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明末辽东经略，他是明朝末年少数几个洞悉辽事的将领之一。

明朝末年，辽东战端迭起，熊廷弼因其能力出众，临危受命，三至辽边，每至则必有建树，是明末不可多得的御边良帅。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良帅，却在天启五年被宦官魏忠贤以广宁之败所杀害，一代名将，传首九边，株连杨、左，其影响可谓深远。

因此世人就很自然的认为熊廷弼是死于阉党之手，明清诸史以及近代所编教材均沿此说。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吗？

熊廷弼三任辽东经略的前情回顾

隆庆三年，熊廷弼出生于江夏修贤里，他从小牧牛读书，家贫罄尽，苦学立志。

万历二十五年，熊廷弼参加乡试，取得第一名。第二年，他考中进士，时年30岁，熊廷弼进士及第后被授以保定府推官，不久提升为御史。

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受命巡按辽东，他到辽东后，即雷厉风行地做了几件事。

一、当时皇帝诏命要大兴屯田。于是熊廷弼上章说，辽东有很多荒地，每年只要让规定常驻那里的八万军队中的十分之三去屯田种地，就可收获粮食130万石。神宗对此很赞同，特地下诏书褒扬他，并命令在各边境地区推广实行。

二、当时戍边的将领喜欢不时主动出击去捣毁敌人的据点、巢穴，因此往往肇启边境争端。熊廷弼上疏说，戍边应以防卫为上策，在边境修筑垣墙、建设城堡有十五大好处。神宗诏准了这一奏章，让各地实施。

三、熊廷弼在辽东数年，杜绝馈赠贿赂，他仔细查核军队实际情况，考查、审决将领官员的政绩和讼狱，治事认真而不事宽容姑息，从而使辽东边境军队的风纪大为振作。

上述几件事情都证明了他的才干，以及获取了神宗的信任。只不过熊廷弼却是个十足的暴脾气，他因为督学时曾杖死生员而遭到弹劾，因此离职归乡。

万历四十七年，接替辽东经略的杨镐在萨尔浒大败之后，熊廷弼迎来了一次人生转机，神宗皇帝与大臣们商议后，认为熊廷弼熟悉边防事务。

于是起复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并命前去宣抚、慰劳辽东军民。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替代杨镐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临危受命，他还未出京师，开原就失守了，刚出山海关，铁岭又告失守，情势十分危急。随后他处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奠那些保持节操而死去的人。

而又诛杀了贪将陈伦，上奏劾罢总兵官李如桢，由李怀信接替。

他号令严明，依法办事，仅几个月，辽东的防御守备就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巩固和加强。

但就在辽东诸事有了一定起色后，熊廷弼由于两袖清风，不喜党争，不依附于东林，因此又遭到了朝臣的攻击。并且由于他秉性刚烈，不甘屈于人下，正是因为这些性格弱点，被朝臣的纷争所利用，熊廷弼走上了被贬被杀的路。

就在辽东局面趋向稳定后，宣、昆两党重新组合为齐、楚、浙三党，三党中的姚宗文等人因熊廷弼不徇私情，群起攻之，熊被迫离开辽东，明王朝后以素不知兵的袁应泰代为经略。

天启元年，由于袁无军事能力，辽、沈相继被清兵攻破，袁应泰殉职自尽。此时京师告急，大小臣工人人自危。

就在这个时候，明王朝又想起了熊廷弼。

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明史·熊廷弼列传》

同年六月，明朝政府擢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熊延弼病重在床，但一闻君命，即慷慨出关，审时度势，提出了“三方布置策”的复辽规划：

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辽阳可复。……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一事权。《熊襄愍公集》

“三方布置策”扬水师之长，以天津、登、莱为一方，联合、发展与明朝藩属李氏朝鲜的同盟，该策以广宁为一方重镇，从而设置了后金与蒙古科尔沁等部联合的军事障碍。

并且从战略态势上完成了对后金的弧形包围圈，可谓视野开阔，谋略深远。然而“三方布置策”却遭到了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坚决反对。

究其原因，其一，正如《熊襄愍公集》中所说，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其二，王化贞任右参议时所提出的策略被熊廷弼否定，因此怀恨在心。

王化贞在其身后东林党势力的支持之下，对辽东的军事大权独揽，而熊廷弼虽有经略之职，手中却无一兵一卒。

在辽东大权独揽的王化贞狂言依靠叛将李永芳作内应，以蒙古部落虎墩兔为外援，六个月即可荡平后金。

王化贞这一策略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此时李永芳已是努尔哈赤的额附，正忠心耿耿的效忠新主；蒙古虎墩兔虽时称助兵四十万，但从未出兵，仅以此伸手要粮饷罢了。而王化贞却将希望寄托于此二者身上，无异于痴人说梦。

由于王化贞大权独揽，因此造成的局面是广宁有兵14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三方布置策有名无实，辽西防守岌岌可危。经抚不合的消息被努尔哈赤获悉后，天启二年正月，后金进攻广宁，明军全线奔溃，唯独熊廷弼率领右屯五千兵保民入关。

广宁之败次月，王化贞被捕，熊廷弼听勘。当时熊廷弼很自信，他在奏折上写道：“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朝臣周宗建、朱童蒙等七人立即上疏以身相保，科道江秉谦也疾呼：“若归罪熊廷弼，是诬之也。”

并且根据记载，当时的时论也都一致认为：

广宁之败，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延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熊廷弼为何还会被处死呢！

造成熊廷弼之死的幕后黑手

按照当时的法律，王化贞罪应当诛，而在他背后支持的东林党人张鹤鸣则干系匪浅。正如熊廷弼听勘期间所书《辨张本兵疏》中曰：

惟河西所以断送之故，虽由抚臣王化贞，而主令决战以致其七进七退玩兵速败者，张鹤鸣也；……兵马钱粮器械尽送广宁，不容关上留下，不为登、津处给窘，经略如穷人无归者，张鹤鸣也；驻扎关上调度三路有救，严勒兵将控扼山海有谕，广宁进兵方出策应，屡讨兵马下部议复皆抗违不遵百计破坏者，张鹤鸣也；……

通过上述文字，证明无论是从战略战术，还是从战备武装等诸多方面来分析广宁之败，张鹤鸣是应当和王化贞同样担负主要责任的，但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内阁压制了下去。

因为张鹤鸣虽是兵部尚书，负责指挥军事，但多受言路挟制。而言路又多由内阁决断。因此，天启初年辽东的进退张弛归根结底都必须由内阁准允。

此前，时任内阁相国的叶向高，因倚重江南余玉立财力，而熊廷弼对余痛切打击，故与叶向高有嫌隙。

所以叶向高推举出王化贞以制约熊廷弼，而叶向高又是朝臣群党之首，因而闽、浙、东林、淮、晋、秦等党派鼎力支持王化贞与熊廷弼对抗。因此，可以说是东林内阁首辅通过兵部尚书张鹤鸣直接操纵了辽东兵权转移到王化贞的手上，影响了前沿的战略防守。

从而决定了广宁之战的胜负，广宁大败，从根本上讲，内阁应负主要责任，因此内阁要想开脱责任，则须先开脱兵部尚书张鹤鸣的责任，要开脱张鹤鸣，就必须致熊廷弼于死地，成为张鹤鸣的替死鬼。

于是在天启二年四月会审，东林内阁集各党派诽熊势力之大成，有意歪曲广宁之战的军情形势。

廷弼拭扪心一思，丧师失地，同抱头鼠窜，亦安得有差乎？胡不引从前之经略观之也，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方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罪，同罚异非刑也。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亦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矣。宜用重点，以警将来。《熊襄愍公集》

一瞬间，熊廷弼成为了广宁之败的罪魁祸首，熊、王并论死，至此已成定案。

东林内阁为了转嫁广宁之败的罪责，处心积虑归咎于熊廷弼。而反观阉党魏忠贤方面，王化贞才是名副其实的东林门生，阉党理应选择负有兵败罪责的王化贞作为攻倒东林党的突破口，而不是一个与东林党毫无瓜葛的熊廷弼，后面的大兴冤狱也只是顺势而为。因此造成熊廷弼之死的幕后黑手就是东林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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