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全世界之间的联系都随着技术进步而与日俱增。贸易与经济发展，无疑是各地牵线搭桥的纽带。但共同繁荣的另一面，就是衰退阶段的同时坠落。某些中心区域的微小变动，都可以在世界的另一头引起可怕风暴。哪怕当事人全然不觉，也躲不过大洋彼岸飞来的蝴蝶效应。
例如，发生在17世纪的白银通胀与西班牙帝国衰落，便最终促成东方的大明朝覆亡。
与世隔绝的经济体
初期的明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和交流
起初，以小农经济为绝对基础的明朝，并不乐于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尤其是在之前的蒙古帝国灭亡后，商路各头都由复杂而多变的地方势力把持，急需富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才能操办。因此，握有大量原材料和土地的明朝，就索性懒得深度参与。只以朝贡互市等手段，维持最少量的必要交换。
在本国内部，明朝也尽最大可能压低市场活跃度，以官营机构把持上下游产业的方方面面。同时，将最有流通价值的白银逐出交易领域，转而以铜钱、纸币和实物手段维系价格体系。虽然一直有控制云南和闽浙等地的银矿开采，却始终将其作为一种外向型的战略储备收纳，并与内部经济做到切割断流。由此引发的铜钱贬值与纸币通胀，让除了皇族以外的大部分阶层都损失惨重。
纸币通胀与滥伐铜钱 让明朝的货币体系异常脆弱
直到国势步入衰微的15世纪中期，明朝当局才勉为其难的开放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但仅仅依靠原有的经济基础，已经很难用一纸政令就立刻充实流通领域。每年的贸易所得和白银产出，大都控制在皇帝或朝廷手中。余下的少量份额也被持有者雪藏，成为预防不时之需的压箱底储备。纸币与铜钱的购买力却因此继续走低，以至于各级行政单位都因供养不足而失去控制力。军队更是受到严重冲击，战斗力跌落至历史最低点。
不过，如此效率低下的经济体系，也并非全然没有亮点。正是由于货币体系的人为落后，让明朝需要以大量事物作为支付、交换和赏赐手段。其中，除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外，还包括种类繁多的丝绸布匹。因此，即便没有繁荣的对外贸易，相关的丝织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立国之初的明太祖时代，到四处碰壁的嘉靖皇帝执政，都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稳步增涨。虽有带来必然的产能过剩问题，却也真实满足了宗室和宦官队伍的数量激增。相比价值低下的铜钱与无限跌停的纸币，这些丝绸布匹反而在实用功能之外，又多出了价值属性。整个行业的生产扩大，就起到了维持经济的平衡功能。
江南等地的丝绸生产力 成为明朝前期的社会价值保障
逆转未来的日本白银
16世纪 大航海时代的影响力开始辐射东南
进入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影响力已从欧洲西海岸传递明朝的东南各省。尽管大部分地方官府都对与时俱进持本能抵触，但架不住民间团体的自谋生路。过剩产品被走私海商大量输出，再用换来的贵金属购买地产洗白。参与者也很快从底层人士，传导至驻军、士大夫和封疆大吏。
同时，作为近现代全球化先锋的葡萄牙航海家，也意外的与这些非正规渠道对接。尤其在接连开拓闽浙和日本口岸之后，将发现不久的银矿产出作为主要的交易介质。基于前文所说的原因，白银在明朝内部的价格远胜世界其他地方，其与黄金的兑换是不可思议的4：1。这让商人普遍抵制不能方便流通的黄金，一味追求更实在的银两收入。葡萄牙船长和他们的亚洲代理人，就在普通交易之余，再用廉价的日本白银套取黄金。等自己返回印度或欧洲，又能以相当于1:8-11的比例换回黄金。即便普通贸易，也可以用手里的银币在明朝采购更多、更昂贵的货物。
东瀛资本让明朝流通领域内的白银数量充沛起来
今人反观这段历史，可能会为明朝方面的吃亏而愤愤不平。然而，当事人不仅不会觉得难受，反而会因大量日本白银的注入而兴奋不已。因为在近乎封闭的内部市场，这些贵金属的购买力被无限放大。发展受限的丝织行业，也有了倾泻多余产能途径。
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正是这波由欧洲人帮忙输入的东瀛资本，让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明朝能起死回生。否则，仅靠无价值废币和特定产能扩张，根本不能继续维持下去。虽然这个阶段随后来的德川幕府锁国而终结，但晚到一步的美洲白银还是将彻底托起王朝中兴。
抵达日本的葡萄牙商船也为明朝输入了大量白银
促成中兴的美洲白银
不断往返美洲与菲律宾之间的西班牙大帆船
16世纪后期，横渡太平洋的西班牙帝国，开始稳固住自己在吕宋岛的前进基地。在远征文莱和柬埔寨的冒险行动失败后，基本专心于自己的马尼拉首府营建。恰逢明朝官方为吸引更多外资而整出隆庆开关，双方便将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链接起来。
起初，以月港-厦门为基地的明朝官商船队，仅仅希望在吕宋获得普通贸易份额。但西班牙人的征服行动，让那里的经济吸引力远超之前的文莱殖民时代。由于征服者已经在今日的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境内发掘出大储量银矿，便将这些唾手可得的廉价资本疯狂运往世界各地，并从明朝商人手里大量扫货。哪怕明知对方提供的生丝等产品质量不如本土制造，也能通过跌价促销或殖民地再加工去占领欧洲市场。
美洲白银的全球扩散路线
对于明朝的官商而言，西属马尼拉就是他们大量捞取白银的聚宝盆。每年定期南下的商船数量，只用20年时间，就从80艘左右扩张到200多艘。不少人还摸准了西班牙大帆船的起航规律，故意压货拖延时间，让急于返回加利福尼亚的船长不断加价。然而，美洲银矿已占据全球总产量的72%-81%，也使当地白银与黄金兑换跌到可怕的13:1。因此，无论明朝商人觉得自己如何精明，终究只是捞得对方总财富的一小部分。交易市场上的强势跋扈，也更多源自西班牙人懒得计较。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知道，美洲白银的最大输出对象还是欧洲。不仅武装出冠绝全球的西班牙海陆军部队，也极大的繁荣了热那亚银行业与弗兰德斯的大宗商品市场。
不过，就是这些财富分配过程的边角料，也让明朝方面受益良多。白银的大量输入，充实了国内流通领域。不少濒临破产的丝织业主，也因外贸需要而起死回生。其中的精明人士，还能借着时代红利抢先富裕，将自己的夫妻老婆店扩大为家族企业。紧随其后的张居正改革，便彻底确立了银本位重要性，并用充实的军费打完了后人皆知的“万历三大征”。
美洲白银让大量明朝官商赶往马尼拉贸易
盛极而衰
当时的西班牙 是历史上首个日不落帝国
然而，凡事都有潮起潮落。当大明朝因美洲白银的疯狂开采而转危为安，大搞财政宽松的西班牙帝国自己却首先扛不下去。又由于白银的主要输出地是欧洲，由此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就首先在西方世界爆发出来。
当时的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继承了大片领地，并以罗马教廷的捍卫者自居。马德里宫廷便需要不断为自身霸权，与几乎所有的邻居交手。除持续抗争80年的弗兰德斯，还有分布在德意志南部、法国北部和英格兰的新教国家。更有南方的摩洛哥与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在虎视眈眈，时刻消耗着刚刚运抵里斯本的白银储备。
长期的霸权战争 是西班牙帝国的沉重负担
为了维持军政开支，西班牙帝国就不停向与之合作的热那亚银行家贷款，却很快连利息都偿还不起。于是加大美洲银矿的开采速度和重量，又因白银价格继续下跌而得不偿失。宫廷为此曾多次宣布破产，让不断放贷和兜售债务的热那亚人血本无归。但这些金融大鳄的集体倒台，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白银贬值问题。当半个欧洲在17世纪陷入三十年战争，西班牙帝国已经连吃进嘴里的葡萄牙与加泰罗尼亚都不能稳住。
于是从17世纪的30年代开始，节源开流就成为马德里宫廷的重要任务。虽然前线军费不能缩减，但无关痛痒的贸易逆差却可以立即开刀。毕竟，自16世纪晚期开始，就不断有朝臣向国王痛斥白银外流危害。加上必不可少的主动减产，都是要在根本上消除恶性通胀对本国经济的持续摧残。何况众多昔日的倾销市场，已经因战争破坏和独立运动而全部丧失。这就让继续从马尼拉进口明朝原材料变得意义不大。
热那亚金融家的破产 预示着西班牙霸权衰退
最终，这场发生在欧洲本土的经济危机被传导至亚洲，并使原本持续流入明朝的白银数量锐减。许多因中兴盛世而被掩盖的问题，就以最快速度恢复过来。例如生丝布匹的出口受阻，让许多中小作坊主陷入饥馑。唯有那些供应朝廷的官商大户，才能依靠每年的皇室需求而换得生机。
不少人将手里的白银死死捂住，从而加剧了流通领域的紧缩趋势。更多农民或作坊工人，则需要继续直面先前就确立的价格高位，迅速耗尽手里的微薄积蓄。而在士大夫阶层看来，他们手里的技术重要性又远不如田产和丝织生产原料，命运自然是异常凄惨。
明朝的领地沦丧 也从吸引白银资本最少的地方开始
此外，当江南的财富不再能填补防务支出，越打越少的明军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满洲八旗或李闯饥民。虽然总能凑出银两喂饱山海关的那些关宁军，却无法将更多资源交到孙传庭、左良玉和洪承畴手里。他们在最后关头的结局和选择，就由最现实的问题被定下基调。后来让无数文人骚客呻吟的甲申年变局，也因西班牙宫廷的一个决策而成为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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