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喊沒有這些“偉大導演”的電影上映，是“影迷的遺憾”，是“電影業的巨大損失”的人，他們流露出最明顯的男性被迫害妄想和男性集體受害意識，他們不談強暴對女性/未成年造成的傷害，他們關心的是強暴控訴對男性當事人名聲造成的傷害。
2020年2月24日，美國紐約刑事法庭判定哈維·韋恩斯坦性侵罪名成立，恐怕是最近的唯一好消息了。
據美聯社報道，由7名男性、5名女性組成的陪審團在經歷5天的審議後認定，韋恩斯坦5項指控中的兩項罪名成立，分別是2006年對前製片助理米米·黑利伊（Mimi Haleyi）的性侵犯指控（一級犯罪性行為），和2013年對女演員傑西卡·曼（Jessica Mann）的強姦指控（三級強姦罪）。
其他兩項更嚴重的掠奪式性侵罪名不成立，另外一項一級強姦指控也不成立。若這些罪名成立，韋恩斯坦最高被判終身監禁。而宣告成立的兩項罪名，韋恩斯坦將面臨最低5年、最高29年監禁，最後的量刑將在3月11日宣佈。
揭露韋恩斯坦的道路十分漫長，因其是好萊塢的金牌製作人，可以說在好萊塢是權傾一時。
據新聞網站Quartz報道，在奧斯卡的獲獎致辭當中，人們感謝韋恩斯坦的次數不亞於感謝上帝。像《低俗小說》《英國病人》《紐約黑幫》等優秀影片都是出品自其公司。
一直到2017年11月，一位匿名加拿大模特把韋恩斯坦告上法庭之後，越來越多的女性勇敢地出來發聲，指控韋恩斯坦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對自己進行性騷擾、性侵犯甚至強姦。因為韋恩斯坦強姦案涉案人數眾多，直接推動了全球Me Too（我也是）運動的發展，和抵制職場性騷擾Time’s up（時間到了）行動的發起。
就在韋恩斯坦強姦案結果出爐後不久，2月28日，第45屆法國電影凱撒獎頒獎典禮宣佈羅曼·波蘭斯基憑藉《我控訴》獲得最佳導演獎，參賽影片《燃燒女子的肖像》的主演阿黛拉·哈內爾當場憤然離席，她離開後拍手諷刺“戀童癖萬歲！戀童癖幹得好！”該片導演瑟琳·席安瑪緊隨其後。之後，其他一些電影人也退場表示憤怒。
當天，波蘭斯基和《我控訴》劇組並沒有出席頒獎典禮，因為有人指凱撒獎不該獎勵被定罪的性侵者和被通緝人士，而在法國引起很大爭議。考慮到人身安全問題，波蘭斯基已提前表示不會出席。但典禮之後巴黎發生了持續性的抗議活動。
阿黛拉（憑藉《初戀戰士》獲第40屆凱撒獎最佳女主角獎）此前就強烈譴責愷撒學院，“給波蘭斯基頒獎就是在唾棄所有的受害者，就意味著強姦女性不是件壞事。”
阿黛拉13歲時遭到過自己主演的電影《惡魔的孩子》的導演克里斯多夫·盧基亞的性侵犯，在她去年終於說出自己的遭遇後，後者成為法國電影導演工會（SRF）創立半個世紀以來第一位被除名的會員。
波拉斯基獲獎之所以引發持續性抗議，還要從上個世紀70年代的好萊塢說起——1977年，波蘭斯基在拍攝照片時，性侵了一位13歲未成年少女，犯下性騷擾女童罪。
為逃避審判，波蘭斯基在候審期間逃往巴黎，三十年沒敢再回美國，而這位被侵犯的女童因此事備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與困擾，以致於長大後希望當局撤銷此案，使自己重新開始生活。
2010年，波蘭斯基在女方的申請下脫罪，他為自己辯解：“前妻的死給我帶來了難以承受的悲痛。在這樣的時刻，有的人選擇吸毒，有的人選擇酒精，有的人出家為僧。而我，則選擇了性。”
2019年一位名叫瓦倫蒂娜·莫尼耶（Valentine Monnier）的女攝影師指控波蘭斯基曾在1975年強姦了她，波蘭斯基矢口否認曾有此事。
在波蘭斯基的影迷看來，拍出《鋼琴家》《水中刀》《冷血驚魂》《魔鬼怪嬰》等影片的波蘭斯基是一位“天才導演”，同時，身世悲慘——波蘭斯基是集中營倖存者之一，而他的前妻塔特是好萊塢諱莫如深的邪教血案“曼森家族”殺人案的受害者之一，當時他的妻子懷有8個月的身孕，昆汀的新片《好萊塢往事》的後半段就是根據此案的重新創作。
悲慘的童年，妻子受害——這些令人痛心的遭遇當然值得同情，但那並不是為波蘭斯基脫罪的藉口。而“有才華”與“犯罪”並不矛盾，況且“有才華”的導演很多，少了幾個，也不會阻止電影史的發展。
至於把“創作者與作品分開看”的言論，更不敢苟同。因為作品的嘉獎，會增加個人在電影行業的權威。而這種權力的不對等，使得權力較小的女演員、女模特、女攝影師等更可能被性侵犯。
而這些“金牌製作人”“天才導演”“偉大導演”的頭銜，不但使得好萊塢/電影業“選擇性失明”，更是給受害者的揭露和發聲增加了層層阻礙。也別再說什麼“xx拯救了電影”的廢話了，把更多的機會留給那些默默無名的年輕導演吧，Ta們才是電影的未來和希望。
自2009年9月起，一些電影人簽署請願書，呼籲釋放羅曼·波蘭斯基，請願人之一就有伍迪·艾倫。伍迪·艾倫性侵養女迪倫·法羅一案，因為證據不足（伍迪艾倫矢口否認），一直未塵埃落定。但從伍迪·艾倫娶自己的另一個養女宋宜為妻來看，他是不是個戀童癖，可以自行判斷。
那些不管波蘭斯基、伍迪·艾倫們是否“罪有應得”的人，高喊沒有這些“偉大導演”的電影上映，是“影迷的遺憾”，是“電影業的巨大損失”的人，他們流露出最明顯的男性被迫害妄想和男性集體受害意識，他們不談強暴對女性/未成年造成的傷害，他們關心的是強暴控訴對男性當事人名聲造成的傷害。
雖然社會大眾與輿論最在乎的是知道“真相”是什麼，但強暴控訴所引起的公眾反應模式，恰好顯示出強暴控訴涉及的是指控者及其指控事實的有效性、正當性、與可信度這樣一個社會建構過程。
在他們的認知架構裡，強暴與強暴控訴二者被分離，而強暴控訴又往往和“誣告”、“當時願意、事後反悔”、“報復”、“仙人跳”等現象勾連在一起。
即便波蘭斯基飽受爭議，《我控訴》從去年威尼斯電影節以來一路獲得不少電影節的嘉獎，在法國的電影票房也收穫了1200萬美元，創造了波蘭斯基的個人紀錄，更是在凱撒獎上獲得12項提名，刷新了凱撒獎記錄，最後斬獲最佳導演獎。
而從來沒有“晚節”的伍迪·艾倫，性侵養女一案似乎只是其生活的一個“汙點”，對他影響不大，畢竟新片《紐約的一個下雨天》已在去年悄然上映。
此次韋恩斯坦強姦案的宣判結果，被視為Me Too運動的一大勝利，但是我們的鬥爭還沒完！
資料參考：林芳玫《強暴與強暴控訴：從真理到真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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