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對匈奴特性的描述可知，匈奴族人並未發展出本族文字，故屬於較原始的部落，但他們卻能憑藉語言溝通而彼此約束，這必定因為他們有相當強的向心力與團結性。
其族民自幼逐水草而遷徙，習騎射以掠食，故行動快速、彪悍善戰。戰時視情況或進或退，並不以脫逃為恥。
換言之，對匈奴而言，戰況有利時，他們就全力進攻，因此可迅速擴張戰果；戰況不利時，他們便作鳥獸散，故不易被殲滅，主要戰力經常能得以保存。
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背者亡。這正是匈奴作戰精神的最佳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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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頓立威名，取君位
“單于有太子名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冒頓自立為單于。”——《史記·匈奴列傳》
頭曼單于的所作作為，使其子冒頓懷恨在心而欲反叛自保，故研發了指揮利器——“響箭”。此後，冒頓展開了一連串的報復行動。
古代征戰由於科技能力有限，如何迅速、有效地驅動大軍行止，成為勝負的一大關鍵。冒頓研製的響箭，兼具“視、聽”雙重功能，還可以穿越敵陣，直接標示出目標，可謂功能強大、明確、有效。
其最大的功效，是在敵軍猝不及防的狀態下，立即集中全軍的長程火力，擊殺敵指揮官或重要將領，使對方在倉促之際，難以交接指揮權而癱瘓整個指揮系統，進而瓦解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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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頓在這一“神兵”問世之後，接著戮力於教育訓練。他軍令的貫徹，成為復仇成敗之重點。
冒頓的目標是自己的父親，亦即現任匈奴首領，若不能一舉功成，後果不堪設想。為了確保下屬能夠貫徹命令，冒頓先從狩獵時的鳥獸開始練習，接著以自己坐騎為目標，甚至不惜以妻子為靶，來訓練士卒，使其絕對服從。
在其手下毫不遲疑射殺父親愛馬之後，冒頓確定時機已至。他借頭曼狩獵之機予以射殺，並誅滅了一干異己勢力。
可見，冒頓單于在忍辱負重、兵器研發、教育訓練及軍令貫徹等方面皆有不凡的作為。
示弱驕敵，計滅東胡
用兵之法首在謀略，亦即詭詐，故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唯有讓敵人鬆懈防備，才能出其不意，一舉殲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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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頓單于深諳此道。東胡見匈奴大權初立、政局未穩而恃強欺凌，冒頓則採佯弱欺敵的戰略，先後以千里寶馬及寵妾與之，讓東胡誤認其懦弱可欺而不加防備。
此策略高明之處，在於冒頓所配合運用的戰術。他直接將自己懦弱的形象展現在下屬面前，而此事必定因東胡密間以及多事者之言，傳至東胡。
這種“反間”的手法，連自己人都會被矇在鼓裡，更何況是敵人。所以東胡佈下的耳目越多、層級越高，其受騙上當的程度也隨之越深。最終，冒頓等待時機成熟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擊滅了東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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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東胡，他們本想在匈奴政權轉移之初，趁火打劫、攫取利益，結果卻因驕兵心態，不知隨時保持警戒，其亡國實非偶然。
隱匿精兵，困劉邦於白登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故“避戰”與“備戰”不僅是將領應具備的觀念，更是領導者施政的重要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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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登城之戰”是漢朝與匈奴之間的一場重要戰役。此役劉邦主帥親征，北伐匈奴。但戰前未評估天氣狀況，大軍遇寒凍傷無數，兵力未戰先損。而劉邦並未警覺，一意孤行。
反觀匈奴，他們配合著天氣佯敗誘敵，引導著漢軍主力至步兵不利地形，再以騎兵剿滅。
劉邦雖為賢主，但實非賢將，他未得主力掩護，便躁進深入敵境。而漢軍步兵原本數量、質量就不及匈奴，加上主帥無能、戰略錯誤、天時地利俱失，以致被分截為二，首尾無法相應，戰力全失。
劉邦因此被圍白登城七日，所幸他及時悔悟，改變策略、賄賂冒頓寵妾；又且王黃、趙利部隊遲遲未至，引發冒頓疑心，方能幸運脫險。
經此戰役之後，漢朝調整了對匈奴的戰略——由武力攻伐轉為外交和親。
司馬遷在《史記》中特別強調了匈奴的戰馬編制，由此可以看出匈奴訓練有素、配備良好。反觀漢軍，則因連年征戰且政局初定，民生凋敝、軍力疲乏；又因步兵遠征長途跋涉，而匈奴騎兵則以逸待勞，雙方戰力懸殊，漢軍未戰已敗。
其實，此事早在劉邦大軍未發之前，就已被劉敬預知。
劉敬受命觀察敵情，除了眼見耳聽為證之外，更重視心理分析，故能判斷匈奴使用的是誘敵戰術，據此推論匈奴必有奇兵埋伏。
顯然劉敬深諳用兵之道，只可惜劉邦一心求戰。他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並未能接納劉敬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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