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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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個省份密集出臺了規模龐大的投資計劃。據相關媒體統計，目前已有19個省市公佈或者通過新聞發佈會等形式透露了2020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項目總計超過1萬個，總投資額超過30萬億元。此外，尚未公佈項目投資計劃的地區，也正在加快謀劃儲備一批重大工程項目。
從已披露具體投資計劃的地區來看，基建投資是各地投資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部分地區基建計劃投資額甚至佔到了總投資額的一半以上。此次的基建投資是否能夠對沖疫情，讓經濟產生強勁反彈，疫情後基建應在哪些地方發力？搜狐智庫採訪了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
王軍表示，密集出臺的投資計劃，反映了各地想在疫情過後奪回損失的急切心態。之所以聚焦於基建，主要是因為消費、出口等受疫情影響，改善速度較為緩慢，基建投資是穩增長的重要抓手。
王軍進一步分析，消費短期改善速度較為緩慢，特別是可選消費；疫情將在短期內影響出口企業的交貨能力，全球性的蔓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產業鏈，貨物出口將有所減少；製造業投資恢復受制於供給恢復較慢、下游需求不足等因素，未來難以出現很強勁的恢復性增長；房地產投資仍受到“房住不炒”的嚴厲管控，難以承擔穩投資重任。同時，上述需求端的迅速恢復，政府沒有合適的抓手，唯有基建投資是未來逆週期調節的主要手段。
但王軍也表示，不能過於迷信基建投資對沖疫情衝擊的作用。當前，我國的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拉動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不斷遞減，且受到業已較重的政府槓桿率的極大制約，未來通過擴大基建投資來對沖投資下行、刺激經濟增長的空間已日益狹窄、作用逐步減弱。
“如果強行加大刺激力度，不僅將進一步加重政府的債務負擔，同時也難以起到穩增長的理想效果。”對此，王軍建議充分吸取2008年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採取適度的基建投資擴張計劃，而非全面大規模的刺激方案，以免再次留下強刺激的後遺症，特別是加大系統性金融風險。
王軍指出，在“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經濟已經面臨儲蓄率降低、槓桿率上升、經常項目盈餘下降的多重困境。
他表示，過大體量的投資勢必進一步加大財政收支的緊張程度，推升政府債務率，使政府背上更為沉重的債務負擔，使自身的資產負債表更加脆弱和難以持續，增加金融系統的脆弱性，會給未來的宏觀調控帶來更大的難度。
王軍認為，本次基建投資計劃的新意在於從單純的“鐵公基”轉向兼顧惠民生、調結構的公共服務領域，以5G為代表的新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領域，生態環保領域，公共衛生相關領域。
“傳統基建體量較大，從歷史上看穩增長效應較為明顯，但目前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膨脹和未來可供投資的基建項目的日益缺乏，傳統基建投資回報率較低，已難堪大任。”王軍表示，相比傳統基建，新基建前景較為廣闊，投資回報率較高，產業帶動性較強，符合產業結構調整的轉型方向，但在體量上仍不足於起到挽狂瀾於既倒的作用，其效果短期存疑。
王軍認為，疫情之後的基建應重點聚焦於以下一些領域：
一是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意義，連接穩增長、調結構與惠民生領域的公共服務投資；
二是有利於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強薄弱環節建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有效投資，如以“雲大物移”、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裝備製造業、產業互聯網、清潔能源、能源礦產資源保障等重大工程；
三是公共衛生、健康養老、生態環保等補短板領域的投資，如與公共衛生體系、重大傳染病防控、生物安全保障相關的基礎設施；
四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地下管網、現代物流、通信網絡、智慧城市、舊城改造等基礎設施；
五是與鄉村振興相關的基礎設施。
除了穩投資外，王軍表示，因為預計消費受損更為明顯，下一步穩增長還需促進消費盡快回補，但這主要是對必選消費而言，可選消費的損失或減少則很難回補。
對此，王軍認為提振大眾消費有三大著力點：
一是對特定行業及特定居民發放指定用途、指定期限的消費券，如受疫情衝擊比較大的零售、餐飲、交通運輸、旅遊酒店等行業，以及老年群體、城市及農村低收入困難群體，這不僅可以定向精準地補貼受損行業、受損群體，幫助他們解決一部分生產和生活困難，同時也有助於從需求端提振短期消費，幫助相關企業共度時艱、儘快走出疫情影響的陰影。
二是積極穩定汽車等傳統大宗消費，取消和改進限制消費的諸多體制性、臨時性、行政性措施。例如，減少或消除影響購車、出行的因素，改善道路、停車等基礎設施，優化完善限購、限行相關措施，加快新能源汽車對汽油車的替代呢，鼓勵共享出行的發展。
三是真正落實和貫徹中央“因城施策”的原則，穩定房地產市場，避免大起大落，通過穩定房地產市場正常穩定發展的預期，來穩定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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