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喊没有这些“伟大导演”的电影上映，是“影迷的遗憾”，是“电影业的巨大损失”的人，他们流露出最明显的男性被迫害妄想和男性集体受害意识，他们不谈强暴对女性/未成年造成的伤害，他们关心的是强暴控诉对男性当事人名声造成的伤害。
2020年2月24日，美国纽约刑事法庭判定哈维·韦恩斯坦性侵罪名成立，恐怕是最近的唯一好消息了。
据美联社报道，由7名男性、5名女性组成的陪审团在经历5天的审议后认定，韦恩斯坦5项指控中的两项罪名成立，分别是2006年对前制片助理米米·黑利伊（Mimi Haleyi）的性侵犯指控（一级犯罪性行为），和2013年对女演员杰西卡·曼（Jessica Mann）的强奸指控（三级强奸罪）。
其他两项更严重的掠夺式性侵罪名不成立，另外一项一级强奸指控也不成立。若这些罪名成立，韦恩斯坦最高被判终身监禁。而宣告成立的两项罪名，韦恩斯坦将面临最低5年、最高29年监禁，最后的量刑将在3月11日宣布。
揭露韦恩斯坦的道路十分漫长，因其是好莱坞的金牌制作人，可以说在好莱坞是权倾一时。
据新闻网站Quartz报道，在奥斯卡的获奖致辞当中，人们感谢韦恩斯坦的次数不亚于感谢上帝。像《低俗小说》《英国病人》《纽约黑帮》等优秀影片都是出品自其公司。
一直到2017年11月，一位匿名加拿大模特把韦恩斯坦告上法庭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勇敢地出来发声，指控韦恩斯坦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对自己进行性骚扰、性侵犯甚至强奸。因为韦恩斯坦强奸案涉案人数众多，直接推动了全球Me Too（我也是）运动的发展，和抵制职场性骚扰Time’s up（时间到了）行动的发起。
就在韦恩斯坦强奸案结果出炉后不久，2月28日，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典礼宣布罗曼·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奖，参赛影片《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主演阿黛拉·哈内尔当场愤然离席，她离开后拍手讽刺“恋童癖万岁！恋童癖干得好！”该片导演瑟琳·席安玛紧随其后。之后，其他一些电影人也退场表示愤怒。
当天，波兰斯基和《我控诉》剧组并没有出席颁奖典礼，因为有人指凯撒奖不该奖励被定罪的性侵者和被通缉人士，而在法国引起很大争议。考虑到人身安全问题，波兰斯基已提前表示不会出席。但典礼之后巴黎发生了持续性的抗议活动。
阿黛拉（凭借《初恋战士》获第40届凯撒奖最佳女主角奖）此前就强烈谴责恺撒学院，“给波兰斯基颁奖就是在唾弃所有的受害者，就意味着强奸女性不是件坏事。”
阿黛拉13岁时遭到过自己主演的电影《恶魔的孩子》的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的性侵犯，在她去年终于说出自己的遭遇后，后者成为法国电影导演工会（SRF）创立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被除名的会员。
波拉斯基获奖之所以引发持续性抗议，还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好莱坞说起——1977年，波兰斯基在拍摄照片时，性侵了一位13岁未成年少女，犯下性骚扰女童罪。
为逃避审判，波兰斯基在候审期间逃往巴黎，三十年没敢再回美国，而这位被侵犯的女童因此事备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困扰，以致于长大后希望当局撤销此案，使自己重新开始生活。
2010年，波兰斯基在女方的申请下脱罪，他为自己辩解：“前妻的死给我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悲痛。在这样的时刻，有的人选择吸毒，有的人选择酒精，有的人出家为僧。而我，则选择了性。”
2019年一位名叫瓦伦蒂娜·莫尼耶（Valentine Monnier）的女摄影师指控波兰斯基曾在1975年强奸了她，波兰斯基矢口否认曾有此事。
在波兰斯基的影迷看来，拍出《钢琴家》《水中刀》《冷血惊魂》《魔鬼怪婴》等影片的波兰斯基是一位“天才导演”，同时，身世悲惨——波兰斯基是集中营幸存者之一，而他的前妻塔特是好莱坞讳莫如深的邪教血案“曼森家族”杀人案的受害者之一，当时他的妻子怀有8个月的身孕，昆汀的新片《好莱坞往事》的后半段就是根据此案的重新创作。
悲惨的童年，妻子受害——这些令人痛心的遭遇当然值得同情，但那并不是为波兰斯基脱罪的借口。而“有才华”与“犯罪”并不矛盾，况且“有才华”的导演很多，少了几个，也不会阻止电影史的发展。
至于把“创作者与作品分开看”的言论，更不敢苟同。因为作品的嘉奖，会增加个人在电影行业的权威。而这种权力的不对等，使得权力较小的女演员、女模特、女摄影师等更可能被性侵犯。
而这些“金牌制作人”“天才导演”“伟大导演”的头衔，不但使得好莱坞/电影业“选择性失明”，更是给受害者的揭露和发声增加了层层阻碍。也别再说什么“xx拯救了电影”的废话了，把更多的机会留给那些默默无名的年轻导演吧，Ta们才是电影的未来和希望。
自2009年9月起，一些电影人签署请愿书，呼吁释放罗曼·波兰斯基，请愿人之一就有伍迪·艾伦。伍迪·艾伦性侵养女迪伦·法罗一案，因为证据不足（伍迪艾伦矢口否认），一直未尘埃落定。但从伍迪·艾伦娶自己的另一个养女宋宜为妻来看，他是不是个恋童癖，可以自行判断。
那些不管波兰斯基、伍迪·艾伦们是否“罪有应得”的人，高喊没有这些“伟大导演”的电影上映，是“影迷的遗憾”，是“电影业的巨大损失”的人，他们流露出最明显的男性被迫害妄想和男性集体受害意识，他们不谈强暴对女性/未成年造成的伤害，他们关心的是强暴控诉对男性当事人名声造成的伤害。
虽然社会大众与舆论最在乎的是知道“真相”是什么，但强暴控诉所引起的公众反应模式，恰好显示出强暴控诉涉及的是指控者及其指控事实的有效性、正当性、与可信度这样一个社会建构过程。
在他们的认知架构里，强暴与强暴控诉二者被分离，而强暴控诉又往往和“诬告”、“当时愿意、事后反悔”、“报复”、“仙人跳”等现象勾连在一起。
即便波兰斯基饱受争议，《我控诉》从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以来一路获得不少电影节的嘉奖，在法国的电影票房也收获了1200万美元，创造了波兰斯基的个人纪录，更是在凯撒奖上获得12项提名，刷新了凯撒奖记录，最后斩获最佳导演奖。
而从来没有“晚节”的伍迪·艾伦，性侵养女一案似乎只是其生活的一个“污点”，对他影响不大，毕竟新片《纽约的一个下雨天》已在去年悄然上映。
此次韦恩斯坦强奸案的宣判结果，被视为Me Too运动的一大胜利，但是我们的斗争还没完！
资料参考：林芳玫《强暴与强暴控诉：从真理到真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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