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十年前，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迎接千禧年的到來。二十年後，茁壯成長的00後已經來到我們面前。二十年前，我們幻想的未來就是現在。二十年後，我們站到了時間的門檻上。
2020年代真的要來了。在時代的浪潮裡，每個人都不只是一朵浪花。澎湃評論部新年特輯《在時間的門檻上》，寫下的是新世紀這二十年，寫下的也是你我。
我高考那會兒流傳著一個段子，說是大家都講“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於是許多世紀之交參加高考的學生紛紛填報了生物專業，結果進了大學被告知推遲到22世紀了。
21世紀的種種變革對於我和我的同齡人們來說既是貫穿了整個少年時代關於未來的想象，也是實實在在影響了我們成年以後人生軌跡的關鍵要素。雖然我沒有填報生物專業，但是“天降大任”的心思多多少少算是世紀之交的集體症候。
我是2001年9月11日這天去大學報到的，在新聞系註冊與從新聞報道里看到美國“911”事件發生在了同一天，這是新世紀帶給我極為魔幻的一個開篇。後來高中好友拿到了華盛頓大學錄取通知書卻因為“911”事件簽證受阻的經歷更加重了我來自歷史現場的捲入感。所以在我的認知裡，新聞這個行當從第一天起就不是“平行記錄”，而是“與我有關”。
時年18歲的我深刻地感受到的這種“與我有關”帶來了一種非常不同於上世紀90年代終日只知埋頭苦讀的氣象，活生生的世界在我上大學的第一天就赫然於眼前打開，這倒似乎是輕而易舉地就解決了有關“專業認同”和“意義感”的問題。我就讀的是廣播電視新聞專業，雖然互聯網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即已開啟商用，但直到21世紀的第1個10年，電視仍是無可爭議的強勢媒體。這在2003年的“非典”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都能得到印證，電視傳播在這兩次巨大的災難中都體現出了強勁的社會凝聚和社會動員能力。而經歷它們的時候我都在校園，一方面，與所有人一樣被不斷地捲入歷史現場，另一方面，在這不斷的捲入過程中不斷地清理專業和自己的關係。
2007年我去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欄目實習，在新聞評論部所在的“南院”，我第一次見到了陳虻。那個被稱作中國電視界“聖地延安”的小院當年流傳著一個說法：如果你沒有聽過陳虻審片就白來新聞評論部了。因為“所有的人都喜歡聽他罵。他不罵人，罵事兒。編導們說聽他罵完了，業務確實有長進。”實習的半年裡我只見過他兩次，一次是在他那個人山人海的小辦公室裡，另一次是在食堂，而且兩次都是背影。第一次只見背影是因為聽他審片的人太多，我根本無法擠上前去，只能勉強在辦公室門口扒拉出一塊立錐之地站著聽完那段不聽就白來了的精彩“罵評”。第二次只見背影是因為他習慣於坐在食堂的某個角落裡吃飯，而且據說只有不按時吃飯才有可能見到他。第二年，陳虻去世了。
在21世紀的第1個10年裡，移動互聯網還沒有真正興起，相比第2個10年裡的景象，我們與歷史現場的撞擊顯得相對緩慢，但它帶來的未必是鈍感，而是可能相對更持久的化學反應。這種化學反應讓人生不可能走向扁平，我們不斷地與周遭捆綁在一起，很難置身事外。而在21世紀的第2個10年裡，雖然移動互聯網的迅速崛起讓我們有機會與更多的歷史現場相遇，但相遇開始變得行色匆匆。體味人生的痛感似乎還在，但它作用於人體的機制發生了變化，對人心產生的影響也就不一樣了。這大概是我後來無數次地想起陳虻那兩個背影的原因。如果他還活著，這樣的背影還會出現在21世紀的第2個10年裡嗎？
21世紀的第1個10年，我在校園裡，從本科讀到了博士。21世紀的第2個10年，我仍在校園裡，因為博士畢業以後我成為了一名大學老師。2016年，我在學校本科生畢業典禮的發言中講到，對於今天的大學生們來說，縱向的歷史感不斷消失、日常生活的日趨扁平化在不斷改寫“與我有關”的命題。當年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深深觸動了我的那句“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在今天已經很難讓年輕的學生們形成共鳴了。
20年前，時任《生活空間》欄目製片人的陳虻接受過一個訪談，在這場名為《紀錄片，我們為什麼要出發？》的對話裡，訪問者問道：“《生活空間》做了這麼長時間，它以後會不會改變？”陳虻的回答是：“關注人，以人作為切入，以人作為表現的主體，是不會改變的。人是一個信息的接受體和發射體，它彙集了所有的東西。你關注人的時候，好像你是放棄了對社會的關注。但實際上你在認認真真地關注人的時候，你就在關注整個社會。”
“關注人”似乎並不難，但究竟什麼才叫“認認真真地關注人”呢？我們在21世紀的第2個10年裡似乎越來越難以回答這個問題。這10年的進展好快，快到很多我們以為是上輩子發生的事情其實也才過去幾年。我們匆忙地生活，匆忙地講故事，我們終於被海量的信息包圍，但我們卻很難通向彼此真正的關聯。這10年各領域的發展已經能夠幫助我們實現很多夢想，但我們卻常常沒有足夠的時間去仔細琢磨自己究竟有些什麼夢想。
近20年過去了，我依舊在廣播電視專業裡，然而傳統意義上的電視在今天似乎已經算不上強勢媒體了，它必須搭載互聯網的平臺完成自身轉型才有可能獲得新型信息傳播世界裡的一席之地。這固然是技術發展進步進程的一部分，但在這個進程中帶走和留下的並不僅僅是技術本身。當年電視作為強勢媒體存在的背後是對社會生活的高度回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其傳統形態層面的消逝並沒有什麼關係。倒是在新技術層出不窮的今天，高度發達的新媒體“如何可能更好地回應社會”這個命題尚未激發出傳統電視當年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這是我站在21世紀第2個10年末尾面向第3個10年最期待的事情。記得曾有記者問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您是科技專家，科技好處很多，但有什麼是信息和科技辦不到的？”卡斯特回答說：“讓你幸福。只有你自己才能讓你幸福。”
在陳虻去世5年以後，北大的徐泓老師在這個電視不好做、出版也不好做的時候頗費心血地蒐集各方資料為他編輯了一本厚厚的紀念文集。封底寫有“其實一個人孤立的存在是不深刻的，當他和社會發生了某種關係，從他的身上能揭示出我們社會的某種存在的話，這就是深刻所在”，封面書名做《不要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麼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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