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的山脈，多給人黃土高原的蒼涼與寥遠之感，直到天水境內，山嶺才鬱鬱蔥蔥起來。麥積山是矗立在秦嶺腹地的一座孤峰，遠遠望去，如一條盤曲騰挪的巨龍，龍頭回望，惟妙惟肖。就在這樣一座挺立於蒼茫林海的孤峰絕壁上，盛納著被譽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麥積山石窟。
麥積山
公元405年，渭水之濱，十六國後秦都城長安，一派太平之世景象。這個國家的皇帝姚興非常熱衷佛教，頗費心機的留鳩摩羅什在長安傳佛，皇帝喜歡，王公大臣們自然也就趨之若鶩，一時間佛法盛行，各地開始了興建寺廟宮殿，佛塔高聳、僧人云集，梵音聲聲。朝廷還史無前例地對僧人進行了有組織的管理，這個時候的長安城成為了北方佛教的中心。
在這個階段，一大批德行高尚，智慧超群的僧侶來到了中原，受到很多皇族名人的推崇。詩人謝靈運、陶淵明等都經常談佛說法。姚興漸漸產生了要在後秦的土地上建造一座規模巨大的石窟的念頭。皇帝姚興與鳩摩羅什的目光最終聚焦到歷史文化悠久的秦州，選擇了莊嚴秀麗的麥積山作為一方淨土。建造從距今一千多年前起，皇帝姚興的佛陀世界便在伐木開道、摶土和泥、開窟造像等艱辛創造中逐漸成型，一座技藝精湛、規模宏大的石窟雕塑藝術群落深藏於秦嶺腹地。
麥積山
自此，以佛教故事和佛教題材為主要內容的雕塑藝術，便通過一代代的建造者在麥積山的石崖上前赴後繼，構築著他們心中的理想國度。古人曾稱讚：“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窟。碎自人力，疑是神功。”古代工匠們攀爬於石崖之上，好似行進於到達彼岸之路，鑿擊聲伴隨著誦經聲，常年合響在秦嶺腹地。關於建造者的故事，流傳下來的已經不多。杯度和尚是其中的一個，《高僧傳》記有：“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名”。他是有記載修築麥積山最早的僧人。
杯度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僧侶，足跡遍及祖國南北，留下許多玄之又玄的動人故事。活脫脫一位濟公似的人物，傳說他一身僧衣不知穿了多少年，表面一條條、一塊塊碎布走起路來隨風飄蕩，幾乎達到衣不遮體的程度，可他從來不換衣服。說起話來也顛三倒四、喜怒無常。更讓人不解的是這位神奇高僧，一不收徒、二不講經，飲食上喝酒吃肉，毫無佛門戒律。至於為人送子、送人萬貫錢財、治病救人、讓死魚復生等傳奇眾多。這位神奇的和尚在麥積山建造石窟之後便銷聲匿跡，至於是附身於崖壁上的佛陀，還是坐化與老寺中的禪房，我們不得而知。只有望而生畏的棧道，以及法相莊嚴的塑像，記錄著麥積山的石窟的過往，留給後人去體會。
千年時光，麥積山如同一本厚重的書簡，記錄了石窟的建造歷程，如同時空長廊，細數十二朝塑像的藝術特徵。後秦的剽悍雄健，兩魏的秀骨清逸，北周的珠圓玉潤，唐代的豐滿雍容，宋代的纖巧秀麗……不同時間的僧俗帶來了各自的審美與信仰，不同的佛教徒又詮釋著各自的精神世界，官家的宣揚與佛法的盛行使幽靜的麥積山熱鬧起來。南宋永初年間，高僧曇弘禪居麥積山，不久名僧玄高繼至，二人共住寺院，收僧侶學徒300餘人。西魏時，魏文帝原配皇后乙弗氏在這裡死後，“鑿麥積崖為龕而葬。”。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都曾不斷開鑿或重修，於是，麥積山石窟既傳承有序又脈絡分明。各時代藝術風格不是截然分開而不斷髮展演化，在演變的過程中，前代醞釀著後代風格的形成，西魏晚期可能已初見隋唐萌芽，也可能隋代塑造還在沿用北周的手法。在這種審美的變化與技藝的更新中，雄健的作風逐漸變得更加細緻、婉麗而多姿。在藝術表現形勢上，漸次有了新的本土化的因素融入。菩薩逐漸多了華夏民族的裝束，佛陀也流露出了漢人的神韻，這種強烈地體現出撼動人心的中國化、民族化、人格化、世俗化的傾向，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特點，形成了麥積山石窟獨有的風格。
千佛閣
麥積山的神秘，不僅在於附著與塑像壁畫後面的佛教傳說，也有地形地貌形成的民間傳奇，也有塵世兒女的愛情故事。
自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後，柔然便成為兩國在北方最強勁的敵人。為討好柔然，西魏不得不學習漢朝，與柔然和親。然而，西魏和親，要求皇帝廢掉原配乙弗氏。後來又逼元寶炬下令乙弗自盡。《北史·后妃傳》記載：“(乙弗)神軀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生。”次子武都王元戊將母親埋骨麥積山的石窟之中，又依照母親的形象塑成了塑像，於是乙弗氏便長久地駐留在了麥積山佛陀世界中。
麥積山建窟初期的造像，從一開始就把外來的佛教藝術加以改造，兼收幷蓄，篩選提煉。工匠們從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感受出發，運用本民族傳統的藝術手法，在佛教藝術上直接或者間接地表現生活，特別是揉進了許多天水當地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與中國本土道家、儒家文化元素，賦予給這些雕塑形象以人的性格和情感，表現得活潑和富有生氣。在工匠們的心目中，眾多的神本來就是具有豐富情感的人。有了這樣的藝術思想，因而他們所創作的作品就充滿了世俗的人情味，具有了藝術美和更強烈的民族生活氣息，當然也就有了更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如同在牛兒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名金剛踩在一頭朝西南臥倒的小牛犢身上的塑像。距麥積山以西六十里外的臥牛山，據說是一隻大母牛化形，她是常常在麥積山覓食牛犢兒的母親。四月八廟會那天，如織人潮的喧囂聲驚動了臥牛山的大母牛，大母牛怕傷到自己的孩子，便朝麥積山大力地吼叫。牛兒堂裡的牛犢聽到母親的呼喚，起來要走，但牛犢一動，牛兒堂立馬牆體崩塌，整個麥積山體晃動起來。佛祖急令金剛武士制服牛犢，一名金剛蹬上牛背，用力一踏，牛犢就再也起不來了，從此金剛永遠站在了牛犢背上。天水有歌謠說：臥牛山，麥積山，兩山雖遠山對山；大牛臥到臥牛山，神牛還在麥積山。
牛兒堂的傳說已經完全脫離了佛教故事的範疇，成了隴上農耕文明下的一個民俗故事。在這裡，佛的法力無邊彷彿沿著老牛護犢的一聲聲哀叫慢慢淡化起來，悠悠講述著麥積山周邊農人對生活的其他寄寓。
牛兒堂
中國文化是一個重世俗的體系。天人合一也好，知行合一也罷，最終都合到世俗世界裡了。佛教到了中國，慢慢就中國化了。別的不說，就麥積山的得名，因為山形像農民堆的麥草堆，於是堆放麥草的草堆，就成了佛教聖地的命名。世俗性從來都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中華文化幾千年延續不斷，且不斷髮展，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世俗性的作用。麥積山石窟也是，佛自世俗人間來，又回到了世俗人間。王仁裕在《玉堂閒話》中說:“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崗巒，麥積處其半，崛起一塊石，高百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積麥之狀，故有此名。”
南北朝文學家、詩人庾信途徑秦州，大都督李允信當時恰好在麥積山為其亡父造七佛龕，機緣巧合，李允信便請庾信寫下了千古著名的《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二百年後，唐代大詩人杜甫寓居秦州，寫下了《山寺》。也是唐朝，官及翰林學士、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的天水詩人王仁裕讚美這方佛國《題麥積山天堂》。
佛教藝術如同麥積山的雨雪，落入世俗的麥草堆，沾染了煙火氣，也沾染了筆墨氣。於是乎，文人騷客紛紛慕名而至。或攀高詠歎，或登臨吟嘯；或揮毫作記，或刻石勒銘，留下不少經典詩詞，絕妙文章。
歷史的車輪到了近代，因戰亂頻頻，民不聊生，麥積山被世人所遺忘。山路逐漸被草木掩蓋，棧道被風雨枯朽，佛國世容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直到1941年，一位學者在古紙堆中發現了麥積山石窟的記載。他便是有“現代隴上文宗”之稱的馮國瑞。馮國瑞此時已卸官歸鄉，將精力投入到潛心研究地方文獻的工作中。通過翻閱史料，他萌發了勘察麥積山石窟的想法，但那時的麥積山林木茂密，野獸橫行，人跡罕至，佛似乎關閉了俗人瞻仰供養的大門。
經過多次準備，馮國瑞終於開始進山實地考察。他沿著穎川河向東，入大峽門，過賈家河，於亂石間閃跳騰挪，尋路而行。山間松柏叢生，時有鳥鳴獸音，瀑布從高處奔瀉而下，形成一處處溪流灘澤。經過艱難的跋涉，馮國瑞終於看到叢林中的麥積山。平地突兀而起，南向之壁如刀劈斧削，密如蜂巢的石窟即鑿於峭壁之上。
佛的目光穿過初夏濃密的樹葉，在人間的上空低垂。麥積山的大佛見過無數文人墨客的目光，那些目光無不獵奇觀光，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現在，佛的目光和馮國瑞的目光相遇，這或許是他們的因緣，山腳下這位“發願世尊前，誓顯北朝窟”的學者知道，自己期待很久的時刻到來了，此生最重要的一件事，終於可以著手了。
馮國瑞發現了麥積山石窟，他憑著知識分子對故鄉文物特有的尊重與熱愛，攀危巖，探幽洞，深入石窟腹地勘察。山中所見讓他喜極而泣，他觀賞造像、壁畫，分抄諸刻，還應寺僧之請榜書“瑞應寺”匾額。字跡典雅端莊，中正平和，現在仍然懸掛在山下古寺門楣之上。
麥積山石窟塑像
馮國瑞此行，是麥積山石窟開鑿1500多年來首次由專業知識分子對石窟文物進行的科學考察。馮國瑞僅用兩月時間便編成了《麥積山石窟志》，由隴南叢書編印社1941年草紙石印300本。這是關於麥積山石窟的第一本專著。書中說：“西人盛讚希臘巴比倫之石質建築物，以為‘石類的生命之花’，環視宇內，麥積山石窟確為中國今日之巴登農。”
麥積山壁畫
如果說常書鴻是敦煌莫高窟的守護神，那麼馮國瑞便是麥積山石窟的掌燈人。他推開了深藏秦嶺深處的佛陀世界的大門，揭開了中國四大石窟之一麥積山石窟的神秘面紗。高擎起一盞油燈，拂去佛陀衣衫上久積的灰塵，虔誠點燃一炷久違的香燭。於是，麥積山石窟便如同一顆璀璨明珠，發出佛光萬千，普照著這片曾經普照過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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