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所指的東北，又叫滿洲，指外東北+現代東北（內東北）。外東北是相對於遼吉黑三省的現代東北來說的，共計1百多萬平方公里，都在清末被割讓給俄國了。
她的範圍包括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烏第河與外興安嶺之間、烏蘇里江以東的地區，再算上庫頁島等近海島嶼。
這是一塊非常富饒遼闊、但卻氣候惡劣的土地。有唐以來，就被中華帝國各朝各代斷斷續續的直治或羈縻過。17世紀80年代末，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後，界立了外東北是中國領土的歸屬。
在條約簽訂幾十年以前，這片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包含外東北），都屬於俄國未探索的土地。而我國在先秦漢唐時期，卻斷斷續續有人在這片人跡罕至的區域內生活。
西漢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指霍去病驅逐匈奴後，在狼居胥山簏舉行祭祀天地的大禮，並向世人宣告，這一大片地方自此為大漢王朝所有。而瀚海則為貝加爾湖。
“封狼居胥”屬不世之功，值得每個武將用一生去追求。霍去病這次遠征，開玩笑得說，相當於在打“王者榮耀”中，不僅錘敗對手，還將敵人趕出了地圖之外，很是厲害。
元朝開始對西伯利亞遠東部分進行了直治，
"漢唐極盛有不及焉，蓋嶺北、遼陽之邊，唐所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這是指漢唐在極盛時曾羈縻所及的邊地，現在都變成了象國內一樣可以賦稅徭役的地區了。當時，元廷在西伯利亞遠東地區設立嶺北行省和遼東行省，以加強對該地區的直治。
明洪武8年時，遠見卓識的朱元璋在那裡設立由流官擔綱的奴兒干都司的長官，由各族族長分管各自的屬地。當然，朱元璋也料不到，滿清的努爾哈赤，後來就是由其中的一族而起，入關奪得大明天下。
有清時，雄才偉略的康熙帝鑑於滿清入關後，尚末真正坐定中原。對俄多次入侵外東北之挑釁，皆被康熙帝忍氣吞聲給按了下去。1684年，在做完“擒鰲拜、平三藩、收臺灣”等安內之事後，攘外緊接著便成了康熙帝國的頭等大事。
堅決斬斷沙皇俄國伸向外東北之手！
1685年，兩位對各自國家都同樣偉大的帝王巨擎，在遠東苦寒極地之上轟然相撞。雲潮洶湧、天地變色，驚得老天爺只顧看世間爭鬥的熱鬧，卻忘記了給凡間下雪。
久經戰陣、剽悍無比的2千清軍，一舉包圍了同樣久負盛名的沙皇遠征軍駐地雅克薩城。8月，清軍開始攻城，激戰中，俄將托爾布津被攻城炮火打中、中獎身亡，俄遠征軍遂改由俄將拜敦指揮，據城垣之險，死賴著不降。
8月25日，考慮到遠征軍死守雅克薩城，必待援兵解圍。於是清軍在雅克薩城的東、南、北三面掘壕相困，在西面河上，則派出強大的艦隊來回逡巡，遮斷遠征軍外援。
清軍之所以不按兵法圍三闕一，決絕封死遠征軍的生路。康熙帝的意圖很明白，不戰是無暇兼顧東北，並非不對沙俄秋後算賬。他準備一舉殲滅全部俄軍，一戰即令其趴在中華民族的跟前臣服，藉此宣示中華民族收回外東北主權的堅定決心。
一見生路斷絕，近千遠征軍不愧是“戰鬥民族”的彪悍之軍，竟死戰至66人始終不降。看到雅克薩城危如累卵，沙俄政府怕這支開疆拓土、有皇家榮譽的軍隊被全殲，遂向清廷乞降撤圍，並遣使議定邊界。清廷準其所請，遠征軍殘部在丟掉裝備後，方被允許撤往尼布楚舔息傷口。
談及簽約一事，這裡要說明一下，滿清權貴在取得國內絕對的控制權時，已搶先一步歸化於中華文化了。
1689年9月7日，雙方代表索額圖和戈洛文在條約上簽字，這個條約就是《尼布楚議界條約》。
《尼布楚條約》是中國與外國劃定邊界的第一個近代主權國家之間的條約。
此戰未能除惡務盡，如期全殲遠征軍，有儒家文化“中庸守成，與人為善”的因素在裡面，更有滿清特有“中原中心主義”的雛形，在隱隱約約地起著作用。
滿清屬域外政權，本無此中原政權獨有的特性
，但歸化中華文化後，也漸漸有了“中原中心主義”的特點，這為日後沙俄最終掠奪走外東北埋下伏筆。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簽訂這個條約的政府是大清政府，但使用的國名，卻首次落款為“中國”二字。
從文本上也可以看出，大清首席談判代表索額圖的全銜是，“中國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這表示他是中國皇帝的欽差，而非僅為大清皇帝的欽差；行使是中國的主權，而非大清的皇權。
《尼布楚條約》文本還顯示，大清首次對外自稱的是“中國”，而非“大清國”；對本方百姓稱謂是“中國人”，而非“大清子民”。
這是以國際條約的方式，首次向世界展示，大清康熙帝國將"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專稱，這顯然是滿清一族歸化中華文化最強硬的全球公示證據。
其次，還說明了來自域外的滿清權貴與大明權貴的角逐中，在取得政治軍事上的勝利後，除有“剃髮易服、投充逃人”等反漢逆流之外，基本上是順應時勢，及時向以漢文化為主流的中華文化示弱臣服。
特別有意思的是，除清朝在外東北設立黑龍江將軍和吉林將軍實行直治外，同樣從域外奪得漢政權的元朝，也對西伯利亞遠東地區進行直治，而其他源自中原的朝代對該地區的行政管轄，都不是直治，基本都是使用安撫、管束兼有的，比較寬鬆的藩籬羈縻制度。
也許是來自中原的政權，受儒家思想、中央集權制度影響更深一點，更願意秉承“中原中心主義”的思想。
這點從原來銳意進取的清初統治階層，歷經數百年的同化後，同樣表現出來類似中原政權的“重中原、輕邊地”的價值取向，也可說明中華文化同化力的厲害。
這種思想造成的結果大概是這樣的，凡是無法被中央集權制方式所統冶的，大多都不會去探索，或探索後放棄，這其中，儒家的“中庸守成”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她使長期浸淫在中國文化中的帝王產生了一種錯覺。那就是人煙荒蕪之地對統治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政令無法通達，既然政令無法貫徹，統冶成本就被推到了第一位。
於是中央集權的帝國政府，往往一改以往不計成本一統政令的統治手法。認為有些邊區即使是僅羈縻一下，也是不值得的，放棄自然是最好的選擇。歷史上，這種成例比比皆是。
有一句文化俗語，似乎能從側面體現出中國帝王的對“天下”的定義（彼時尚無國家的概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地之利，不如人和之勢，而無人，又哪來的“人和”呢？
無雲之天了無生氣，無人之地惟棄之矣。
中華帝國由於實行中央集權制度，因為要求地方政府在執行上的令行禁止，因為要求政令從上至下以一貫之，因此皇權的執政半徑，與確立了由資產階級執政的君主立憲制的大英帝國是有很大區別的。
大英帝國由其領土、自治領、殖民地、託管國，通過令殖民地政治假自立（英人控制其中央政府，委任土著控制地方政府）、經濟真自立的方式，可以雍容自如地堆砌出了3400萬平方公里的巨無霸殖民帝國。
得虧秦始皇以“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同幣制、度同衡、郡縣制”的方法，解鎖了封建王國轉制向中央集權帝國的瓶頸。否則，一個假如由儒家文化所主導的分封王國的權力，輻射半徑至多也就幾百裡，就達到其極限了。歷史上的春秋戰國，國土面積大的就不太多。
由於毫無土地先期儲備的概念，長城變成了守成思維的物化。綿亙萬里的長城將中原、帝都牢牢鎖在了帝國核心，長城以外的，無非是夷狄之邦。近的羈縻一下，遠的就不要了，反正管著也費勁。
當西方在15至17世紀，憑藉著勇敢和科學精神的航海探索一外溢，中華帝國在新國土探索儲備上就比較吃虧了；後來蒸汽機一上船，因為明朝（除朱元璋、朱棣外，朱棣有更為恐怖的高瞻遠矚）和有清一朝（除康熙、雍正外，康熙有更為優秀的大局觀）的守成後退、與世無爭，我們就更加吃虧了。
本來中華帝國沒有理由錯失成為超級帝國的機會，如果在明清的關鍵時期，多幾個朱棣、康熙一樣的世界級帝王，中華帝國早就不是現在這個面積的國土了。
但是從文化層面上說，由於儒家的“守成中庸、天地人和”在骨子裡對“人和與守成”追求的執拗，若非“守成中庸”後來的強行干預，大明永樂朝這麼高的起步，以中華之物力人智，成就超級帝國絕非酒醉囈語之談。
從技術難度上說，大明永樂朝鄭和的世界超強的“寶船”艦隊，不管是在技術裝備，還是在艦隊規模上，都遠遠甩下百餘年後最厲害的達伽馬、哥倫布、麥哲輪等西方小艦隊三條大街。然而，由於囿於“中原中心主義”的桎梏，沒有將任何一個鄭和所發現的新大陸，變成帝國真正的殖民地。
這方面，俄羅斯帝國要比我們覺醒得早，沙皇彼得大帝是一位世界級帝王，在歐洲用“文藝復興運動”解鎖了科學和藝術發展的瓶頸之際，他看到了俄國尚深陷於暗無天日的“農奴制”泥淖中步履蹣跚，就力排眾議，強力壓制利益集團，親身赴歐洲各國師習科技和藝術，為俄國打開了晉級全球列強之門。
覺醒後的俄國，其版圖象一石擊水的漣漪波紋，以科技和制度為圓心，不斷地向四周貪婪地擴散。東亞方面，沙俄之手已越過外東北之外，向外東北伸了過來；另一隻手則向中亞伸去，其中就有圖謀我外西北的意思。
“外西北”同樣也是個新詞，是相對陝甘寧青新疆五省區的“現代西北”來說的。範圍即在今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之和，共計50萬平方公里。
相對來說，中華帝國對外西北的管轄，不論是在時間、管理深度上，都要高於外東北，原因無非因氣候的不同，聚居的人數值不值得管理之差異所造成的。
東北則一直被清政府所封禁，這一點連格局外求的康熙王朝也不例外。所以，諾大的近3百萬平方公里的內東北和外東北一直沒多少人生活。
在外東北，清政府只是每年進行幾次例行性的巡邏，巡邏線至外興安嶺一帶。庫頁島更是在乾隆時期就丟失了。
直到19世紀五、六十年代，沙俄不甘康熙時期的失敗，通過《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迫使腐朽而軟弱的清廷割讓外東北，並取得了遠東最卓越的出海口，天然不凍良港——海參崴（俄名:符拉迪沃斯託克）。
於是，這片約佔中國1/10面積的土地，從法律上不再屬於中國了。
外東北丟了！！
介紹完外東北、外西北以後，再來說說新疆。
新疆為什麼會不失呢？
左宗棠曾對慈禧太后說過這麼一句話，“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以衛京師”。
這種狠話，不僅可以打動任何一屆有偉大抱負的中央集權帝國帝王之心，連奄奄一息的晚清首腦慈禧，也被這句話嚇得一楞一楞的。
她意識到“京師不保、集權烏有”對滿清王朝的萬劫不復。不過，慈禧此刻尚深陷於群臣對“塞防、海防”之爭的聒噪中舉棋未定。
左宗棠又在上奏的《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中說，以“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視西陲之成敗以為動靜。 ……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其於海防情勢言之甚明，而於邊塞情勢容有未審。”
該論以海防、塞防互為因果的觀點，一舉地駁斥了李鴻章的“海防為重論”的“況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防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敦重敦輕，必有能辨之者。”之“中原中心主義”的偏頗促俠。
此折高屋建瓴、切中肯綮，霎時理清了廟堂延爭糾纏不休的思路，一下子引爆了慈禧的理性小宇宙。當即拍板，左宗棠勝出。
在中央集權制的帝國中，取得最高首長的肯定，是排除萬難廷爭的唯一法寶。
眾臣噤若寒蟬，紛紛倒向左宗棠，振振有詞、要風得風的李鴻章悲哀的發現，自己連2路公共汽車都趕不上了。
不久，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命“速籌進兵，節節掃蕩” 。大清帝國的國防資源和洶湧澎湃的現金流（包括洋人銀行的貸款）源源不斷的向新疆的外圍蝟集。
在強大的執行力助推下，帝國的雄鷹——左宗棠，攜湘軍數戰之勇，傲然掠地起飛……。
對於東北，清政府的國策出於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一直將其視為榻側禁臠，欲確保當地民族血緣的純正，以備萬不得已時，將東北作退路使用，因此特別阻絕漢族的進入。
這種國策可真夠逆天的！
這說明滿族自入主中原數百年來，作為這個東方泱泱大國的絕對統治者，對有著恐怖人口基數的漢族，一直有一種欲訴還休的強烈自卑感。
而這份外在淺淡、內蘊濃烈的自卑感，往往是怯怯地躲在巍峨莊嚴的大清皇權背後，也深深地藏在為中華民族開疆拓土的成就感裡。
所以，這份百感交集的感覺，對於滿清權貴來說，一直有一種不可承受之重的窩心和委屈，在滄桑的大清史冊記載中，不經意間，時會流露出一番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英雄落寞、美人遲暮的幽怨。
處了幾百年，有些人為什麼還是不待見我，捂不熱麼？
東北是純潔了，但東北也荒涼了，變得更有利於俄人的滲透。由於“中原中心主義”與獨享東北“龍興之地”所導致的，滿清政府特有的，治國邏輯的錯亂，東北一直處在對本國多數民眾的封禁之中，防衛和經濟實力也都不太好。壞到連駐關外的滿人也紛紛跑進關內。
沙俄割走外東北時，如入無人之境也不奇怪了。
而清政府收復新疆後，著急忙慌的在新疆勒停“軍府制”，並建省直治，你品，你細品，這是不是中央集權制與“中原中心主義”在特殊時期左右互搏後，最終所導致的，無奈的妥協呢。
因為左雄鷹上述的那兩段宏論，揭示了在外來列強的窺視擠壓下，以“儒論”為土壤，中央集權制和“中原中心主義”在各自發育成熟後，左右自相互搏的極度困境。
當然，如果兩者必擇其一的話，對於中華帝國來說，中央集權制的勝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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