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類來說，與病毒對抗早已不是新鮮事。這一場場發生在顯微鏡下的戰鬥，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塑造著人類文明的歷史，並以某種殘酷的方式，將自然的力量展現得淋漓盡致，以此迫使人類一次又一次審視自身在自然中所處的位置。
誤闖雷區，自然的寬容
叢林裡的“恐怖故事”要從20世紀50年代講起。弗雷人是生活在南太平洋島國新幾內亞原始森林中的一支原始部落。部落內盛行一種叫做“庫魯病”的怪病，來自族語“kuria”，意思是顫抖。
患者彷彿被下了咒，渾身顫抖、說不清話，病重時還會毫無徵兆地手舞足蹈，最終失去所有記憶，在癲笑中死去。這種詭異的死亡方式讓部落人相信，這甚至不是病，而是巫術靈驗。1957年至1960年，約1000名族人因此喪命。
直到20世紀50年代，美國科學家加德賽克來到新幾內亞。起初，他也認為庫魯病只是一種部落內遺傳病。直到他親眼看到部落為一位因庫魯症去世的人舉行悼念儀式——族人將逝者的頭顱割下，取出腦花，與蕨類植物混合，在竹筒中煮熟後，分給在場的婦女和兒童食用。
在弗雷人看來，屍體與其掩埋後，被蛆蟲吃掉，還不如被愛著死者的人們吃掉。而女性的身體被認為能夠容納和馴服伴隨實體而來的靈魂，因此由女性食用腦花，男性食用肌肉。
加德賽克敏銳地預感到，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患庫魯病的大多是婦女，而鮮有男性。之後，他將病人那已經纖維化成一塊粉紅色海綿的腦組織給猩猩接種，兩年後猩猩也出現了相似的症狀。人們這才確認了庫魯病是一種類似於人類克雅氏病（海綿狀腦病）的傳染病，加德賽克因此獲得197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先彆著急批判“人吃人”的殘忍與無知，人類進化的歷程中，確實存在過“人吃人”的荒蠻階段。中美洲阿茲特克人和古印度人都曾把“吃人”作為宗教風俗。
自3萬年以前登島後，一直過著與世隔絕生活的弗雷人，顯然沒來得及追上現代文明的進程，也正因為此，部落中“吃人”的儀式既是生存所迫，也出於真摯的愛與悲傷。
如果說，同類不相食，不僅是人類現代文明的底線，也是自然進化的內置規則，那麼弗雷人只是誤闖了雷區。自然界雖然嚴厲，但也不是不曾寬容。新幾內亞全面禁止“食人”風俗後，庫魯病也從此走入歷史。
逆天行事，必遭其兇
人類健忘，相似的戲碼很快重演，而這一次卻是貪婪和慾望結下的惡果。
短短20多年後的20世紀80年代，英國農場主們為了提高牛的蛋白質攝入量，讓牛長得更快、個頭更大、肉質更佳、產奶更多，給牛餵食時，把牛身上賣不掉的部分製成肉骨粉添加到飼料中，其中當然也包括牛的腦組織。但牛羊本食草，不會吃動物，更不會吃同類。
正是這逆天的貪婪，為瘋牛病在英國暴發埋下了伏筆。90年代初，凡是患病的牛精神錯亂、行動失調、體重下降，如同瘋癲，並很快死亡。原始部落裡的歷史教訓，在現代文明都市再次上演。
1996年，英政府宣佈食用瘋牛肉可能導致腦衰竭，而英國本土的10位新型克雅氏病患者與瘋牛病有關，其中8人死亡。但這一切都太晚了，在1991年到1992年，已經有大約100萬頭被感染的英國病牛進入了食物鏈。
患瘋牛病的奶牛
當時，每月至少有1000頭牛發病。瘋牛病後來甚至還出現在北美和日本。而英國本土，在宰殺並深埋十幾萬頭病牛後，用了整整10年時間，才從“牛肉恐慌”中走出來。
今天人們知道，不論是瘋牛病還是庫魯病，其致病因子都是朊病毒（一種結構特殊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沒“變壞”的時候普遍存在於生物大腦中，但“變壞”的蛋白可以通過食物傳播，使大腦出現海綿狀病變。關於朊病毒的多種類型和複製機制等，至今未得破解。
人類與跨物種疾病的鬥爭是如此殘酷。2009年，美國首次在人類體內檢測到HINI新病毒（俗稱“人感染豬流感”），其基因與常在北美洲豬群中傳播的流感病毒十分相似，卻在人類身上發生了變異，能夠人傳人。僅僅兩個月後，感染者遍佈全球90多個國家，美國本土就確診27717例，127人死亡。
2013年，上海發現全球首例人類感染甲型流感H7N9病毒（俗稱“人感染禽流感”），不久後便在香港、澳門、臺灣、馬來西亞等地出現確診病例。這種在人類身上致死率高達30%~40%的病毒，原本只在家禽與野鳥之間傳播，至今人們仍然對其來源、傳播途徑不甚明瞭。
逆天行事，必遭其兇。或許，弗雷人理解得沒錯，這是巫術。施法者，是自然。
魔盒開啟，人人自危
每一次如瘋牛病、豬流感、禽流感暴發後，人類在尚看不清敵手真正面貌的情況下，第一反應便是驚恐地將數以千萬計的禽類、牲畜統統撲殺，讓它們替人類的貪婪和無知埋單。
但自然界的物種並不都像豬牛雞鴨那樣好欺負。人類不可能，大自然也不會同意永遠讓其他物種來背鍋。於是，尋常流感的致病因子——冠狀病毒變異了。
2012年，一位60歲的沙特男子出現了咳嗽、發燒等感冒症狀，大多數人都會倒頭大睡，等待身體自身的免疫力打敗體內病毒。但這次不同，他感到喘不過氣來了，入院幾天後即死於肺衰竭和腎功能衰竭。隨後，這名患者的血液標本被分離出一種被稱為MERS（中東呼吸綜合徵）的冠狀病毒。
今天人們已經可以追溯到，早在1992年以前，單峰駱駝就已經獲得了MERS病毒的原始毒株，只是不表現出感染症狀。MERS病毒在駱駝身上潛伏10年之後，於2011年前後開始零星感染人類。
雖然病死率超過30%，但由於早期人傳人的現象不明顯，所以一直等到2014年6月，沙特和阿聯酋有超過500人感染，MERS病例出現暴發跡象，這一原本“名不見經傳”的病毒才引起人們的注意。
病徵與SARS相似，起初人們稱之為“新SARS”。但很快人們就發現，它比SARS更殘酷。MERS作為第六種已知的人類冠狀病毒，自2012年被發現以來，因其死亡率超過30%而令人聞之色變，但在傳染性方面似乎不強——我們與中東隔著大洋，而且也不養駱駝。
直到2015年，MERS隨著人類的遷移，從沙特傳播到韓國，在短短一個月內發生了181例確診病例，一時間亞洲各國人人自危。截至2019年10月，全球27個國家共向世衛組織報告了2470例MERS確診病例，其中851例死亡。
世衛組織評估，中東地區未來還將報告更多MERS病例，而通過接觸單峰駱駝、飲用生鮮駱駝奶、人員接觸產生的病例，還將繼續向其他國家輸出。人們只能通過追蹤接觸者、開展篩查的方式阻止疾病大範圍暴發。至今，全世界仍然沒有針對該病毒的特效藥和疫苗。
2015年，MERS在韓國暴發
但中國人對這種病毒或許並不陌生。作為冠狀病毒的家族成員，它和SARS，以及此刻正處於暴發中的新冠肺炎病毒是近親。但相比於MERS病毒，不論是SARS還是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都在傳染性方面有了大躍進式的發展。而一種名為“氣溶膠”的傳播方式，幾乎讓這種病毒成為防不勝防的存在。
從MERS、SARS到此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冠狀病毒一再變異，從跨物種傳播到人際間的高頻暴發，潘多拉的盒子又一次被打開了。
來自哥譚市的報復
如今不論撲殺駱駝或果子狸都不管用了，三種冠狀病毒的源頭宿主，都疑似來自地球上冠狀病毒最大量的攜帶者——蝙蝠。蝙蝠的種群數量，高達地球胎生動物的1/5。隨便找個大點的山洞，就能發現裡面密密麻麻倒掛著上百萬只蝙蝠。
蝙蝠身上可以攜帶的病毒超過4100種，包括埃博拉、馬爾堡、狂犬病、SARS等。蝙蝠本身由於擁有獨特的DNA損傷修復能力，能夠與這些病毒和平相處——但人類不太行。
SARS期間，曾有十幾家機構做過疫苗研發，在病毒基因組發佈後，研究人員更是花費20個月的時間才推進到人體臨床試驗階段，但那時SARS疫情早已消失。別誤會，並不是人類戰勝了SARS，而是由於天氣轉熱，病毒自然消失，聽起來更像是大自然“心軟”放了人類一馬。
《傳染病》劇照
至於這一次，世衛顧問隆吉尼追蹤新冠肺炎的傳染力，預估最終全球恐有超過數十億人遭感染。從今天的情況看來，冠狀病毒變異後，在致死性降低的同時，傳染性卻大幅提升。專家預計，這次的新冠病毒不會消失，可能演變為一種普通流感病毒與人類共存——這確實更符合病毒的利益。
事實上，世衛組織確認的人類歷史上真正消滅的病毒只有“天花”一種（如今僅存在於實驗室）。但新的跨物種疾病暴發週期正在縮短，從MERS、SARS到新冠肺炎，幾乎每一次，人類都是被病毒追著打。
是大自然突然變得暴戾，還是蝙蝠俠突然造反？不妨先審視過去幾個世紀里人類的行為——伴隨著整個歐亞大陸亮起萬家燈火，伴隨著橋樑道路連通萬里江山，無數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正急速萎縮，它們又何嘗不是被人類追著打？野生動物們也不想接觸人類、成為傳播疾病的中間宿主，但它們無處可去。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曾這樣寫道：“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
按鍵一旦啟動，這報復未必隔日抵達，但縱使海枯石爛，最終也一定會抵達。
或許僅僅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不夠的。這個春天，人類與新型冠狀病毒短兵交戰。他們是無辜受體，但他們也是始作俑者。在無窮無盡的淚水匯入長江之後，人類會長記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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