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历史进程中，最有活力和魅力的是东吴统治集团，但人们常将欣赏的目光聚焦到了孙权、鲁肃、周瑜君臣身上，就连颇为自负的曹操和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生子当如孙仲谋”。诸葛亮则在隆中对中称：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其实，吴国鼎足江南奠基于孙策时代，其谋划者就是与张昭齐名的张纮。
一、鼎足江南 ，献谋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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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纮，字子纲，广陵人(今扬州市人)，汉末曾游学于京都洛阳，在太学中精心研读《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熟知中原文化，胸怀天下，不愿与当朝权贵同流合污，不应征辟，“大将军何进，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为掾，皆称疾不就。后避难江东，投奔孙策，任“正议校尉”，与张昭一起成为孙策的左右手。《吴书》曰:“纮与张昭并为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后吕布袭取徐州，因为之牧，不欲令纮与孙策从事。追举茂才，移书发遣纮。”在张纮的影响下，同郡的秦松、陈端“并与纮见待于孙策，参与谋谟。”《三国志·孙策传》:“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在二张中，张纮才华出众，声名远播，博得了孙策的高度信任。
“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孙策与张纮的这段对话，可称之为“广陵对”，可与诸葛亮与刘备之“隆中对”，沮授与袁绍之“邺城对”相媲美。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张纮是“高名播越，远近怀归”，所以孙“策数诣纮，咨以世务”，期盼得到其支持与指点。这种君臣相遇与相知的感人情景，开启了刘备与诸葛亮、孙权与鲁肃等君臣关系的先河。张纮提出鼎足江南的宏图大略，开启了汉末由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最早蓝图，后来东吴的鼎足战略都是这一蓝图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张纮可谓东吴鼎足江南最早的设计师。
二、双面间谍 迎刃有余
为了缓和和中央的关系，作为地方割据军阀的孙策，难免要和中央政府进行互通互动。于是，作为本地士卒的代表，张纮就负担起这个责任，作为孙策的主要谋主，曹操爱惜张张纮的才华，又有助于削弱孙策的势力，于是张纮就被留在了许都，而孙策也需要来自许都的情报，也就默许了张纮的做法。孙策希望，张纮不仅能够刺探情报，而且能够在关键时刻影响许都政局，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
但就在孙策打算实现“据长江”的夙愿，阴袭许昌的时候，遭遇刺客的袭击，年仅26岁离开人世。孙策死后，曹操看到有机可乘，准备大举征伐江南割据势力，遭到了张纮抵制和据理力争。
张纮认为，趁人丧期进攻，不符合古礼，而且打不赢，就真的放弃了所有以前的示好。曹操听了之后，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就让张纮返回东吴，辅佐孙权。“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曹操让张纮回归东吴政坛，主要也是想让张纮“内附”成为中央扎在东吴的钉子。这就开启了张纮双重间谍的身份，从此，张纮在魏吴双方的默契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谍战才能，成为三国绝唱。
张纮虽然在中央做官，但是这并不能尽情发挥他的才智，外加这是孙策的安排，所以孙权并不在意。张纮竭尽心智辅佐孙权，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也特别倚重张纮，称呼张昭为东部，而对于其他人，包括周瑜，都直接称呼名字。正因为如此，张纮也深得孙权的信任，在二张等文武大臣的悉心辅佐支持下，孙权不仅稳定了个人的统治地位，而且进一步巩固了孙吴在长江下游扬州六郡的统治，为进兵荆州、争夺长江中游水陆交通要冲创造了条件，于是征讨黄祖，报孙氏世仇，就成为孙权秉政后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而在西征黄祖的问题上，张昭反对，张纮支持。张纮的想法是，在中央和吴境不发生正面冲突的前提下，以全力发展江东为首要。
黄祖作为荆州牧刘表麾下将军、江夏太守，驻守夏口(今湖北武汉市境)，扼守江、汉水陆要冲。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孙权第三次亲征江夏黄祖，命张纮“居守”大本营，镇吴，全面负责后方事宜，并遥领会稽东部事务。平定江夏，剿灭黄祖，不仅告慰了孙权父兄的在天之灵，提高了孙权本人的威望，而且使孙吴的势力范围越出扬州六郡，深入荆州腹地，控制了长江中游水陆要冲，保证了下流安全，提供了迎击曹魏的战略基地，为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奠定了基础。
赤壁之战中，张纮思虑再三，作为文官，他和张昭一样，对周瑜的自大和擅权非常不满，于是选择主投降，但诸葛亮出使东吴，加上鲁肃以文官之身盛赞对抗，二张阵营在答辩中不敌落败。赤壁之战后，孙权进占荆州大部，曹操南进之势受到遏制，孙刘立足江南渐成事实，天下三分成为必然趋势。孙吴与曹魏在长江以北的合肥、庐江、潜山一线展开争夺。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以张纮为长史，亲率大军进击合肥，久攻不下，被迫撤军。
《三国志·张纮传》记载，张纮多次劝阻孙权的轻敌狂躁。孙氏家族出身行伍，孙坚、孙策父子都以“主将轻脱，自敌小寇”而英年早逝，“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张纮不仅在战机的把握上老成持重，而且在战术的运用上也可圈可点。《吴书》记载，合肥城久攻不拔，张纮进计曰:“古之围城，开其一面，以疑众心。今围之甚密，攻之又急，诚懼并命戮力。死战之寇，固难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宽之，以观其变。”议者不同。也就是孙权并未采纳张纮的意见，导致合肥战役的失利。随后第二年，孙权几次征讨合肥，都没有取得战绩，这和张纮的双料间谍身份，存在很大关系。
张纮认为，“宜且隐息师徒，广开播殖，任贤使能，务崇宽惠，顺天命以行诛，可不劳而定也”建议孙权保持既有现状，孙权不听，果然战败合肥之战后，孙权果断的调整了对外的战略与策略，一方面借荆州给刘备，树曹之敌，加强孙刘联盟，稳定西线，减轻自身的压力；另一方面将战略重心东移北上，采纳张纮的建议，“出都秣陵”。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自赤壁退还谯县(今安徽亳州市)，练兵待战，孙权也将指挥中心东移，自柴桑(江西九江)回吴(江苏苏州)。“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今江苏江宁)，十七年修石头城(今江苏南京西)，改秣陵为建业。不论是刘备劝都之，还是孙权自欲都之，定都金陵的首倡者是张纮。张纮将历史记载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建议孙权建都金陵，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学者风范，更重要的是通过迁都行动，减少了与曹魏的冲突，为将来实现吴魏的短暂联合创造了契机，这才有了将来的“大魏吴王”。
此时天下三分的大势更加明朗，东吴迫切需要建设一座既能抵御外敌，又能号令江南的新都;从局部来看，曹魏与孙刘的军事斗争，西线有刘备的牵制，中线有江夏郡的控扼要冲，惟东线的吴(江苏苏州)偏于南部，对东线的北方鞭长莫急，需要另建新都金陵。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河入江处修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犯。从此，东吴的政治策略从联刘变成了铲刘、溶刘、防刘。
三、文才出众，笔挺孙吴
张纮是东吴众多的文臣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国都洛阳太学中深造过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当时江南一大学问家。张纮还是东吴众多的文臣猛将中，受中原王朝器重，被汉室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张纮广博的学问、出众的文才和特殊的个人经历，使他成为联系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桥梁与纽带，张纮也不负众望，在北方朝堂之上大力宣传江南英雄与江南文化，努力为东吴筑造文化长城。
《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曰:“纮至，与在朝公卿及知旧述策(孙策)材略绝异，平定三郡，风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诚，乃心王室......”正因为张纮不仅熟知中原文化，且心系东吴，所以孙策、孙权时代“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纮草创撰作，《三国志·张纮传》记载，“纮著诗赋铭诔十余篇”，但目前保存下来的张纮文章并不多，比较完整的有两篇：一是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称帝，引起一片讨伐之声，《吴录》记载孙策使张纮为书，张纮代孙策起草了一封千言长信，讲了九条不可僭号的理由，文采飞扬，说理透彻，雄辩滔滔。这篇大气磅礴的长文，不仅让孙策崭露头角，让各路军阀刮目相看；也让张纮一鸣惊人，声名远播。“臣松之以为张昭虽名重，然不如纮之文也，此书必纮所作。”
张纮临终前留给儿子张靖的短牋，主要谈君臣关系，重点讲君主的求贤纳谏，从善如流，“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这篇文章类似诸葛亮的《出师表》，表白了张纮以儒家为核心的思想实质，同时又对孙权颇多希冀，故“权省书流涕”。另外，张纮还把孙坚、孙策父子的创业艰难和卓绝成就写成颂文，也得到了孙权的称赞。除了大力宣传孙氏父子外，张纮还对孙吴的杰出人才大加揄扬。虞翻是东吴一位著名学者，对这样一位颇具真才实学的学问家，张纮抓住机会进行宣传。《三国志·虞翻传》云:“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彫摩益光，不足以损。”张纮就是这样以自己沟通南北文化的特殊身份，不遗余力的宣传南方英才，笔挺孙吴，功不可没，这也为他的间谍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终其一生，孙权虽然对他产生过怀疑，但始终没有像张昭那样，发生过激烈冲突。
张纮享年六十岁，孙权听到他的死讯，不禁为之落泪。作为一名双面间谍，在吴魏两国政坛迎刃有余，三国志中，再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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