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家裡大人聊天，聊到了“國粹”京劇，也聽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今天就來寫一下民國時期的京角南下風氣。
受到了很多電影、電視劇的影響，大家可能都會產生一個刻板想法，那就是京劇的中心就是在北京，去了別的地方不行。但是實際上在民國時期，富庶魔幻的大上海也逐漸成為了京劇的另一箇中心。今日一文，我就想和各位一起來看一下民國時期京劇在上海的風靡風氣，感受民國時期京劇遭受的歷史劇變。
一、吸金致富大上海
說實話，京劇演員也是逐利的，他們類似於我們現在的影視明星，需要不斷地走穴、演出，然後才能掙到錢以維持自己的生活。現在大明星的演唱會，往往都會集中於北京、上海、成都、重慶等大城市，這便是因為這些地方吸金更加容易，民國時代的京劇演員也是如此。
因為上海極早開埠通商，因此經濟繁華，進而形成了一大批富人階層。在上海演出一場的收入要遠遠高於在北京演出一場的收入，因此當時的京劇演員多喜歡到上海灘演出。這種風氣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清王朝滅亡，曾經有錢有閒的八旗子弟日益衰頹，財力不復，不能負擔曾經的奢侈生活；一方面是因為上海經濟繁榮，很多上層人物追求更好的文化生活，因此將目光轉移到了京劇之上。
最早到上海灘演出的就是孫菊仙和譚鑫培兩位京劇演員了，這兩位京劇演員曾經是給慈禧太后唱過戲的，憑藉著其自身功底過硬以及名聲在外，這兩位京劇演員在大上海可以說是掙了個瓢滿缽滿。孫菊仙一週演出淨掙2000元銀元，譚鑫培一週演出淨掙3000銀元，而當時在北京城內，名角最高一個周不過是300銀元，由此可見大上海的吸金能力。
譚鑫培曾經多次到上海演出
因為在上海灘演出可以掙得更多，因此這一批京劇演員便有能力培養自己的班底，例如說自己的樂師、自己的配角、自己的精品服裝等，這也帶動了京劇的質量的提升，由此上海灘的吸金與京劇質量的提升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
良好的京劇演員的到來，也培養了上海觀眾欣賞京劇的個人能力，隨後京劇演員能否在大上海立足成為了衡量一個京劇演員的能力的重要表現。也因此在當時的北京戲曲界流傳了這樣一句話：
“京伶成名須在上海掛號，然後歸來，聲價十倍。”
當時在上海演出，已經成名的老角基本上月包銀都能高達數千元，足以負擔一整個戲班子的生活；新角的收入也不低，基本上在千餘元左右，養活自己綽綽有餘，而且最重要的是新角能獲得更好的晉升空間與發展前途。這句話並非虛言，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等人均是在上海演出之後，才得以身價大漲，之後才成為全國聞名的京劇演員。
梅蘭芳
我們便以風華絕代的梅蘭芳舉例，當時21歲的梅蘭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那個時候的他還是一個不太出名的新角，每月包銀便可以高到1800元。之後因為扮相柔美、技藝精湛，迅速在上海一帶引發了人們的追捧，一票難求，甚至帶出了黃牛之風，其人氣堪比現代最火的當紅小生，此時梅蘭芳的包銀已經高達每月6000元，上海人都以看過梅蘭芳的表演而吹噓與炫耀，可見當時梅蘭芳的人氣之火。
司馬遷公曾經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因為在大上海演出的收入極高，因此當時的名角爭先恐後地到上海來演出，也帶動了上海的京劇風氣。
梅蘭芳劇照
二、為偶像打榜應援的戲迷
在現在的韓國，有一種“偶像經濟”，即粉絲們購買偶像的周邊與專輯，然後幫偶像打榜，之後偶像便可以從中獲利；另外，還有很多人給偶像送價值昂貴的禮物以表示對偶像的支持。現在這一種“偶像經濟”也在中國當紅一時，捧紅了大量的流量小生，人們紛紛感慨“韓流來襲，自己落伍了”。其實按我說，這個捧角的風氣，在民國的時候已經很興了，韓國人玩的只不過是我們玩剩下的。
在1927年，當時的名角荀慧生到上海演出，當時演全本的《玉堂春》，在最後一天晚上的告別演出的時候，收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匾額、對聯、銀盃、金牌、花籃等二百多件。荀慧生在自己的《小留香館日記》中寫到：
“今日為臨別演劇之末一日，各界贈品臺旁羅列，幾不能容……末場入幕時花樓上有向予散擲五色彩條者，花雨繽紛，煞是好看；掌聲至終場不絕。”
荀慧生這一趟演出，總共獲得了包銀1.6萬元，去掉其他開支後，差不多荀慧生這一趟能夠賺五六千元。在1924年，魯迅花了1000元買了阜成門內西三條的一套四合院，這1000元是魯迅將近半年的收入。而荀慧生一堂演出，便可以賺4-5套四合院，此等吸金能力是遠遠超過現代小生的了。
而這種吸金能力，則是依靠戲迷們的贊助。
荀慧生
戲迷的贊助不止如此，戲迷們甚至還幫助這些京角去改良劇本、宣傳京劇，這就有些類似現在的粉絲為偶像去做一些小視頻、寫一些同人文來為偶像做宣傳一樣。在民國時期，有很多著名文人都參與其中並且樂此不疲，例如說齊如山與梅蘭芳、張伯駒與餘叔巖等。
在古代中國，文人是一種非常高貴的職業而戲子伶人則是非常低賤的職業，這也造成了很多文人都出仕做官而很少去寫劇本之類的，高雅生動的劇本很難見到，基本上大家都是從民間故事取材來編寫劇本。
但是進入到了民國以來，思想開放，講究一個人人平等，因此京角的地位也就這樣起來了，他們不再是戲子而變成了藝術家。這也帶動了很多文人去寫戲，最近用電子書看了《齊如山回憶錄》，裡面就講了不少齊如山幫助梅蘭芳寫戲的故事。
齊如山善於從詩詞歌賦以及佛教經典等尋找思路，編排了很多“神話劇”來取代此前的“神怪劇”，讓劇本看上去更具有神秘氣息；除此之外，齊如山還參考仕女畫等形象，設計戲服、編排舞蹈。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都離不開齊如山的努力。
通過這一批文人的努力，京劇也實現了自身的“雅化”，因此在大上海，這種京劇也頗受上流人士的愛好與追捧，這也帶動起了一種上海上流人士與京角之間的社會互動。
齊如山與梅蘭芳也是黃金搭檔
三、京角與上海大佬的互動
在上海，藏龍臥虎，最不缺的就是各種大佬了。京角想要在上海立足演出，必須要依附於這些大佬，甚至說是要去哄這些大佬開心，唯有這樣，自己才能在上海立足下去。
基本上當時所有的京角到上海演出，都要去“拜碼頭”，提前與青幫頭目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等人拉拉關係，甚至有的女演員為了自身安全，會認這些幫會頭目為義父。當時的京角拜訪這些大佬，都會帶著一些北方的特產例如說西口蘑菇、通州蜜棗、上海茉莉花茶等，並且還會主動包下場子來請大佬吃飯，表示自己對於大佬們的尊敬。
而上海灘大佬受到了這批京角的尊重，投桃報李，也會對他們進行照顧，如這批京角在上海的安全事宜、如與當地官府打交道等等。有的時候大佬也會幫忙進行宣傳，或者一次性購買上百餘張票來支持這些京角的演出，或者是直接送一些真金白銀來表達自己對於京角的支持以及對於京劇的喜好。
要想在上海立足，就必須要拜碼頭
有願意與大佬們拉關係的京角，那麼自然也有不願意與大佬們拉關係的京角。例如說著名的京劇演員餘叔巖，餘叔巖非常擅長演老生，創有餘派。但是我們觀察餘叔巖的演出經歷便可以發現，除了早期在上海的一次演出之外，餘叔岩基本上其一生的演出路徑都沒有進入過上海。這一方面是因為餘叔巖自己的身體原因，另一方面是因為餘叔巖曾經拒絕過杜月笙要求其參加杜氏祠堂堂會的原因。
在1931年，杜月笙舉辦杜氏祠堂堂會，當時正值杜月笙飛黃騰達之際，這一次堂會辦的是轟轟烈烈，張學良、吳佩孚、段祺瑞等人均送來匾額，上海灘的軍政要員也多參與其中。當時四大名旦、四大坤旦、各派老生均雲集上海為杜月笙慶祝，演出三天三夜。但是隻有一人未來，那就是餘叔巖。當時杜月笙派人跟餘叔巖曉陳利害，威逼利誘，餘叔巖就是不來。因此杜月笙便放話，餘叔巖一輩子也別想來上海演出。自此事之後到1943年餘叔巖病逝，餘叔巖真的一次都沒有來過上海演出。杜月笙的這等作風，也算得上是“戲霸”一類的人物的。
因此我們可見，即便是當時的京角有著非常高的經濟收入以及非常多的粉絲追捧，但是面對著上海灘的大佬，只能委曲求全或者是像餘叔巖一樣放棄在上海的發展機會。這也是當時的京角的悲哀啊！
因為拒絕了杜月笙，餘叔巖一輩子沒來上海演出
四、總結
因此綜上來看，在民國時代形成了一股京角南下上海發展的風氣。這股風氣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上海的經濟發達，賺錢的機會比較多，這也帶動了京角的社會地位的提高。
京角南下上海，向上京角需要與上海當地的大佬打好關係，大佬是京角們的護身符；向下京角需要與粉絲們打好關係，因為粉絲是京角們的搖錢樹。其實這樣看來，民國時代的京角經濟其實與我們現在的偶像經濟也是大同小異啊！
文：日航通鑑 圖：來自網絡與站內，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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