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比起唐、宋、元、明、清等熱門歷史，魏晉相對而言略顯冷門，是中國歷史上戰爭頻發、政權更迭不斷的分裂時期。
從廣義上定義，魏晉是指漢末到晉末的300多年，其中包括著名的三國時期以及南北朝分裂時期。追根究底，文化也正是在戰火連天、時局混亂之時得到了歷史性的變革，潛在的思想方式、人生的價值取向、事物的審美情趣以及人類的行為方式都產生了與先前朝代不同的特徵。政治的大一統也將帶來文化的趨同性，如秦始皇“焚書坑儒”，以法家為主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倡思想文化的大一統，儒學成為西漢的統治思想等。戰爭必然帶來分裂與變革，政權的瓦解、經濟的混亂、文化的崩塌，也讓一切事物歸於重整的年代。而魏晉，正是處於戰火紛飛的時期，讓原本獨霸一方的文化得到解除，呈現儒、釋、道、玄等思想並存的多元化傾向。哲學家馮友蘭發表的《論風流》中曾寫道：“是名士，必風流。”“風流”是魏晉名士的特徵“名片”，在動盪的社會背景下，文人雅士以文治天下的理念無法得到施展，難以找到出仕的道路，以借酒消愁來排遣心中的痛苦與憤懣，從而也激發了他們放浪形骸、不拘禮數等行為，形成了獨特的魏晉“風流”。阮籍作為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領軍人物，他的生活方式、行為舉止也被烙印了時代的特點，其思想方式和形態意識均有獨特的魏晉“風流”。
一、《世說新語》中魏晉名士的人格百態
南朝臨川王劉義慶編纂的《世說新語》是一部記錄魏晉名士生活的筆記，也是一部記錄魏晉風流的故事集，他無疑是魏晉時期最富盛名的一部文言小說，可以說《世說新語》是現代人窺探魏晉時期生活的最佳“紀錄片”。宗白華先生在《論與晉人的美》一文中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時代。”此書涉及人物範圍之廣，涵蓋社會各個階層，用精簡的故事介紹帝王將相、僧侶隱士的生活片段，用簡短的文字反映魏晉時期名士的精神風貌和價值追求，體現出魏晉名士的人格百態。
此時的文人雅士不再過分注重於功名利祿的追求，也沒有滿口的仁義道德，而是發乎本心地提倡自然流露的真實情感，把自由豁達視為人生的最高境界，體現追求自由、瀟灑、孤芳自賞的人格。《世說新語》中對人格的品鑑為：“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任誕》）、“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雅量》）、“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賞譽》）、“（阮）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雅量》注引《孚別傳》） ，裡面出現的“神”、“韻”、“風”等意味濃郁詞語，是用來形容人物的人格精神，寓意向往自由、探尋生命的審美情趣。
《世說新語》作為一本文言志人小說，出現的人物眾多，具有現在小說的劇本雛形，對人物的語言、外貌、價值取向等都有描寫，使人物具有唯一特質，與泛大眾的人物區別開來，形成各色鮮明的人物性格，不再是單一的臉譜化人物，展現出魏晉名士的人格百態。
1、社交禮儀——為人處世方面
魏晉名士在社交禮儀上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們為人處世方面以重情重義、注重德行為主要準則，物質生活的享受已然不再是主流，“詩與遠方”是生活的方向。將空前的人格品質放置於待人接物上，從而轉變為人格藝術。
重情重義是魏晉名士對外交流的第一個特點。《世說新語》中記載過一則故事：“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之炙而施焉。同坐嗤之。曰，“其僕也，焉施之？”榮曰：“豈有終日烤之而不知其味者乎？”而入後晉遭亂，顧榮渡江而南，每經歷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顧榮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相傳顧榮此人在洛陽赴宴的時候，上菜的僕人看到桌上的烤肉露出了想吃的神情，被顧榮發現了，就把自己桌上的那份烤肉讓給了僕人。宴會上的其他人都嘲笑顧榮，怎麼可以讓一介僕人吃烤肉呢？顧榮回答：“哪裡有天天端著烤肉卻不知道味道的人呢？”後來戰亂的時候，顧榮渡長江避險，每有危急，就有一個人時常守護在身旁，顧榮感到疑惑問其緣由，原來他便是得到烤肉的人。通過僕人的重情重義、知恩圖報來側面烘托文人雅士的高潔，以此也看出顧榮的善意待人，不因地位的不對等產生歧視。
為人處世的第二個特點是重德行。“德行第一”首先出現在《世說新語》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把注重美好的道德品行的修養作為人生準則，推己及人，強調修養自身涵養的重要性。德行所涉及的範圍廣泛，可以是對事物、對他人等方面的取捨。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世說新語》通過對李元禮德行的表述，可見當時社會對德行評判的要求極高，不僅本人要品行端正、風采卓然，在社會上也需要有一定的貢獻，李元禮在當時奉行的是儒家禮教，希望能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讓每個讀書人都能夠明辨是非，並以此作為自己立足於世、與他人交往的行為準則和責任。“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在現今社會依舊保持著不在背後議論他人長短的品德，而阮嗣宗可謂其中翹楚，晉文王曾稱讚他言語謹慎，其言辭富有哲理，未曾評論過他人的長短。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雅士在為人處世上以重情重義和重德行，作為他們立世的標準，社會上評論一個人是否有聲望和學識，首先考究的是其德行和對他人的情義，由此可以看出士人對這兩點的重視程度。
2、外貌主義至上
魏晉南北朝是出名了“以貌取人”的時期，“看殺衛玠”、“貌比潘安”等典故都出自於這個時間節點，看重外貌的特徵是與當時在士族中流傳的玄學密切關聯，雖然不至於一個人太醜，就讓他無法立足於世，但是對於外貌的看重，魏晉南北朝是無出其右的存在了。他們定義一個人外貌的美醜可以簡單概括為“身形飄逸”和 “膚白貌美”這兩個特點。其實，現今社會對外貌的審美觀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類似的。
陰柔美在魏晉名士中已然成為主流的審美，傅粉施朱、剃面薰香是男子的外貌風尚，“膚白貌美”絕不是現代女性所追求的代名詞，同樣也適用於魏晉的男子身上。在《何晏朱衣自拭》中，有描寫到何晏的相貌：“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晉時期男子以女性化的時尚為主要審美觀點，於當時所處的社會動盪、政權頻繁更迭有所關聯。科舉出仕是士族們尋求功名利祿的手段，但朝不保夕的戰爭年代，士族逐漸沒落求而不得，只能把鬱悶的心情轉為服飾上和容貌上的宣洩。
《世說新語》為了顯示大時代下對外貌之美的極致追求，甚至杜撰出一個“看殺衛玠”的故事。同時魏晉服用五石散成為風尚，長期服用五石散會出現病態的美感，保持面容的年輕態。五石散，是一種慢性毒品，長期食用五石散會讓肌膚變得滑嫩，古人誤以為容貌上的出現了年輕化的表現，是可以達到長生不老的效果。由於長時間的服毒，也讓魏晉名士體態上發生了改變，這也是外貌評價的第二重特點：體態輕盈。
魏晉名士對身材的管理以“體態輕盈”為目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者劉強在《魏晉風流十講》中說道：“魏晉美容之風的價值和意義還僅在於神形並茂，更在於神超形越。”魏晉名士對於外貌的追求不比如今選擇明星的標準低，既需要陰柔的相貌，要有形體上的飄逸之感。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潘安可以說是魏晉時期的風雲人物，“潘越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嶽遊邀，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潘安出遊有婦人不斷圍繞他，而左太沖由於相貌醜陋，得到的只是婦人們的唾沫。其實左思的相貌也並非粗陋無比，只是那時候對於美的追求有著極高的要求。
重視人的外在美是魏晉名士不爭的事實，然而在外貌主義之上的表層下，他們對於人物的品評標準依舊是士族內在的氣質和才華，內外兼修之道才是他們所追求的原則。
3、尊崇自然的玄學觀念
《世說新語》中常提到魏晉名士的一種學習理論：玄學。魏晉時期政權混亂，以儒學為尊的漢朝統治的思想，顯然在此時已經不再是主導地位。無為而治的道家學說，卻在大時代背景下演化成玄學，成為備受魏晉名士的推崇的學習思想。玄學是對大自然欣賞的體現，最大程度體現魏晉名士對大自然的尊重。《世說新語》曾寫道：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雲：“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顧愷之寥寥數語就彰顯出風景的氣韻之美；“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謝道韞的“未若柳絮因風起”更是對大自然審美的極致體驗，無為而治、寄情山水，是魏晉人士的真實感觸，對山水自然的感知也是魏晉名士的真實寫照。
魏晉名士對自然美的追求還體現在人格上，“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 當文人士子把重心放在對自然的追求上，不在拘泥於儒學知識的汲取，一旦文人士子以自然為人生信條，那麼他們對於瀟灑的個性的外放則越趨於明顯，於是就有了超脫自然、放浪形骸的自然訴求和人生境界的體驗。通達自然而風流可以說是尊崇自然玄學觀念下，魏晉名士的性格寫實。他們的精神是與自然捆綁共生，言行舉止便對應著山川河流，詮釋玄學中對自然美感的欣賞，應和著自然山水的和諧共存，成就《世說新語》中不凡的魏晉名士的超凡脫俗的氣質。
4、無為而治的從政觀念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國演義》的開篇明義就闡述的政治局勢，魏晉南北朝歷經漢代的大一統後，開始走向中國政治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最混亂的時期，長期的封建割據和接連不斷的戰爭，讓這一時期的文人士子不再如同以往一般醉心於功名，《世說新語》中的魏晉名士，開始轉變他們從政的觀念：嚴格執法、寬以處罰的無為而治。
在玄學的影響下，魏晉名士醉心自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成為統治者的矛盾點，“嚴格執法”便成了魏晉名士遵守社會既定規則的妥協，有依據的“寬以處罰”是順應內心的自然遵從。兩者看似矛盾的從政觀念，其實在歷朝歷代都會出現，只是在魏晉時期社會矛盾突出，讓看似對立面的從政觀點變得相對明顯。在經歷了三國社會的動盪不安，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能夠安身立命則是他們的渴望。而魏晉名士作為政法的執行者，本身也渴求和平與安定，也順應民心肩負重任，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出現了從政上的寬嚴交錯的局面，漢代初始的老莊哲學——無為而治的適應性則對應此時的社會環境，得以應用在朝堂之上。
魏晉時期的士族階層面臨著為政以德，還是嚴峻律法的兩重選擇，為鞏固政權必然要維護法制，但當時嚴峻的律法會壓榨在戰亂中已經瀕臨奔潰的民心，所以他們採用的是嚴格執法，在法律所允許的情況下寬以處罰。《世說新語·政事》記載：“王安期作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如同在偷盜罪下，小吏因只偷了幾條小魚，王安期則認為池塘的魚並不需要吝嗇，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免去了處罰。
動盪的社會影響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在魏晉時期的文人士子是很難達到自身所理想的政治抱負，民心所向的寬鬆處罰已經成為他們執法時，安慰百姓的一種手段，既希望百姓安居樂業，也希望在政堂上明哲保身，所以漢代初期的“無為而治”顯然也是適配於魏晉時期。
二、大時代下阮籍的兩種悖論人格
《世說新語》展現了無數鮮活的魏晉名士的形象，他們帶著時代的烙印特點。阮籍作為竹林七賢的重要人物，同時也濃縮了魏晉名士的典型特點，在書中他帶著大時代下的特點，呈現出一種帶有悖論性的雙重人格。在竹林中，他放浪形骸、狂傲不羈；在朝堂上，他為人至慎，言語拘謹。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對於阮籍而言無疑也是痛苦掙扎的，劉慶義在編纂《世說新語》時，把阮籍歸入“任誕”一類中，是基於對竹林中放誕不羈的表現，那麼阮籍的內心世界真如他所表現出的狂傲任誕嗎？其實不然，阮籍此時內心並沒有真正達到曠達和灑脫，在朝堂之上，他依舊謹小慎微，以“醉者”的形象來迷惑眾人，以此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內心的清明導致他的所作所為無疑給他最沉重的悲劇色彩。
1、悖論人格的自我救贖
魏晉時期風流之風盛行在士族之間，玄學的盛行讓文人士子的思想頗有玄風之氣，政治的高壓，讓朝堂上的官員互相猜忌殺戮，以至於任誕的風氣由此傳開。竹林七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自古以來被譽為藐視禮教、放蕩不羈的代名詞，阮籍作為其中一員，更是嗜好喝酒，傲然自視、不拘禮節、任誕的符號。任誕者，定義為：
“任達與荒誕之謂也。仁達主要指精神世界的識見曠達，率性任情，意志自由自在而回歸天性之自然；荒誕則有虛入實，著重於言語行為方面的乖戾無常，突破世俗常規而不守名教禮法。”阮籍通過對禮法的蔑視和嗜酒來實現人格的自我救贖。“越名教而任自然”、“薄湯武而非周孔”是十分貼切阮籍的，他一方面對司馬政權謹言慎行，漠不關心，一方面通過醉酒來嗤笑司馬政權所標榜的禮教，“禮豈為我輩設也？”是對其禮教的不屑，將封建禮教的道義都拋諸腦後。看似驚世駭俗的舉動，實則是對社會黑暗中，無法反抗的一種自我救贖的方式，是阮籍純真自然、不加束縛本心的體現。《世說新語》曾記載他母親去世後的舉動：“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本該在葬禮上哭喪，這是封建的禮教，然而阮籍卻反其道而行，在守喪期間吃葷腥，又飲酒，違背了禮教傳統。
《世說新語》刻畫的阮籍不僅是一個任誕者，也是一個嗜酒者。在喪期“飲酒二斗”，《勸進表》醉起而作，阮籍表面上沉醉於酒，實際他的內心清醒無比，他對這個充滿危機的朝廷認識深刻，用飲酒來抗爭黑暗，然而他飲酒太過，反而讓人記不得他抗爭的精神，“酒鬼”形象倒是深入人心。飲酒之後的他，是人格得到救贖的最好寄託。
2、悖論人格的自我毀滅
動盪的社會格局必然導致文人士子的“有苦難言”，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命喪司馬氏的政權之下，同為竹林七賢的阮籍能夠在竹林中放誕不羈下仍能保全性命，憑藉的是他至慎的為官之道。《世說新語》提及阮籍言語方面的記載甚少，“阮嗣宗至慎”算是從晉文王所言側面放映阮籍的謹言慎行。憤世嫉俗卻如此苟延殘喘便是阮籍的人格自我毀滅的一種方式。謹言慎行所帶來的自我毀滅，卻是遠離各種政治禍端的直接干擾，他明白“禍從口出”的道理，他的恣情放蕩的性情是被當權者以及文俗之人所忌諱的，若他口出狂言，必定為小人所累，丟掉自身的性命。
阮籍不能如同竹林七賢中的其他人一般心口一致，是他家世的緣故。他的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是曹操政權下的重要官員。阮籍作為世家子弟本該大有前途，可是他優越的出身並沒有提供給他更好的政治資本發，反而成為他需要依靠人格的自我毀滅來實現自保的一種拖累。阮籍處於曹爽和司馬懿兩個集團互相爭權奪勢的混亂時期，朝廷上也分為兩個派別，擺在阮籍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麼投靠曹爽，要麼成為司馬懿陣營的一份子。可阮籍對著兩個政治集團都不看好，成為中立的一員。
然而當時的朝廷官員早已站好隊，沒有人能夠長時間保持中立，又何況是阮籍這樣的名門後代，阮籍在士大夫中頗有名望，成了兩大集團眼中的“香餑餑”，但他無法選擇任何一方成為自己效力的對象。此時阮籍的內心也是痛苦的，他渴望建功立業，名流千古，可又不願為這樣的政治集團效力，成為他們籠絡的對象。他曾言道：“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現實社會的楚漢戰爭，把阮籍心中的雄心壯志蠶食殆盡，不得不屈服於現實，依靠嗜酒麻痺自身逃避現實，保全性命，以此來抗爭社會的黑暗。
三、阮籍的悖論人格的“酒與詩”對後世的影響
《世說新語》所呈現出來魏晉名士的人生百態以及阮籍的悖論人格，出身士大夫階層的阮籍，同他人不同的是，在他對黑暗的朝廷徹底失望後，不能放棄家族而放浪形骸、無拘無束，也不能讓自我內心煎熬，所以他遠離塵世，遁入竹林，構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但他所想要的逍遙在當時的社會必然是一場空想，“哪裡有人哪裡就是江湖”，因此阮籍的內心無疑是痛苦的，能夠宣洩心中悲苦的唯有詩與酒。
阮籍的兩種悖論人格所帶來的影響，最重要的是他寄情於詩酒，開創了一代詩酒文化，讓詩酒文化得以興盛。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及藥及酒的關係》就曾專門論述魏晉士人的詩和酒的關係。文人的喝酒風度和自由瀟灑的文風互相輝映。司馬氏採取殘暴的大屠殺，“名士少有全者”，阮籍通過飲酒避世，以“酣飲為常”更是與酒分不開關係，他通過飲酒來拒絕司馬昭的提親，讓司馬昭“不得言而止”。一方面他無力正面拒絕司馬集團的權力，一方面他不願自己同流合汙，只能通過酒來避禍，也是其無奈之舉。
從魏晉南北朝開始，詩酒文化越發興盛，到唐代達到了鼎盛。阮籍通過飲酒來激發自我的創作靈感，相傳司馬昭篡位之時，讓阮籍執筆寫下勸告魏帝自行退位的諫書，阮籍對此感到深惡痛絕，卻有無力改變，只好終日耽於飲酒，不理其他事物。當司馬昭命人去取文章的時候，阮籍卻喝的爛醉如泥，使者見狀大驚，急忙把阮籍喚醒索要文章。阮籍迷迷糊糊，依舊沉浸在酒鄉之中，臨場發揮藉著幾分酒意寫下了《為鄭衝勸晉王箋》，該文章一氣呵成，字正言明，由此，阮籍醉酒成文的故事一傳千里。
後世的李白“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有“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的詩句，這些後代的詩句仿效阮籍，可以看出阮籍寄情於酒，把內心世界的不滿和自我的表達，以飲酒和詩歌的方式宣洩而出，對後世文人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文人與酒的不解之緣，與阮籍有著莫大的關係。可見詩歌與酒在中國文人中佔據的重要地位。
四、總結
生不逢時的阮籍，他無法展現自我的才能，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又苦於現實所累，所以他的兩種悖論人格由此產生，逃避現實又能抒發自我真實情感，阮籍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士的典型。《世說新語》所塑造的魏晉名士，他們都有著大時代下的特點，他們與阮籍一樣崇尚逍遙灑脫，放浪形骸，展現出動盪時期士族文人的精神樣貌和鮮明形象，是這一時代特有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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