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傅斯年与胡适、胡适之子胡祖望在北平合影。图片来源：网络）
摘要：胡适任北大教授，26周岁还差3个月，典型的“小鲜肉”。“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傅斯年暗地里做了他的保护人。
“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广义“五四”从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
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动员，陈独秀接受北大文科学长之聘，将《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随即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此时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骁将。
这一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朱家骅任北大教授，还不认识傅斯年，就已知他的大名，曾在北大预科给傅授课的沈尹默教授告诉朱：“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北大第一个新文化学生社团“新潮社”、第一份“学生之自动刊物”《新潮》，就是傅斯年带领罗家伦、汪敬熙、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毛子水等，共21名志同道合伙伴创立的，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其中一半直接受教于胡适。
1918年10月13日，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新潮》“三个元素”的定位：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
师长们热情援手《新潮》：经陈独秀报请蔡元培批准，每月向北大领取四百大洋作为基金；蔡元培亲笔题写刊名“新潮”；胡适担任学术顾问；李大钊拨图书馆一个房间作为办刊场所；庶务主任李辛白帮助印刷发行；北大教授们或提供稿件，或指导办刊。
陈独秀对傅斯年的办刊动机和信任有个转变过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傅办《新潮》缺银子，委托住他隔壁寝室的徐彦之出面向老陈求助。老陈第一反应竟然怀疑傅是否想与《新青年》作对？是否对方阵营派来潜伏的“细作”？（“细作”一说见周作人《每周评论（上）》）
为什么有这样哭笑不得的误会呢？原来傅斯年才华横溢，国学功底极深厚，11岁时即已读完《十三经》。对《诗经》《尚书》《礼记》《史记》《昭明文选》和先秦诸子等典籍，以及《三都赋》《两京赋》之类冗长而不为人所喜的辞赋，可以背诵如流（伍俶《忆孟真》）。
他入北大之前已读书破万卷。我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位于聊城杨氏宅院内，总计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因为和杨家有亲戚关系，傅从小就在海源阁博览群书。
入北大之后，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有“黄门侍郎”之称，深受国粹派教授们器重。周作人说：“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按：1918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辑《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让傅斯年突然转变。
新派教授们同样器重他，胡适多次公开承认傅斯年的国学水准超过自己，称赞傅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
幸亏蔡元培和胡适鼎力支持傅斯年，周作人也为他说了好话。陈独秀虽有疑心，很快释然，转而力挺，表态“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黄侃希望傅斯年传承章太炎的道统，奈何小傅决非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而是越来越受胡适的治学思想吸引，紧贴时代躁动的脉搏，冲在社会变革的前沿。最终“背叛”师门，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和科学，反戈批驳旧文化、旧道德、旧堡垒。
黄侃等对极受器重的傅斯年“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罗家伦举例证明，1931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按：黄侃字）马上要辞职。”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一稿两投的《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趁热回国。9月10日，抵达北京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周岁还差3个月，典型的“小鲜肉”。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大家担任。胡适之前的授课教授是陈汉章，从伏羲开讲，两个学期才讲到商朝。胡适初出茅庐，就先声夺人，在学术重镇与章门分庭抗礼。
他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重新编写讲义，抛开“三皇五帝”，把五千年历史“截断众流”去一半。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听讲者大为惊骇，认为胡适是大逆不道的“造反”，不配上讲台。何况胡适年纪轻轻做教授，“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激进学生开始折腾赶走这位“胡说”教授。
关键之际，顾颉刚建议同住西斋四号学生宿舍的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名气极响，被美誉为“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同班同学伍俶受到他“若理不理”的冷落，虽然抱怨他“不可一世的神情，有点吃不消”，但“已经发觉他的学问文章，在（北大）一般教员之上，不可轻视。”
傅“童鞋”听了胡适几天课后，感觉不错，告诉小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北大哲学系，傅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与傅先是好友、后来翻脸的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适晚年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深情地回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他对一些北大学生极为赏识，认为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
毛子水回忆，当时在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
何止一般教员，北大名教授也敢单挑。马叙伦写了一部《庄子札记》，在校生傅斯年俨然一个“学术警察”、“校纪监理”，评头论足“泛览一周，始觉失望”。批评马教授抄录成说，要么“不附以解正”；要么“所解证者，并不见具何条理，有何发明”；要么“据以驳某说之根据，亦取资于他人”。甚至举例揭露涉嫌学术不端，“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
他的笔锋尖锐，咄咄逼人，却让人难以反驳。大学生有如此学术实力、学术勇气，公开质疑本校名教授的学术著作，才学不让于师辈，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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