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通州區的張家灣，有著一處琉球人墓園，根據學者考證，這裡前後共埋葬過14位琉球人，出身在碧海藍天的群島，卻最終歸葬於水深土厚的幽燕大地，這群遠離故土的琉球人多是來華使者或者留學生。其中最早安葬在此的，名叫蔡宏訓（漢名），他被琉球國派到國子監研讀漢學，雍正二年（1724年），因病而逝，皇帝下賜300兩撫卹，並在張家灣為其修墓。能夠得到皇上的親自過問，是因為蔡宏訓的琉球“官生”身份。
公費的官生與久米村閩人三十六姓
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遣使招諭琉球，同年十二月，琉球中山王派遣使團赴京，自此，中琉間五百多年的藩屬關係正式建立。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感於琉球“修職勤且最恭順”，特別提出琉球中山王、山南王可以派遣貴族子弟進入國子監留學，學成後歸國，由此開始了持續明清五百年的琉球官生派遣制度，這一期間琉球共派遣官生２６批，人數約９６名。
在明朝時期的官生，均就學於南京國子監，未隨永樂帝遷都北京而改變。這些進入明朝最高學府國子監的留學生受到了充分禮遇，他們大多本就是王室貴胄，抑或已被委以重任，明朝給他們的待遇相當於正七品以上的外藩子弟，由此被稱“官生”。作為未來琉球國的統治精英，他們學習的內容也以儒家文化、冊封禮法為主，
官生在華學費和各項生活費用由朝廷承擔，皇帝還專門命人為其建造光哲堂和王子書房，作為他們的宿舍。於夏、冬兩季還分賜琉球官生及其從人季節性衣物、靴襪、被褥，併成為了此後定例。除了在物質上的豐厚賞賜外，官生歸國時，皇帝還派專人一路護送至閩。
在明代早期，琉球官生皆是王公貴族子弟，其後當長一段時期內，官生名額由久米村閩人三十六姓後裔所壟斷。所謂久米村閩人三十六姓，是對明朝前期一批福建移民的統稱。為了方便琉球朝貢，明朝向琉球賜予舟船和福建舟工，加上其後陸續出現的其他自由移民，漸漸出現了一個規模較大的福建移民團體，稱為“閩人三十六姓”，在那霸港附近的浮島上建立了一個自己獨立的聚居區。這個村落，最早被稱為“唐營”或“唐榮”，後來改名為“久米村”。
由於通曉漢文，熟悉中國禮儀，同時還掌握了比較先進的航海技術，在中琉朝貢交往中久米村群體就深受重用，“知書者授大夫、長史，以為貢謝之司；習海者授通事，總為指南之備”，並且職位還能夠世襲。從明代中期開始，久米村人就憑藉文教的優勢壟斷了官生的所有名額，一直到清代中期，琉球的貴族子弟也就是首裡士族才開始加入官生隊伍。明清兩代琉球共遣官生人數約96名，其中久米村人有58人。
官生名額被一個僑民群體長期壟斷，琉球國王自然內心不安，但一直沒有藉口採取行動打破久米村人的壟斷。直到嘉慶年間，從久米村出身的官生蔡世昌自發向國王進言，主張在王城首裡設立儒學，從琉球貴族子弟中選拔官生。琉球尚溫王採納了他的建議，這樣久米村子弟對官生資格的壟斷被正式打破。但此舉也激起了久米村人的反彈，他們掀起了小小的暴動，放火焚燒了蔡世昌在久米村的住宅以宣洩不滿。暴動很快平息下去，但也讓琉球王放棄了用考試選拔官生的做法。
明清琉球遣華使團久米村人擔任部分官職統計表
來源：張沁蘭，賴正維，《久米村人與明清中琉關係》，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11期
碰到了釘子的尚溫王也不敢動久米村人的蛋糕，他想出的辦法就是擴大官生名額，也就是 “副官生”的方案。所謂“副官生”就是給每位官生再配一個小夥伴，懇求中國皇帝讓這些小夥伴作為陪同也能夠進入國子監入學，這樣，在不明著要求擴大官生名額的情況下，實際入學名額就擴大到了8人。在分配上，官生和副官生名額都由久米村和首裡士族各佔一半。但這種打擦邊球的辦法根本未被清政府接受，這多次嘗試後也只落得一個“奉上諭，與例不符，遣令回國”的下場。從嘉慶十年（１８０５年）後，官生名額又恢復到了4人，由久米村和首裡士族各佔一半。
自費的勤學生
除官生外，琉球還派遣了數量眾多的自費或半自費留學生，前往中國福建和其他地區“讀書習禮”或學習生產技藝，這批留學生又被稱為勤學生，其名稱來源自《久米村系家譜》“為勤學事”。相比公費的官派留學生，琉球的自費或者半自費的勤學生群體數量更為龐大，有學者估計在超清代有超過一千名琉球勤學生來到福建，而目前根據琉球方面的家譜史料，能夠確切考證出家世姓名的勤學生就有300多名。
來源：文圓，《清代琉球赴華勤學生之研究》，碩士論文，福建師範大學， 2018年
雖然不享受正式的官方待遇，但這些勤學生也帶有半官方色彩。這些勤學生往往跟隨琉球使團前來，會受到中國政府的接待，但其拜師學藝，尋找老師的活動都屬自發，並無官方統一管理，琉球政府在行前賜予他們金銀貨物作為日後在華求學生活的資金，如果他們是隨使節團北上進京，也會被當作使者受到中國政府的賞賜，總之雖然其待遇不如官生，但也是有相當保障的。
與在最高學府國子監就讀的官生不同，勤學生求學地點集中在距離琉球較近，聯繫最為密切的福建地區，赴閩後他們會拜入當地先生門下求學，除了“讀書習禮”或“學文習禮”這些與官生類似的學習內容，勤學生還很重視對生產技藝的學習，以滿足琉球王室的需要和琉球居民的生產生活要求，勤學生學習內容包括天文曆法、風水地理、製茶制漆、番薯種植、甘蔗製糖、繪畫書法、醫學等各個方面的內容。
根據史料我們能看到他們的學習內容多與實際的生產活動密切相關，如金鏘在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八月十五日，以通事身份，隨正議大夫程鵬赴閩，學造曆法。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前往中國的琉球勤學生。松氏比屋，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年），跟隨貢使入閩赴京，學煙花火藥；毛文英，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以王舅通事身份赴京朝貢，返回時在福建學習“鳳凰橋”及“石龍頭”造法；野國，萬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年），以總管身份隨使團赴閩，學習番薯栽培之法……這些更接地氣的生產技術對琉球的影響並不小於儒家文化，比如那位松氏比屋就是將中國煙花技術引入琉球的第一人，“本國為煙花戲自此而始”。
福州琉球館，官方名稱“柔遠驛”，現位於臺江區琯后街。始建於明成化年間。勤學生入閩後的學習和生活主要在琉球館
這些勤學生的留學時長以七年為限，同時赴閩的次數並沒有限制，琉球王室會依據需求派遣勤學生多次赴閩學習所需的專業技術，一些勤學生也會依據自身需求再次請求王室赴閩讀書。康熙年間，久米村人金溥甚至有先後三次赴閩勤學的記錄。
“欲寄相思淚,不知何處流”
光緒元年（1875年），由於日本阻貢，久米村人林奕叢赴閩讀書後，琉球終止派遣子弟赴閩勤學，官生派遣制度也一併廢止。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時為國子監祭酒的王士禎曾對琉球國做出評價：“嚮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為最篤，國家待之亦為最優。”琉球國向中國的積極靠攏，其政治意圖誠如中山王尚真所言:“臣祖宗所以殷勤效貢者，實欲依中華眷顧之恩，杜他國窺伺之患。”長期以來，琉球以強大的明清為庇護，對外有威懾北鄰日本，保障自身安全的考慮；對內樹立政府威望，維持朝貢貿易這一重要經濟來源。由官生派遣和入閩勤學共同組成的琉球生赴華留學制度是宗藩體制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加強了中琉間的宗藩聯繫，而且對中國儒家思想和文化，中國先進生產力在海外的傳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明清兩朝，包括官生與勤學生在內，琉球向中國派出了數以百計的留學生，他們成為了琉球的文化精英，並通過政治或者教育的影響而改造了琉球，向琉球輸入了儒家思想，使其接受了中華文化的洗禮，從一個沒有文字的國家變成了在東亞享有美譽的“守禮之邦”，這一意識形態資源也有助於維護琉球國王的統治。另一方面，留學生帶給琉球豐富的物質生產技術，有效推動了本國生產技術的進步，使得琉球貿易樞紐的作用更加突出。
而隨著西方與日本在近代的崛起，清王朝日益處於自身難保的境地，其所維繫的宗藩體系也走向瓦解，依附於其上的琉球生赴華留學制度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終結。1879年，日本政府宣佈改“琉球藩”為“沖繩縣”，末代國王尚泰與其他王室重要成員乘坐日本東海丸號離開琉球，在東京被封為侯爵。琉球國從此滅亡。
在日本吞併琉球的滅國關頭，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很自然地使得一批琉球人流亡中，爭取其藉助清王朝的干預。但此時正是多事之秋，邊疆危機與屬國問題此起彼伏，19世紀80年代，清廷同時進行著多項艱鉅的外交活動，在西北與沙俄展開收回伊犁的談判、在朝鮮忙著鎮壓政變、在越南則要應付法軍入侵，對在華琉球人的復國運動，清廷僅能極力安撫而已。
與清朝的不作為相反，日本則步步緊逼，採取鎮壓及拉攏兩手策略。一面大肆搜捕琉球本土的反日人士，另一面又給予舊日的琉球士族種種優厚待遇，明治政府宣佈自1885年始，每年支付給部分士族1 6萬元，並將很多士族遷往日本，同化為日本貴族的一部分。為了根除琉球自有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影響，日本還大力推廣日語，實行皇民化教育，並提出“日琉同祖論”。在琉球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以末代琉球國王尚泰第四子尚順為代表的開化黨，主張投靠日本實行改革，。
最後的琉球國王尚泰
在外部高壓與內部分裂的形勢下，琉球國王尚泰也屈服於日本當局，被迫並發表告諭宣示琉球人遵循日本統治，琉球獨立運動最終瓦解。
但琉球留學生的故事卻並沒有隨著日本的入侵戛然而止，在滅國關頭，琉球王尚泰派遣其姐夫向德宏攜同蔡大鼎、林世功等人秘密前往福州，向中國求援。林世功是1865年的琉球官生，而蔡大鼎則是1848年的勤學生，他們在中國盤桓數年，為琉球奔走呼告，持續近20年。為了表達決心，並刺激清王朝對日採取實質行動，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年），林世功在總理衙門前揮劍自刎，以死殉國。清廷官員大為震動。
不過，由於清廷的消極被動、日本的處心積慮以及琉球的內部分裂，琉球復國希望徹底破滅。在林世功去世５年後，蔡大鼎也因為長期憂勞，離開人世，其長子蔡錫書最後也離開福州琉球館，返回到琉球。
琉球的在華留學生大多留在本土，或為日本鎮壓，或最終被同化。少部分流亡中國近十餘年，也未能爭取清廷復國，只能徒留遺憾。
福州琉球墓園
流連中國日久，東望海上，故國難尋，琉球詩人多有鄉愁之作，殉國的林世功曾有《江上》:“欲寄相思淚，不知何處流？”正是最後一代琉球赴華留學生的悲涼寫照。
參考文獻：
張逸舟：《明清琉球官生派遣制度之研究》，碩士論文，福建師範大學，2017年
賴正維：《清末琉球王國在華的復國運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5卷第1期
文圓：《清代琉球赴華勤學生之研究》，碩士論文，福建師範大學，2018年
張沁蘭，賴正維：《久米村人與明清中琉關係》，《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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