人：
山東益都北齊石室墓線刻畫像中商談圖中有一深目勾鼻、頭髮捲曲的商人，他身穿翻領長衫，前胸後背、下襬均飾圓圈紋花邊，腰帶也飾圓圈紋，下穿緊腿褲，腳穿尖頭軟底皮靴。
車御圖裡在車前有一僕人牽牛而行，他深目勾鼻，頭髮捲曲，穿斜領窄袖長衫，腰繫革帶，佩掛香囊，下穿緊退褲。
飲食圖裡主人身側有一僕人跪舉華蓋，僕人深目勾鼻，頭髮捲曲，穿斜領窄袖長衫，腰繫革帶，佩掛香囊。
山東濟南市馬家莊北齊道貴墓中壁畫上有捲髮胡奴形象。該墓四壁繪車馬人物，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片段。改墓室南端繪一匹回首卿鳴的鞍馬，馬前一駁吏，束髮，手持鞭，馬尾繪一駁役，深目高鼻，朱唇捲髮，貌似西域胡人，著翻領窄袖衫，腰束帶。
對比以上圖像，“捲髮”這種類型的胡人，從壁畫中看，其五官也為高鼻深目，陶俑中的胡人戴著小帽，露出捲髮，而在壁畫中卻未看到此小帽。且兩種類型的俑身份不一致，壁畫中的胡人主要是西域來的胡商，從壁畫中能夠看到胡商活動情況。
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中也有深目高鼻，捲髮的胡人形象。在該墓的石門上繪製人身鷹足神和供案。人身鷹足神上半身為人身，捲髮，深目、高鼻，並戴有喇嘛口罩。雖然沒有圖，但是這種捲髮人的形象，可以稱為“胡人”。
- 辮髮
北齊徐顯秀墓中辮髮騎俑，其長髮披肩，頭髮分十二辮；北齊賀拔昌墓中鼓吹騎俑均辮髮，長髮分十三辮（此“辮髮”未必與西南夷中的“辮髮”一樣，但可能類似：
（二）服飾
1.從服飾上看，文獻中提到最多的胡人服飾為“左衽”，如狄夷“左衽”、憲胡“左衽”、高昌國男子“胡服”。“左衽”這一服飾特點我們在胡俑中能找到，如拓跋虎夫婦墓中的胡俑、宋紹祖墓中的胡俑及常文貴墓中的胡俑，）但在壁畫中卻未見胡人穿著此服飾。
結合俑及壁畫中的資料，可以看到這些胡人的服飾除了以上“左衽”特徵外還有以下幾種：
（1）圓領
（2）交領
另外還有一種俑長臉，前額較高，深目高鼻，頭髮捲曲，似辮盤在頭上，披蓋紅色巾，面施粉色。胸部袒露，內穿寬領衫，外披紅色或紫色風衣，下著褲。
（三）相貌
文獻中多處提到了深目高鼻，在辨別胡人俑及壁畫中“胡人”形象時候這一特徵是最明顯的也是最容易被大家識別的。
婁敷墓中的俑及壁畫，該俑雖然沒有圖片但從壁畫中我們能找到與簡報中描述“胡人“類似的形象：
“鞍馬遊騎”圖裡，有一幅載物蛇隊，四人五能。為首一人，頭頂部光秀，但前額、腦後與鬢間仍烏髮如墨，鼻肥碩高食，濃眉環眼，似大食人形象。右手背於身後牽著能疆，蛇首高昂，大步緩行。右後一能，狄圓鼓大白軟包。兩能間，一人高大修長，戴高筒越帽，高鼻短胡，濃眉深眼，似為波斯人。
寧夏固原北魏墓中也有深目高鼻胡人形象。其中男性墓主人的木棺外原有漆畫，但漆片已脫落破碎。在前檔漆畫宴飲圖上，室內有一男子鼻高，眼深，頭戴高冠，身著窄袖胡服，右手執杯，屈腿斜坐於塌上。室外左右各有男女侍者二人，皆胡服。推測此幅為墓主人宴飲圖。並出土波斯銀幣、銅器、陶器等珍貴文物。其中的波斯銀幣值得我們關注。這些外來器物的出土反映了當時胡人來華的狀況。羅豐在《北魏漆棺畫中的波斯風格》中認為該漆棺畫中有波斯風格，且其宴飲圖受波斯風格影響，波斯人愛酒且喜歡弦耀自己的豪華生活，這樣的宴飲風尚，也對整個北朝都有很大的影響。
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該墓墓主人不詳，壁畫分佈在墓室四壁和甬道的頂側部，保存基本完整，總面積約平米。其中北壁，面積約平方米。中間一輛高大的馬上後有頭戴“山字形”帽的輕騎兵為胡人形象。
這種戴山字形帽的胡人形象在俑中也有，如賀拔昌墓中的雜技俑，頭戴三稜帽，髮捲曲，濃眉高鼻，紅色窄袖緊身衣，衣袖口外折，衣自下部分襠，兩側加長，要勒細繩，腳燈長靴。右手上曲做持物狀，手心有孔。該俑的動作豐富，給人很多想象，但這種山字形的帽子來源哪裡，值得去探析。另外還有一種山字形的帽子在宋紹祖墓中出現，戴這種帽子的俑為騎士，雖然其不一定為胡人，但這兩種帽子之間似乎有某種聯繫。且宋紹祖墓中的騎士造型與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中的造型一致，皆為騎士。
以上特點均為文獻與圖像中共有的，可以互為佐證。但“以圖像和文字，文字描述人物的外貌可繁可簡，也可只做重點或局部交代，髮式和衣式的簡卑描述，完全不提容貌或其他，以圖畫描繪人物可以只畫頭部，卻不能只刻畫身軀，或者只畫衣飾而無頭，要畫身軀或腿腳，除非裸體，也就必要交代上下身的衣飾。不管是重點刻畫還有簡舉描述都須將人體的體形和服飾的主要部分呈現出來。在這一點上有差異雖。”所以文獻中所記載的可以簡單甚至無記載，但是作為藝術性的陶俑和壁畫卻不能簡單描繪。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我們就可以得知文獻中的胡人與圖像中的胡人其間有些許的差異：
- 不同之處
（一）從髮式上看，文獻中對“胡人”髮式的介紹頗多，例如瓶越、東夷、憲胡、室韋國、匈奴等國的披髮，在壁畫及俑中看不到這種形象的胡人存在。還有康國、西戎、龜茲、波斯等國的剪髮在圖像中也未找到對應的圖像。
（二）從衣帽服飾上看，文獻中多提到了衣服鞋帽的質地，如北方狄戎的衣服質地為毛類，室韋國與契丹的衣服質地多為白鹿皮，而在俑抑或壁畫中則很難表現出衣服的質地，另外文獻中很少提到胡人的帽子，僅只有對啦國所戴之帽有描述即：“其妻戴一角帽。”而在胡俑上表現出來的帽式卻有好幾種如：東魏苑苑墓中胡人俑戴的小瓜帽、北魏宋紹祖墓中的雞冠帽武士俑及戴圓形帽的胡俑、北齊庫狄迴洛墓中舞蹈胡俑所戴的船形胡帽、壁畫中看到胡人所戴的帽子樣式也很多、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中胡人所戴的雞冠帽、史君墓中的船形帽、還有婁敦墓中所見的高筒租帽都是文獻中未提及的，例外壁畫中看到的“高筒租帽”在俑中也未見。
（三）從五官相貌特徵上看，文獻中僅僅簡單記載了胡人多須，如大宛國：“其人皆深目多須”，而胡俑中我們可以看到北魏司馬金龍墓中“面黑色胡鬢”的胡俑、北齊庫狄迴洛墓中的八字三鬚鬍俑、北魏王溫墓中的絡聰胡俑、固原彭陽北魏墓中的武士俑鬍鬚多為八字形。壁畫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北魏元懌墓中八字鬍人圖像、北齊徐顯秀墓中的絡聴胡胡人形象、這些形象在胡俑中都能找到對應的，唯獨文獻中記載缺失。
- 二、文獻與圖像中“胡人”形象有差異的原因
文獻中僅僅是簡單的記載，只看文獻我們也只能憑想象去猜測當時胡人的形象，而圖像資料的豐富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文獻資料的正確性，儘管有時有些偏頗，但文獻資料的重要性也是不可低估的。文獻與圖像之所以有些許差異的原因，筆者認為原因如下：
文獻的記載人多是受傳統文化影響較大的階層，在某種成分上都是在套用前人的說辭。“中國史籍掌握在士人之手，對異族服飾外貌的描述基本上反映了士人官僚階層對外族的態度。”從史籍上看，這些人對胡人形象的記載主要是取其大概的意義，表現給人們只是一種概念罷了，他們也並不在乎這些概念與胡人本身有多大的差距。而不管是壁畫抑或是俑的製作者，這些製作人都是依據自己的想象或者市場需求者的認識去製作。墓葬中的壁畫和俑所反映的現像很多都是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的一種普遍願望。如壁畫和俑中，大部分的胡人都是奴僕身份，他們出現在不同的場合，而壁畫和俑上反映出來的胡人，有相同也有不同的人物造型，這些造型雖然並不能很準確的反映胡人的形象，但我們可以根據其推測一二。
再者，畫師工匠的觀念與士大夫階層的觀念有所不同，他們所呈現出來的不一定都是統治階層所需要的，他們可以根據自己職業本身的習慣及特點，抑或是市場所需要的造型等等來塑造“胡人”形象。這樣的造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但也不一定毫無根據，至少它符合人們心中的胡人形象，容易讓人們接受。例如：文獻中描寫胡人“帽子”的文字很少，但我們在胡俑或者壁畫中的胡人上就能看到好幾種不同的帽子，畫師工匠們刻意突出這些帽子，我想與當時人們的審美觀與好奇心有很大的關係，而畫像師和工匠們有時也可能是迎合人們的這種需求而已。
以上將文獻圖像中的胡人資料做了對比，找出其異同之處，根據以上對比研究，可以做以下結論：
文獻與圖像中的差異有些還是比較大的，通過文獻與圖像的佐證我們可以更加清楚的理解有關胡人的特徵，例如從壁畫及俑中我們看到的“帽子”的樣式就有很多種，服飾的刻畫也是各不相同，圖像就很容易讓我們在直覺上辨別清楚。但文獻只是很簡本的描述左衽等，任何一個圖像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現象，在民族文化接觸過程中，多少摻雜了個人的意願，所以高目深鼻等胡人形象就變成了中原圖像藝術中胡人外貌的典型。畫師工匠們依據自己的職業傳統及市場需求，世代相傳，形成了自己眼中一組胡人圖像，把胡人圖像的樣貌更具體化，但胡人外貌及特徵是極其複雜的，我們不管是從文獻中還是從圖像中看到的胡人形象並不完整，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們深究的。
總結
文獻中“胡人”外貌記載也不少，北朝之前，有“披髮左衽”形象的“胡人”，且這些胡人的習俗也各不相同。北朝《魏書》中對西域諸國人的外貌特徵記載也不少，如尚昌以西國家深目局鼻形象，波斯國有巾披這一習俗，厭噠國人頭皆到發。從以上信息可以看到，文獻中對胡人形象的描寫多在外貌上。
北朝“胡人俑”的界定主要從外貌特徵上來看，大部分為“高鼻深目”，且這一類型的俑佔大多數。還有一些有“八字鬍”、“捲髮”的胡俑，但這些俑數量不多，通過對“胡人俑”數量及特徵的統計，可以看到胡人在當時各個階層都存在過，雖然北朝的胡人俑造型不如唐代般豐富，但也有一些精美的。從“胡人俑”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大部分為奴僕，雖然墓葬中看到的跟現實中的情景不一定吻合，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胡人是做為奴隸被使用的。還有一種是胡商，對胡商的識別我們可以通過墓葬中與其一起出土的路駐還有其動作等可以推測出這一批胡人俑的身份，另外還有一些武士俑，這些俑的發現可以看出有些胡人也有自己一定的地位在戰爭中做為中堅力量而存在的。
最後通過對北朝文獻與圖像比較研究，從服飾、相貌等方面反映出文獻與圖像的異同。壁畫中的並從審美層面、心裡層面等各方面解釋這種差異的原因：首先文獻的記載人多是受傳統文化影響較大的階層，在某種成分上都是在套用前人的說辭。其次畫師工匠的觀念與士大夫階層的觀念有所不同，他們所呈現出來的不一定都是統治階層所需要的，他們可以根據自己職業本身的習慣及特點，抑或是市場所需要的造型等等來塑造“胡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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