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唐代絲綢之路的開通，使得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一時之間，由此而來的胡風，洋溢整個長安城。如果從“胡姬酒肆”這一微縮場景出發，便能看到胡人、胡食、胡服、胡樂、胡舞交相輝映的場景，藉此管窺盛唐之下呼嘯而來的胡風。

1.胡姬酒肆之中的胡人

“胡人”之“胡”一種說法是源於匈奴，正所謂“匈奴急讀為胡”，胡人是中原周邊西方及北方的少數民族統稱；戰國之時，“胡”成為北方個少數民族的總稱，“此時匈奴興起，自稱為胡”；秦漢時期的“胡”也主要指匈奴人；到了唐代，則基本將胡人定義為西域人。

而當時身在長安寓居的西域胡人，按其身份則可以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上層胡人，這種胡人或為將領成為封疆大吏，如突厥大將哥舒翰；或為唐中央機構高級官吏，如康國人安祿山身兼三鎮節度使。

第二類人則雖非高官，但仰仗自己經營才能而小有資財者，這類胡人主要是來自中亞的粟特人，以善於經商而著稱粟特人成為溝通中西之間的橋樑，正所謂“利之所在，無所不至”；

第三類胡人則既非高官，亦非商賈，是位於社會下層的平民或奴婢。他們或為達官貴人馴服馬匹，或在長安街頭表演雜技幻術，或在酒肆之中操弄琵琶與箜篌......他們雖身份卑微，卻也在長安城中扮演著諸多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本文中也是主要論及第三類胡人。

那麼，唐人對於這些外貌迥異的胡人是何種心裡感受呢？我們完全可以從各類唐詩中管窺一二：

唐代岑參曾在《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中這樣寫道“君不見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紫髯綠眼是為胡人最直觀的外貌特徵；

張說的《蘇摩遮》中“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須”也強調眼睛與鬍鬚的與眾不同；

而詩仙李白則在《上雲月》“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唇。不睹詭譎貌，豈知造化功？”

唐三彩胡人頭陶壎

詩句中這種種描寫雖然有寫實之處，然而更多的卻是漫畫式的誇張，語氣新奇之中充滿驚讚之意。這也反映唐人對於非漢族西域胡人的空前寬容與認同，符合唐太宗“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主張。

左：胡商俑、中：表演俑、右：馴馬俑

胡姬酒肆中的胡人，或是經歷了絲路的艱苦跋涉，或是在街頭賣藝、做完苦力活之後來此地休閒，侍酒淺笑的胡姬當壚賣酒，熟稔胡樂的樂師操弄管絃，眾多寓居長安的胡人在“胡姬酒肆”之中感受著來自家鄉的記憶，而眾多盛唐的文物也將那時的胡人形象永遠定格，留給我們最為直觀的感受。

左：吹哨胡人俑 、中：胡姬俑、右：三彩駱駝載樂俑

中間這件出土於金鄉縣主墓的女俑，有人認為是唯一僅見的胡姬俑，其依據是雖然襦衣與曳地齊胸長裙為唐代女子裝束，然而高鼻深目則反映了其是來源於西域的胡姬。當然討論還未定性，但至少給我們了一個唐代胡姬的生動形象，胡姬女子或許就是身著唐代女裝，卻表演著異域舞蹈，當壚賣酒。

2.胡姬酒肆之中的胡服

胡服之興盛，上可追溯到戰國時代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在《史記·趙世家》中有這樣的記載：

“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

趙武靈王這段話充分體現了在傳統禮制氛圍下要進行移風易俗而且是採取胡人之俗，是必然會遭受世俗非議的一件事，然而趙武靈王卻以非凡勇智，力排眾議、推行改革。趙武靈王所採用的“胡服”，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襠長褲。窄袖短衣便於射箭，合襠長褲便於騎馬

和這些服裝相配套，當時流行於西域的冠帽（改為趙惠文冠）、腰帶（師比、犀比）以及鞋履（絡鞮）等也一併被採用。“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正因為趙武靈王不拘於古，使得趙國強盛一時。

胡服騎射

及至唐代，胡服流行之甚，幾乎成為全民風尚，特別是高宗、武后時期擴展成為時髦裝束之一，《新唐書·五行志》中即有“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的史實。不僅男子好為胡服，女子也追求新意，紛紛女扮男裝，身著胡服。正如元稹詩中所道：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城洛，女為胡服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

當然，胡人服裝對漢人的影響是這一時期胡人融入中原社會後的結果，而反過來，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異域而來的胡人也常會採用唐人所戴的幞頭，就是這種文化交流的例證。

左：騎馬胡人俑、右：胡人少年俑

從這兩件唐代胡人俑中，就可以大致瞭解唐代流行之胡服的樣式。第一件胡人頭罩黑褐色幞頭，身著綠色翻領窄袖衣，足蹬黑色尖頭靴。第二件胡人少年則額頭纏系束帶，身穿綠色小袖衣，雙手抱獵豹，足著靴，端坐馬鞍之上。

可以看出，胡服的而主要特點即是翻領、窄袖、尖帽、皮靴。這種服裝在唐代女俑之上也也有體現：

左：胡服女立俑、右：胡服騎馬俑

第一件女立俑頭戴胡帽，身著翻領、窄袖胡服，腰間繫一皮囊，與其身後的典型唐代侍女裝束形成強烈對比；而第二件胡服女子騎馬俑，頭梳驚鵠髻，身著翻領、窄袖胡服，騎於馬上，給人以躍馬揚鞭、英姿颯爽之感。

我們可以想象，在胡姬酒肆中，不僅胡人著胡服、唐人不論男女或許也著胡服，而民族之間的隔閡或許在這種氛圍中盡皆消失，胡人與唐人相處融洽。

3.胡姬酒肆之中的胡食

此謂“胡食”，乃源於漢代人之說法，指漢代當時自域外傳入的食品。而唐代飲食的胡化，得益於漢代張騫“鑿空西域”之舉。中原喜愛胡食的傳統由來已久，《續漢書》中載：“漢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擁兵破京師之應”雖然不免有所迷信，但從漢代始，胡餅便以受到追捧。

唐代流行的胡食主要可分為四大類：

（1)主食：胡餅、燒餅、饆饠（畢羅）

（2)酒水：葡萄酒、三勒漿、龍膏酒

（3)調料：胡椒、蒔蘿子、蔗糖

（4）果蔬：金桃銀桃、馬乳蒲桃、偏桃、阿月渾子、波斯棗、菠菜、酢菜、胡芹、渾提蔥等。

（1）主食類

胡餅：據《太平御覽》卷 860載《趙錄》曰：“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搏爐，石虎改曰麻餅”麻即胡麻就是芝麻，說明胡餅中是加芝麻佐料的。

而唐代白居易《寄胡餅與楊萬州》詩云：“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也提到胡麻，並且是用爐子烤制而成。

在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第九《餅法》載有“髓餅法”：據此來看，胡餅與如今新疆地區的特色食品“饢”很是相似。

以髓脂蜜，合和麵，厚四五分，廣六七寸。便著胡餅爐中，令熟，勿令反覆，餅肥美，可經久。

燒餅：《齊民要術》卷第九“餅法”有“作燒餅法”：

“面一斗，羊肉二斤，蔥白一合，豉汁及鹽，熬令熟，炙之。面當令起”

與胡餅相較，燒餅也是以燒烤的方法制成的。但是，燒餅主要以羊肉為餡，直接或間接以鍋、鏊、鐺等炊具置於火上烤制而成，所以可翻轉烤制。但胡餅一經貼在胡餅爐內便不能再翻轉，如《齊民要術》所載“髓餅法”所強調的“勿令反覆”，這也說明為何最初胡餅多以胡麻著其上，以其易熟也。

（2）酒水類

葡萄酒：《博物志》載:“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雲:‘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清異錄》卷下記有唐穆宗對它的評價：“飲此頓覺四體融合，真“太平君子也。”

三勒漿

龍膏酒：據蘇鶚《杜陽雜編》，龍膏酒是九世紀初期由烏戈山離國所獻，“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但關於這條記載，後人認為很可能是蘇鶚想象豐富的頭腦中憑空編造出來的。

（3）調料類

胡椒：蘇恭《唐本草》稱：“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調食用之，味甚辛辣。”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說：“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蒔蘿子：又名小茴香，也是唐代引進的一種調味品，李珣《海藥本草》稱蒔蘿子“生波斯國”。

蔗糖：王溥《唐會要》記載：“西番諸國出石蜜，中國貴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國取其法，令揚州煎蔗之汁，於中廚自造焉。色味愈於西域所出者。”

（4）果蔬類

金桃：貞觀十一年,“康國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於苑囿。”又云:“康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黃金，亦呼為金桃。”

馬乳蒲桃：貞觀廿一年(647年)突厥葉護可汗進貢，史載:“葉護獻馬乳蒲桃一房，長二丈餘，子亦稍大其色紫。”唐太宗平定高昌後，成功地將其移植到長安的皇家園林中，以後在民間也廣泛栽種。

偏桃：出自波斯，“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其肉苦澀，不堪啖，核中仁甘甜。”

阿月渾子：這是生長在呼羅珊、波斯等地的美味堅果，唐代時通常將它稱作“胡榛子”，不僅香美可口，而且享有能夠滋補健身的美譽，傳入後，在嶺南地區成功地種植。

波斯棗：也出自波斯，“子長二尺,黃白色,有核,熟則紫黑,狀類幹棗,味甜如怡。”

菠菜：又名菠稜，原名波斯菜，是唐太宗時泥婆羅國貢獻的。史稱:“泥缽羅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羨梨，火熟之，能益食味。”

酢菜：是一種闊葉菜，從婆羅國傳人，史稱“狀類慎火，葉闊，味雖少苦，但從食益人。”胡芹：“狀似芹而味香”渾提蔥：則是一種“其狀猶蔥而甘”的白色植物。

總的來說，唐人以開明寬容的態度融合西域胡人的飲食因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飲食文化。域外文化的飲食風氣如一陣清流，匯進長安城，“大有胡氣”成為唐代飲食的獨特風尚。

4.胡姬酒肆之中的胡樂

初唐時，燕樂有“十部伎”。“十部伎”源於隋代的“九部樂”《舊唐書·音樂志》載， “高祖登極之後，享宴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

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廢“禮畢”。十四年，又將“燕樂”列為諸樂之首。同年平高昌，獲高昌樂，於是有了唐燕樂“十部伎”。

“十部伎”：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伎、龜茲伎、高麗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十部樂中除燕樂、清樂和西涼樂之外，均已國名、地名命名，西域胡樂已經十佔其七，《唐六典》卷十四中說：“凡大燕會則設十部伎於庭，以備華夷”看起來是安撫四夷所需，實際上也體現了唐人對胡樂的偏愛。

當然這種燕樂適用於宮廷宴會之中，胡姬酒肆中不大可能出現，但眾多西域樂器卻在這裡大放異彩。最為流行的胡人樂器則非琵琶莫屬。

據薛苗苗《唐代琵琶形制及演奏形式研究》中道：“唐代唐代受到西域文化的影響，琵琶的形制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更加多樣化”其淵源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漢代從中亞地區經西域傳入我國中原的長頸類彈奏樂器，其形制經過漢族人民的改良之後發展演變成了又被稱為“秦漢子”的直項琵琶。

二是東晉時期從波斯、印度經新疆、甘肅傳入中國北方的曲項琵琶。

而直項琵琶與曲項琵琶又可細分為四弦與五絃兩類。從演奏方法上，以橫抱琵琶為主流，但也出現斜抱與豎抱；而演奏形式則既可以合奏也可以用於獨奏，一般在胡姬酒肆之中多為舞蹈之伴奏，伴隨舞蹈的輕快與奔放，胡樂琵琶展現出不同於中原風格獨特的氣息，讓唐人為之著迷。

圖中所示的兩具俑均手持直項琵琶，唯懷抱琵琶姿勢稍有區別，女子琴頭斜向左下，而男子則斜向左上，

琵琶的流行從唐詩中琵琶與古琴出現的頻次就可以看出來，顯然，在唐代，那種于山林、廟宇之中清淨修身的古琴之音，此時，遠不如西域而來的輕快奔放的琵琶，更適合此時唐人開放、大度的心理需求。

5.胡姬酒肆之中的胡舞

唐代的舞蹈主要分為這麼兩大類：健舞之“健”謂舞容剛健；而軟舞之“軟”謂舞容柔軟。

著名的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拓枝》、《劍器》、《胡旋》、《胡騰》等。

而軟舞曲則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拓》、《團圓旋》、《甘州》等。在這裡，本文主要論及來源於中亞粟特民族的典型舞蹈如胡旋舞、胡騰舞、及柘枝舞三種舞蹈。這也是民間胡舞中最為盛行的舞蹈形式。

（1）胡旋舞：又名康國舞，是開、天年間的流行樂舞。白居易《胡旋女》雲：

“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中原自有胡旋者，鬥妙爭能爾不如。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能道胡旋。”

《胡旋舞》的表演，史載：“康國樂二人，……絆襖錦袖，綠絞渾檔挎，赤皮靴，白挎，雙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另《新唐書·禮樂志》還載：“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轉如風。”由此可見，胡旋舞特點以快速、輕盈的連續旋轉動作為主。且舞蹈時舞者一般居於毛毯之上。

左：敦煌220窟南壁胡旋舞，右寧夏鹽池何姓粟特人墓門胡旋舞

敦煌為河西走廊之間，為中外交流之要道，敦煌壁畫中的這幅胡旋舞正是符合文獻記載的最好例證，兩胡姬女子單腳立於小圓毯上，另一腳稍抬，一手放於頭頂，一手於腰腹間，身上的綵帶則暗示了旋轉的姿態；粟特人墓門上的胡旋舞則證明了不僅女子，男子也可以採用這種舞蹈形式，而康國正是粟特昭武九姓之一。

（2）胡騰舞：關於這種舞蹈，唐代詩人劉言史《王中垂宅夜觀舞胡騰詩》中提到：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奴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葡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毅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偏頭促。亂騰新毯雪朱毛，傍佛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桂花西見殘月。”

這裡便說明了胡騰舞來源石國，石國則同樣是粟特昭武九姓之一

圖左：蘇思勖墓壁畫、圖右唐胡騰舞人物紋罐

蘇思勖墓壁畫中的胡騰舞者是中原人形象，其右手高舉於頭頂，左手於腰間，單足而立，另一角懸空，給人以騰躍之感，而唐罐上的舞者則是典型胡人形象，同樣是一種騰躍的姿態。這兩組實物證明了不論是唐人亦或胡人，都對這種舞蹈情有獨鍾。

（3）柘枝舞：柘枝舞的得名，應該是因為其源於石國。《新唐書·西域傳》載：“（石國）或曰拓支、曰拓折、曰赫時，漢大宛北鄙也。”向達在《拓枝舞小考》中也肯定了這一看法。

樂書·拓枝舞》也載：“拓枝舞，童衣五色繡羅寬袍，胡帽銀帶。”張秙《周員外席上觀拓枝》詩云：“金絲夔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 白居易《柘枝詞》也雲：“繡帽珠綢綴，香衫袖窄裁。”

左：大雁塔門楣石刻、右：西安碑林唐興福寺殘碑石刻

由此可見，拓枝舞者在表演時，多著五彩羅衫，特別是紫衫。束垂花帶珠翠，帽轉金鈴，從而顯得非常華貴，這與胡旋舞、胡騰舞有極大的差別。

結語：通過以上對胡風綜合體“胡姬酒肆”中五種元素的討論，關於西域文明對於唐文化的影響自然不需贅言，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唐人之所有能有如此廣闊的胸襟與恢宏的氣度，與其自身極強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支撐分不開，這種實力帶來的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使得胡人仰慕進而寓居長安，從而帶來了西域的胡文化與唐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文化的雙向交流則促進了民族融合，為後來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M],北京,三聯書店,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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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曉靜.唐代的胡風飲食[J],民俗研究,1998,02.

4.王松濤.胡樂胡舞與唐詩[D],甘肅,西北師範大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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