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一個死刑犯來選擇處決的方式，他會怎麼選？在以前斷頭臺無疑是最好的選項之一。事實上，斷頭臺的發明初衷就是為了創造最人道的執行方式。鐵刃轟然落下，身首瞬間分離，受刑的人幾乎不會感到痛苦。
從法國人在1792年發明斷頭臺以來，二百年間，幾乎成為歐洲唯一的合法死刑執行方式。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斷頭臺上，僅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就有超過六萬人上了斷頭臺，最出名的是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瑪麗·安東尼特。
那麼，斷頭臺如此“人道”和高效，為何早早從歷史舞臺消失了呢？要從80年前的一次公開行刑說起。
1939年6月17日凌晨，德國籍連環殺人犯歐仁·魏德曼成為最後一個被斷頭臺公開處決的人。他在法國巴黎犯有多起綁架和謀殺罪，審判後被判死刑。
歐仁·魏德曼
那天早晨，垂頭喪氣的魏德曼被帶到聖皮埃爾監獄前面的空地，那裡搭了一個斷頭臺，一大群觀眾早早等在那裡，觀眾中有未來的演藝界傳奇克里斯托弗·李，當時17歲。
圍觀魏德曼受刑的人群
魏德曼被押送到斷頭臺上，由法國首席執行官德斯福諾操作，刀刃乾淨利落的落下，完成了執行。但是，這次斷頭臺處刑卻招致了法國當局的極度失望。原因是：觀眾過於“可恥”。
被押出的魏德曼
斷頭臺執行時刻
在行刑過程中，圍觀的群眾不是莊嚴地遵守秩序，而是充斥著“吵架、歡笑和吹口哨”，有少數人試圖爬到附近的屋頂上去觀看。不守規矩的人群將執行時間延誤了很久，有人還拍攝了一部清晰的斷頭短片傳播。
處決完成後，人群一哄而上，搶著用手帕蘸上死者的血。那麼問題來了，為何用手帕蘸血？那是因為歐洲有個惡俗的傳統，認為被砍頭罪犯的血能夠治病，尤其是癲癇病的良藥。
看過魯迅小說《藥》的現代人，都會痛恨當時國人迷信“人血饅頭”的愚昧，其實西方人迷信“人血手帕”的歷史更悠久。
這幅西方油畫描繪英國人用手帕爭蘸被處決的查理一世血的一幕
本該起到“警醒和震懾作用”的公開處決，演繹成一出鬧劇，法國當局終於認識到公開處決反而“暴露了人的本性和鼓勵了不良行為”。因為觀眾“歇斯底里的行為”是如此可恥。
魏德曼被執行死刑一個禮拜之後，公開處決在法國遭到禁止——不是因為它們太恐怖，不適合觀看，而是因為人們樂意觀看，不管它們多麼恐怖。
（注：這次只是禁止公開處決，斷頭臺處刑還在監獄內部執行。直到1977年9月，一個突尼斯殺人犯在法國被處決，成為最後一個在西方世界被斷頭臺執行的人，此後斷頭臺處刑被廢止。）
西方最後的斷頭臺
從魯迅筆下的麻木中國看客，到斷頭臺前吹口哨起鬨的西方紳士，為什麼人類總對圍觀死刑樂此不疲？牛津大學博士弗朗西斯·拉爾森的《人類砍頭小史》中冷峻記錄道：
“在18和19世紀，行刑一直吸引著各種不同背景的人：男女老少，貧富貴賤，滿腹經綸的學者和目不識丁的文盲。個人反應也可能不同——有人會哈哈大笑，冷嘲熱諷，另一些人會認真地做記錄，還有人會暈倒、嘔吐或哭喊。
始終有人樂意觀看處決，樂意享受這樣的壯觀場面，人們把它們作為流行的公共事件來欣賞。在19世紀初的倫敦，可能有五千人來觀看一次絞刑，但趕來觀看一個著名重罪犯被殺的人群則可能多達四萬甚至十萬人。”
看戲一樣圍觀一個人走向死亡，展示了人性難以言喻的一面。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中有一段羅馬公開處刑的生動描述：
“斷頭機周圍，留下一片將近一百尺的空地。其餘一切地方都被男男女女的頭填滿了。許多女人把她們的小孩子扛在肩頭上，所以孩子們看得最清楚，象是一家擠滿了看客的露天大戲院。
巴布諾街和立庇得街拐角上的兩座教堂的陽臺上也擠得滿滿的。伯爵說得不錯，人生最動人的奇觀就是死。可是，雖然這一幕莊嚴的情景似乎應該令人肅靜無譁，但人群裡反而浮起一片很大的鬧聲，那是一片笑和歡呼所組成的鬧聲，顯然在人們的眼裡，這次殺人只是狂歡節的開幕典禮。”
書中，基督山伯爵冷冷的諷刺道：“人呀，你這自然的傑作，你這萬物之靈！”
高智商的脯乳動物都有恐懼的基因，統治者就是利用了人的這個特點。中國對這點的理解比西方更早更深刻。酷刑從原始社會開始就是一門學問，直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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