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文化之母。按理說，每一種文化，都應與自然有一種和諧性、親近感；但事實上只有中國傳統文化，才把“天人合一”當作其核心精神。“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統中，沒有任何系統的文化，人與自然，曾發生過像中國古代樣的親和關係。”這其中的原因，在於中華民族對自然的認知理解與其他文化都不同。
藝術是文化系統中最精緻的部分，最能體現一種文化的核心精神。繪畫於中國傳統文化即如此。林語堂說過，“繪畫殆為中國文化之花。”意即繪畫乃中國文化的代表。林氏指出，中國畫之特性最終不是超越自然，而是與自然融合。
繪畫的這種特性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其中暗含著中國人的人生觀、宇宙自然觀。因此，考察中國文化之“自然觀”，不妨以傳統文人山水畫藝術為界域。那麼，山水畫藝術中的“自然”，則有以下三重意涵。
第一重自然：天地萬物與四季輪迴
所謂自然，就是指日月星辰、高山湖泊，以及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所構成的整體，這一點是東西方所有民族文化都相同的。
我們知道，繪畫是眼睛的藝術，它是訴諸“看”的，它描摹的正是眼睛所看到的東西。由於我們仰觀俯察，視域所及，歸根結底還是自然的世界。所以真實再現我們看到的峰巒泉石花樹叢草，就成其為風景畫（山水畫）藝術。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山光水色，不同時令有不同的風物。要真實地狀寫自然，所以就有“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苕山，黃子久寫海虞山……”各有各的擅長；石濤則告誡說，“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為之。”
有意味的是，西方風景畫和中國山水畫，雖都從人物畫等其他畫科中獨立而來，屬畫科之一，但後者的重要性是前者所不能比擬的，山水畫是中國古典繪畫的代表形式。為什麼中西“風景畫”地位懸殊？因為在文人畫家看來，“山水常常是世界本質的表現。”“天地運行的道理所在，就是山水的實質之所在。”自然世界，在中國文化中國藝術中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但中國文化中的自然，大不同於西方關於自然的認識。在西方人看來，比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自然只是一個還沒有灌注生氣——無靈魂的世界；所謂自然，是各個分立的個別的物體的抽象的雜多，或統攝諸獨立個別物體的純然自在的統一。
按這種觀念，山水樹石等自然存在，都只是一些散亂、僵死無靈魂的感性自在物。中國文人畫家則不這樣看待。對他們來說，正像人有物質的身體，同時又有內在的精神世界，自然萬物也有其內涵，萬物都是“活體”、有靈性。
宗炳認為：“山水，質有而趣靈”，“山水以形媚道”，王微說“形者融靈”，石濤則把山水呈現出各種形態情狀，解為山水的“蒙養生活”，即山水有其內在品性：“靈氣”、“神”、“理”。即是說，山水樹石，都有內在稟性、品質，亦如人有個性和情趣一樣。
為什麼中國文人山水畫總是把自然圖寫得至善至美？因為文人畫家眼裡的自然是情感性的存在，自然是情感化的自然。自然的外表是美的，而且自然對人憐惜撫卹，適於人生存和發展。山水和人氣相求，心相應。“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是故，他們要藉助丹青水墨，表達對自然的愛。
第二重自然：人或人的內在精神世界
人是自然之子。但是，在西方看來，所謂自由獨立，就是人掙脫自然的束縛。人與自然是主客對立的，社會的發展意味著人與自然距離越來越遠。西方經濟學的基石——人的本性，也並不是指人的“自然屬性”——自然。毋庸置辯，西方人也承認人的身體是屬於物質性的，是一種自然；但最終來說，西方是把“理性”當作人的本質。所以，人與自然兩分，自然是自然，人是人，在西方是明確的。
而在中國文人這裡，人和自然既是“二”：人，人周圍的山川河流；又是“一”：人和山川河流都是自然存在；人有靈魂，物也有內質、品性。人與萬物之間沒有屏障或樊籬，相反，人的心靈本就是宇宙的造化，是自然的果實，就是一種“自然”。可以說，在中國文人山水畫藝術裡，有兩個（兩重）自然：外在的山水——感性世界；人——內在的精神世界。
美學宗師宗白華先生用詩化語言表述了這種認識：“藝術家稟賦的詩心，映射著天地的詩心。山川大地是宇宙詩心的影現；畫家詩人的心靈活躍，本身就是宇宙的創化，它的卷舒取捨，好似太虛片雲，寒塘雁跡，空靈而自然！”
現代山水畫大師黃賓虹說得更明白：“山水乃寫自然之性，亦寫吾人之心。”顯然，中國文人畫家們不單把山水視為自然，且把作為主體的畫者，以及畫者的思想情感，也視為一種自然了。“中國文人山水畫……是世界最心靈化的藝術，而同時是自然的本身。” “自然的本身”，既包括山水樹木，也包括性情、趣味，精神、心靈，還包括作為創造者的人。
第三重自然：山水畫的筆墨傳達，或人的創造
山水是自然，人（思想情感）也是自然，但這二者畢竟是分立的，如何統一呢？用鄭板橋畫竹來說，“眼中之竹”是外在自然，“胸中之竹”是內在自然，而“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眼中和胸中之竹的統一，要藉助“手中之竹”。
所謂“手中之竹”，既不是視網膜上物的影像，也不是寄寓於竹的某種情感，“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手中之竹”指的是筆墨運用，就是通過手的勾、皴、擦、點、染，將線條和墨塊分佈到宣紙上，形成特定的形象。“眼中之竹”和“胸中之竹”，通過“手中之竹”（筆墨）得以統一於畫面，不如說，一幅《蘭竹圖》，正是“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三者的完美交融。“對於中國畫的傳統來說，物象、心境、筆墨，三者缺一，便不足以構成具體的創作。”
如果說“物象”和“心境”都作為自然，是傳寫描摹的對象，那麼可以說，“筆墨”同樣也被當作“自然”的一部分，成了山水畫藝術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以“自然”作為運筆用墨的高要求，在畫論史上不乏其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認為，“自然者為上品之上”,這裡的“自然”指的是畫面給予觀賞者的感受，也就是說筆墨所達成的效果，或就是筆墨。
在精神自由情感蘊藉的狀態下，藉助淋漓暢快的筆墨揮灑，自然與人不再敵對和隔膜，而是相融相交，渾然天成，以至於石濤說：“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於大滌也。”
那麼，當我們回首百年來走過的道路，展望當代中國社會的未來前景時，面對諸如從文人山水畫藝術凸顯出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我們是不是應該繼承和發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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