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不是也存在“高考移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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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即將到來的高考,“高考移民”也再一次被人們提起,大家知道嗎?早在一千年多年以前,“高考移民”就已經出現了。

現在由於各省份高考的錄取率不同,各省的教育資源也有差異,考生通過買房、轉學等方式向錄取分數低,高考錄取率高的省份移民。在古代由於科舉制度的選拔方式也是自由報名,考生人數相對較多,為了提升科舉考試的效率,就出現了“逐級預備考試”。這種“入門級”的考試在唐宋成為“解試”,明清則稱為“童試”。

在這裡我們先舉唐朝的例子,唐代的讀書人必須要先參加“解試”,取得資格(得解)後才可以進京參加省試。唐朝對於省試資格的分配是有一定標準的,一般大郡每年可以有三個名額參加省試,中郡有兩個,小郡則只有一個。當然出現才能特別出眾的考生,也可以不受名額限制。對於比較落後的地區,朝廷也會相對照顧多給一些名額來鼓勵當地士子。對於天子腳下朝廷同樣也會多加照顧,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就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這樣一來同樣的水平,放在不同的地方,“得解”的概率就會差很多。偏遠地區由於教育水平有限,解試的難度要比富饒的地區小很多。

到了宋朝,這種問題逐漸變得不容忽視,宋英宗時期的歐陽修和司馬光就在科舉中南北名額分配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司馬光主張“逐路取人法”,就是要延續唐朝的制度,使科舉錄取的生源儘可能由朝廷分配;歐陽修則主張“以才取人法”,想要屏除地域的限制,使科舉考試面向所有考生相對公平。為什麼會出現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呢?歐陽修的想法自然不必解釋,司馬光的主張也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美國學者曾根據地方誌等文獻記載統計出北宋時期進士(科舉考試最高等級)的總數大約有9630餘人,其中南方諸路的考生高達9164人,佔95.2%,來自北方諸路的考生僅僅有466人,只佔到了總數的4.8%。

當時的社會對“高考移民”這樣的現象是怎麼看的呢?筆者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段流傳於南宋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沈持要登科”。沈持要是個人名,是湖州安吉人,他有一個大舅哥範彥輝要去京城做官,就打算把沈持要一起帶到京城參加當時的“國子監秋試”。不巧的是當年朝廷突然出臺了規定,進京做官只能帶直系親屬。沈持要這種和範彥輝不是同姓的親屬不給首都戶口,也就無法參加考試。

沈持要原本已經放棄了,但范家覺得有點對不起沈持要,自掏腰包給沈持要來了個“高考移民”。具體過程可能現在的讀者不太能理解,反正結果就是通過不正當途徑,花了很多錢讓沈持要擁有了首都戶籍,可以參加考試了。沈持要也就這樣“半推半就”的被留在了首都,就在湖州(前面提到的沈持要的家鄉)科舉考試的前兩天晚上,在首都的沈持要家中突然來了十幾位天兵天將。這些天兵天將呵斥沈持要“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這可著實嚇到了沈持要,沈持要趕忙趕回老家湖州。

到了湖州比原定科舉考試時間晚了一天,可是由於科舉考試當天下了大雨,考試推遲了兩天。沈持要正好趕上了考試,之後沈持要順利通過,進入省試又順利通過,從此一帆風順如有神助。

這樣的故事流傳在南宋民間足以說明當時社會對“高考移民”這件事的態度,可是由於“高考移民”確實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優勢,所以又屢禁不止。明代的一位兵部尚書熊文燦就曾經改變籍貫參加科舉考試,熊文燦原來是瀘縣人,因為朝廷對地處邊疆的永寧衛在科考錄取人數和比例上有照顧,熊文燦通過法外途徑把自己變成了永寧籍,然後在永寧參加科考並一舉中第。這就帶來了一個麻煩,《明史》明確記載熊文燦為貴州省永寧衛(今敘永縣)人,而在瀘州又發現了“熊氏故里碑”及載有熊文燦的《熊氏族譜》,到現在熊文燦的故里到底在哪還頗有爭議(也有說法是貴州關冷、四川敘永)。

到了明清兩代,這種情況不但沒有得到緩解,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明洪武三十年(1397)會試發榜,所錄取的52名貢士均是江南考生,北方舉子統統落選。這樣的結果足以讓當時的朝廷感到警醒,科舉可是為國家選拔幹部的途徑。這樣下去幾年,朝廷的官員大部分是個別幾個省的,這無論是對皇帝還是其他官員百姓,都不是啥好事。

綜上所述,古代的高考移民和現代無論是考試規則還是移民方向等等都有區別,但相同的是這些考生都希望通過不同省份教育資源和錄取名額的差異,取得更好的錄取結果。


鄧海春


高考移民算的上是中國特色,別國沒有,本國盛行。

先看概念:高考移民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大特色,主要指在高考中存在的錄取名額多寡與錄取率高低不同,身處高考難度大地區的學生,往往想利用政策漏洞或自身關係和勢力等,移民至高考相對容易的地區,這造成的一種移民現象。

當下,高考移民屢見不鮮,隨便了解一下,便會發現身邊就有人是高考移民,而且不是一點半點兒,屬於盛行之時。使高考移民問題成為一種社會現象,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國幅員廣闊,加之各地人口數量、經濟發展、教育水平等均存在不均衡所造成,所以,想找到滿足全部或絕大部分人的方案基本不可能,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查出的與隱藏的高考移民都將會繼續存在。

古代呢?有沒有?這個問題我原本答案是沒有,結果證明是不正確的,古代不僅有,而且還發生在唐代,不僅歷史可查,而且還有文獻記載。自唐代確立科舉制度之時,就已經出現了類似的“高考移民”,通常是自身學養較高的考生,去錄取更容易地區參加考試,以求高中。

大家熟知的唐代詩人白居易,本為河南人卻在相對科舉相對容易的宿州考中;清代學者趙翼,本為常州人在相對容易的順天中舉,最終高中探花;民國大總統徐世昌,本為河南人也在順天中舉;他們都是以前的“高考移民”,就連著名實業狀元張騫,也曾嘗試走“高考移民”的路子。當然,人們當時對高考移民這種現象還沒有這麼清晰的概念,但也有一個專有名稱“冒籍”,專門用以表述對古時的非法高考移民行為。

古代冒籍的原因大多是因地方一級考試的錄取額不同,且各地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不同,造成考試難易程度也大不相同。

像唐代長安、洛陽地區文化發達,考試難度較大;宋代則是東南的兩浙路和福建路等地區難度較大,京師開封反而因解額數量甚多難度較低,引來眾多士子冒籍到此考試;元代則因按民族來分配錄取額,出現了漢人冒充自己為蒙古人參加考試的奇特現象。

至明清兩朝,分區取士制度已經相當發達,出現各地解額因地制宜,會試也分卷錄取的制度,儘管如此,相對難度較大的南直隸(清代的江南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區,仍常有士子冒籍到貴州、順天、雲南等地考試。由於科舉高中意味著身份地位的提高,甚至榮華富貴也變得唾手可得。所以,雖然自古以來對冒籍考生都會有嚴厲的處罰,但為了前程,多少人選擇鋌而走險。

於此,而生出一個典故。明初劉三吾案,洪武三十年殿試,結果出來後,竟然沒有一名北方人考中,恰巧主考劉三吾是湖南人,北方士子譁然,最終明太祖朱元璋誅殺相關人員二十餘,重新舉行考試,錄取的六十一名進士全部來自北方。實際上當時南方人文化素養遠勝北方,出現前一次的結果並非劉三吾(因年老戍邊未死)等人偏袒舞弊,但也正是劉三吾案,為不久後的分卷取士奠定基礎。

雖然諸多事實證明科舉憑才取士很難實行,但統治階層也一直對於那些冒籍取中之人抱有同情,因為雖為冒籍,但考中即有真才實學,尤其明清以後要想考上進士,甚至是舉人,即使在最容易的雲貴等地區也都近乎是百裡挑一。

明朝名士沈德符在他的名著《萬曆野獲編》中,就曾對按地區取士表達不屑,認為與元朝科舉優待蒙古族而歧視漢族是一樣的陋習。就連嘉靖皇帝也曾說過一句“天下皆是我秀才, 何雲冒籍?”。意在無論你冒籍與否,只要考中都是為朝廷所用的人才,與你在何地考中又有多少關係呢?

“高考移民”是確有其事了,下面再讓我們延伸閱讀一下,看看那些名人因此得利。

古代的“高考移民”大軍中,有許多令我們意想不到的熟悉名字。唐朝大詩人王維就是“高考移民”之一。王維在參加科舉的時候,按照當時的科舉規定應該參加蒲州本籍的解試,但是他卻越籍參加了京兆府,即都城長安地區的解試。據說,王維是因為善彈琵琶曲,博得了當朝某位公主的歡心,在公主的干預下得以參加京兆府的解試。

另一位唐朝大詩人白居易也是“高考移民”中的重要一員。白居易原籍山西太原,曾寄居下邽、鞏縣、新鄭、洛陽等地,但是白居易並不是在這些所居之地參加“高考”的,而是通過私人關係,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走門路得以獲取宣州解額並最終進士及第的。

唐朝還有一位沒有參加過“高考”的大詩人,就是“詩仙”李白。有著“濟蒼生”、“輔社稷”等理想大志的李白,為什麼不去參加可以讓其實現人生抱負的“高考”呢?李白當然不是不想參加“高考”,只是他沒有報名參加考試的機會。唐代,在“士、農、工、商”各級人等中,只有“士”和“農”被允許參加科舉,還規定犯過罪被流放的人及其子弟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李白出身於商人家庭,而且祖上是遭流放西域的罪人,同時李白又曾為打抱不平打傷過別人,算是有“前科”的人,與當時“高考”的嚴格報考資格極為不符。

李白不像王維、白居易那樣有合適門路可走“高考移民”之路,他沒有辦法更改自己的名籍,因此也就沒有機會參加“高考”了。

綜上所述,高考移民不僅古已有之,而之大行其道,是我國選人用人的機制倒逼造成的,所謂無利不起早,這些學子為了金榜題名,就會想方設法的擠上升官發財的仕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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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及以前的朝代文人要考取功名必須先進行鄉試,合格者既為舉人,舉人是基本功名,有政治經濟地位,可以晉級公務員了。舉人再進京趕考,合格者為進士,頭名既為狀元,就是官場的入場卷。明及清代早期,遼東地區文人考取功名須到山東考試,應該算最早的高考移民了,後因渡海翻船死人而廢止。但不同的是,古人高考移民是官方規定,而現代高考移民是自已鑽政策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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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高考移民,其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可以說自從科舉制度開始,這事兒就屢絕不止。

  就像大詩人白居易祖籍山西,家在河南,但是他卻沒有在這幾個地方參加“高考”,而是通過私人關係走了宣城觀察使的後門,跑到安徽參加州試“高考”,並最終拿到了進士第四名。

  而另一位大詩人王維,也是祖籍山西,同樣沒有在山西參加科舉,而是憑藉一手好琵琶獲得了某公主的歡心,拿到了首都京兆府參加“高考”省試的資格,最後一路蟾宮折桂獲得了狀元。

  當然在古代,這種“高考移民”的風險是非常大的,考生必須相互作保,一個考生如果作弊,其他考生也會跟著同罪,因此除非像白居易和王維這樣特別硬的關係,否則很難作弊,畢竟大家相互檢舉的熱情還是很高的。

  不過這兩位大詩人也沒什麼辦法,畢竟當時一個州只給兩三個“高考”名額,而唐朝安史之亂前,整個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重心在北方,山西河南那都是標準的“死亡小組”,競爭極其激烈。

  因此對於白居易來說,去當時還是不毛之地的安徽,由於考生特別少,自然就有利於初賽的出線。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與如今煉獄模式的河北等地考生想盡辦法跑到貴州去高考都是一個道理。

  而京兆府作為首都,就像柳宗元說的“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在別的州只有兩三個名額的時候,長安有時候有上百個名額,因此王維不惜一切代價混入京兆然就像在北京考清華那樣,難度也會大幅下降。

  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高考移民”的背後,本質是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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