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2例HIV感染者被治癒:為何“艾滋病”會被稱為“性瘟疫”?


世界第2例HIV感染者被治癒:為何“艾滋病”會被稱為“性瘟疫”?


有媒體報道,英國研究團隊於3月10日發表在《柳葉刀》的論文中指出,“倫敦病人”血液內無法檢測出艾滋病病毒,成為全球第二例被“治癒”的艾滋病患者。在確認被“治癒”前,“倫敦病人”的病情被評估為“長期緩解”。事實上,世界上首個被成功治癒的艾滋病患者被稱為“柏林病人”。


要知道,從1982年7月27日,艾滋病被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開始,感染者就註定被同類詛咒。有很長一段時期也被稱為“格里德”(GRID),即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甚至,當時很多人稱呼這種病為“同性戀癌”或“同性戀瘟疫”,儘管它也頻繁地出現在其他(她)人群中。


艾滋病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特別有效的治療方法。就算權威機構發出“被治癒”的學術報告,也僅是以研究性方向進行的,還不足以證明,艾滋病是可以被治癒的。說實話,從1986年人們才發現艾滋病的感染源,也就是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從致病的的角度看,艾滋病並不致命,卻能讓感染它的人易於染上其它對免疫系統有害的併發症,其中很多疾病此前並不常見或並不嚴重,包括念珠菌病,細胞巨化病毒,單純皰疹,分枝桿菌屬,肺囊蟲屬,沙門氏菌,弓形蟲病,隱球菌病,這些疾病會導致失明,消瘦,肺炎,噁心等症狀。


坦白講,以上我們談到艾滋病,還只是針對身體的危害性。可事實上,作為艾滋病感染者,整個人都是被孤立和汙名化的。記得,1963年,厄爾文·戈夫曼在《汙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這一里程碑式的研究中解釋道,“汙名”這個詞源自希臘,其本意是用來描述一個“設計來彰顯被標記者的道德狀態中的某種不正常,不好的東西的身體標記”的體系。


這些記號被烙在身體上,或用刀刻在身上,同時宣佈並確認記號的攜帶者是一個被驅逐的人,必須避免與其進行接觸,否則會被傳染或玷汙。這一點,事實上在艾滋病感染者身上已經應驗。這導致,比起身體的疾痛,精神的孤獨感更加顯得絕望。


艾滋病在早年間,主要在三種人群中傳播:同性戀男人,海地人和靜脈注射的毒品上癮者。正因為如此,它的出現加劇現有的汙名,放大人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對同性戀的憎惡和恐懼,也加深種族主義和人們對癮君子的蔑視。


這導致,作為一種顯然具有危險性並且有可能致命的疾病的攜帶者,他(她)們被認定為一群需要為大眾安全而被隔離的人,而非一個需要關愛和照看的群體。此外,對於疾病本身的問題,汙名頻繁地與肉身的失調聯繫在一起。


一如,蘇珊·桑塔格在她1989年的著作《艾滋病及其象徵》中提到的:“汙名的產生傾向於伴隨著改變身體外貌的狀況,尤其是關於臉這一個體身份的象徵”。所以,對於艾滋病的恐懼,到對於艾滋病群體的孤立,這本身已經超越疾痛本身,而是更關乎人性的本質。


雖然醫學方面早已實證艾滋病的傳播方式(主要:性接觸、血液和母嬰)。但是,人們在面對艾滋病感染者時,依然是較為恐懼的。這導致,在很大程度上,“談艾色變”已經很普遍。所以,作為艾滋病感染者,儼然是“一個被社會遺棄的群體”。


要知道,恐懼是會傳染的。它能把潛伏的偏見轉化為某種更危險的東西。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會讓交情瞬間破碎。雖然,從理性的一面講,個體保有警覺性,這沒什麼不好。但是,從人性的微光處著手,這總是顯得不夠溫暖。


不得不承認,人類在面對“絕症瘟疫”時,是較為脆弱的。不僅身體會被逐步摧毀,就連基本的精神也會被打碎。因為,我們親眼可觸,親屬之間,在面對乙肝病毒感染者時,都顯得很警覺。雖然,從醫學視角看,根本不存在風險。


另外,並不是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因為不潔的性行為致病的。但是,普遍而言,作為群體之外的人們,在看待艾滋病感染者時,總是不免帶有道德色彩。甚至,對感染者的基本性取向也會各種揣測,這著實值得深思。


世界範圍內,人們對於性的談論,始終是一種隱諱的存在。尤其,對於同性關係更是如此。雖然,在一些國家,這些問題已經開始被直面。但是,總體上來講,依然並不樂觀。所以,也就能理解,為何“隨意做愛”會成為一種原罪。


事實上,因同性戀性行為的風險存在,它本身就代表著疾病和死亡,代表著墮落。而成為艾滋病感染者,可能最終都會認為是自己的錯,覺得自己不乾淨,同時,也意味著被拋棄和被邊緣化。這種既定的事實,在沒有找到治癒的特效藥時,應該會長期存在。


不過,就“世界第2例HIV感染者被治癒”的事情,這對於艾滋病群體,算是一種精神慰藉。畢竟,目前來看,這只是一種可能性,並非可以推廣開來。當然,既然已經是“第二例”,就說明在不遠的將來,艾滋病的困境可能會被突破。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僅能消除感染者身體上的疾痛,也能消解感染者精神上的壓力。


本來人類發展到今天,城市化已經讓人與人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離。然而,類似的“絕症瘟疫”可能更加讓這樣的格局加速分化。雖然,相關的公益機構在呼籲,不要歧視和排斥艾滋病感染者。但是,從現實的困境而言,並不樂觀。


於此,出現感染者“被治癒”的消息,自然會成為一種歷史性的曙光。畢竟,對於這種“性瘟疫”來講,除卻意味著道德性,死亡性,最可怕的就是感染者被隔離的孤獨感。而這對於一個“疾痛者”的存在,往往是一種絕望的拋棄,致命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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