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學說曾在13世紀初，也就是日本的鎌倉幕府時代便已傳入日本，但起初卻並未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直至400年之後的江戶幕府時期，朱子學說彷彿如甦醒的精神巨獸聲名大噪。在鎌倉幕府到江戶幕府長達幾百年的蟄伏時間中，朱子學說一直是依附在佛教之下。直到室町幕府末期，社會制度進行了巨大的變革，才給予了日本思想家藤原惺窩將朱子學說在日本發揚光大的機會。那麼我們不禁疑問，是怎樣的社會革新改變了這一思想流派在日本的命運呢？
一、異國他鄉的中國哲學思想：朱子學說在日本的新內涵
江戶時期的朱子學說，表面上仍然是宋朝傳統的理學思想，但其內涵已經與只追求“道”的朱子學說有些出入。仔細翻閱一些江戶時期的朱子學說的傳播史料，不難發現，與正統的中國朱子學說不同，日本的朱子學說已然成為了庶民的倫理學說。
日本的朱子學說曾在17、 18世紀受到崎門儒者的重新建構，他們將“敬”這一“心的主宰性”做根本性的改頭換面，換句話來說，就是對於“敬”這一形而上學的表達進行重新的構建，最終形成了江戶時代朱子學說的根基。
“敬”是“主宰性的心的自我把持”的功夫，崎門儒者將其作為朱子學說的根基。絅齋對於朱熹的《敬齋箴》的意義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毋庸贅言，所謂敬者，離開日用孝弟，無從談起。萬事唯敬，……不參雜餘事。不掏日用如何，克已也罷，窮理也罷，此果心法一米之心法。亦可依此對克已、窮理者做出評議，諸如評議齊家、事親、治國者。此道一以貫之，克已是敬，究理是敬，治家治國者無非是敬，至極處，不雜餘事。日用全備，一生處己之旨，盡在《敬齋箴》矣。”，簡單而言，這段話就是在說明“萬事唯敬”。
除了崎門儒者對於朱子學說的解讀，江戶時期的朱子學說還有很多其他的學派，例如林家官學朱子學、暗齋學、益軒學、素行學等等。對於其中的大部分學派來說，都具有兩種特色。其一便是對於“敬”的追求，主張追求著對於學問鍥而不捨，任何的問題。思想行為都被歸結於“心的主宰性”，圍繞自我主體確立的衝擊性極大的影響了當時的日本民眾；其二便是，大部分的學派都將朱子學結合神道特色，讓朱子學說變成符合日本神道的理論工具。
這種多樣性、多維度的學派紛爭，與正統的中國朱子學的高貴思想不同，不存在唯一性，因此為了確認不同的學派的地位，這種學術上的爭論轉向日本的群眾，加上第8代將軍德川吉宗的一系列政策，直接鼓勵士農工商所有的群眾自由學習，日本民間也自發的組織有關於朱子學說的學習，間接的令到日本群眾的教養提高，但是另一方面，類似中國唯一論的朱子學說幾乎不可能在日本重現。
二、江戶時代的政治變革為朱子學說興盛提供了社會環境
前文提到，朱子學說在鎌倉幕府初期就已經傳入日本，但是真正確認其統治的地位是在江戶幕府時代，這在不同時期得到不同的發展結果，是與當時的日本的政治制度有著相當大的關聯。
鎌倉幕府以來，日本政治制度進入了幕府武士文化的特色。需要注意的是，這一特色最為突出的便是，幕府武士文化並非推翻或取代日本朝廷所形成的，而是依靠自己的勢力得到日本朝廷的認可，並且建立起在日本朝廷之外的政權。
將朱子學說在日本發揚光大的藤原惺窩
幕府武士文化剛剛形成的初期，鎌倉時代下的朝廷、公家、大寺社為中心的日本皇室體系的力量還是相當強大，並非是有鎌倉幕府完全說了算，因此這一時期我們可以認為是幕府武士文化和日本皇室體系的二元治。
但是這種二元治並沒有維持多久，在1221年的“承久之亂”發生後，這種平衡被打破，政治、經濟、軍事等等的領域的優勢已經逐漸傾向於幕府武士文化，這一傾向，在室町幕府時期，已經完全是幕府武士文化佔據絕對的優勢，日本皇室體系已經徹底的成為了傀儡。
17世紀初成立的德川幕府，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發展，完全確定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從第4代的德川家綱開始，江戶幕府時代進入了文治主義統治，這一統治相較前面三代統治而言，更加寬鬆，緩解了日本朝廷、大名、浪人等等的高壓政策，開始注重在制度、禮儀、文化等方面進行發展。
這一舉動令到日本的經濟文化越發繁榮，商業經濟發展迅速，形成了新的以商人的經濟財力為背景的新階層。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各個階層之間的聯繫變得更為頻繁，為朱子學說的傳播奠定了一定的客觀條件。
在這種新的統治體系下，日本的朱子學說得以在工農士商中得以傳播開來，整體的社會文化偏向於自由，多樣性與庶民化逐漸成為了這一時期朱子學說的顯著特點之一，並且伴隨這一富有彈性的文治統治，朱子學說的興盛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朱子著作殘本
三、朱子學說適應了江戶時代的社會需求
伴隨著江戶時期的特殊政治制度，日本的朱子學說所表現出的多樣性、多維度和庶民化的特色與日本長期以來的人文傳統有著一定的關聯。首先，日本並非是一個大一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而是更類似於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其次，日本這種非大一統的多元化社會，需要的思想並非是一元的、單一的、普遍的哲學理論，而是能夠適用於各個不停階層的思想理論。
朱子學說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正好適應了這種多元化的需求，從正統的中原單一的哲學思想逐漸演變成為眾多層次的行為文化，對於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文化，成為廣大群眾的教育思想，而不是單單變成士大夫的專有物。具體點來說，日本沒有科舉制，不需要中原那種唯一標準答案的考察模式，這一特色成為朱子學說可以因人而異，逐漸成為不同領域不同階層的各種解釋。另一方面，對於實際需求方面，朱子學說對於統治者或者士大夫階層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約束，但是對於廣大的群眾而言，則更偏向於純實踐的方面。
前文說過日本的朱子學說是運用在不同階層的思想行為上，因為在幕府武士文化的體系下，不存在遷移和轉業自由，又因為等級、身份和世襲等等的規定，基本上階層是固定不變的。
因此，朱子學說中的“仁”不能像在中原那種作為每個人所追求的統一而普遍的解釋，而是要將“仁”先變成前文所提到的“敬”，然後在用“敬”逐一的演變成為武士的“忠”、子女的“孝”。商人的“信”、朋友的“義”等等具體的“敬”。
朱熹像
這種在不同階層的不同思想行為具有非常明確的指導行，不在想統一而普遍的“仁”那麼抽象模糊。這種直接可以從具體的外在行為原則進行判斷的特色，令到朱子學說能夠變成判斷其思想行為的一個標準。這個標準符合了德川幕府的統治需求。日本並不是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而在室町幕府時期，日本皇室體系已經變成了傀儡，德川幕府需要的便是如同中國封建王朝一樣的統治思想，以這個統治思想為基礎，成為日本名義上的皇室朝廷。
但是日本的多元化社會制度無法還原成為中國傳統封建統治下的“君為臣綱”、“皇權神授”的統治思想，這並非是德川幕府所假想的。不過，前文說過日本的商品經濟越發的繁榮，相對的，武士的消費也在日益提高，作為幕府武士文化的統治者，在武士的相關消費上也越來越多，幕府的財政逐漸匱乏，無法再像引入朱子學說那樣在各地大肆修建相關的學習機構，只能暫時的任由朱子學說繼續傳播。
四、結論
朱子學說能夠在日本江戶時代興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治統治需求，但是統治者並沒有客觀的比較日本與中國的區別，其在江戶時期宣揚的朱子學說盡管作為當時元明清的統治思想，但是因為階層的固化、日本多元化的階層以及日本儒者對於“敬”的解讀，重現所構建的朱子學說等等的相關影響之下，並沒有辦法能夠出現像中原地區一樣的大一統的封建制度。
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
因為有統治者在一開始推波助瀾，成功的令朱子學說襲捲日本社會。這一時期的朱子學說的傳播已經深入人心，並且成為了不同階層的思想行為的判斷標準，這種根本的原因，才是朱子學說能夠在400年後的江戶時代興起，並且一直存活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不管朱子學說的重新構建是否還符合正統的中原朝廷的儒家思想，但不可否認的是，朱子學說的引入，的的確確令到江戶時代的日本群眾整體的教養、自我修行的風氣提高，並且這種影響還在延續至今。
參考文獻：
王守華、卞崇道：《日本哲學史教程》，山東大學出版社。
王旖玫：《淺論朱子學在江戶時期的傳播與發展》，才智期刊
王中田：《江戶時代日本儒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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