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户时代，日本是一个幕藩体制的国家，整个国家除了将军直属领地之外，还分成了大量的藩，这些藩的藩主们就拥有着大量的领地和资产。而维新之后，政府虽然从这些藩主手中收走了他们对领地的统治权，但是并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反而维持了他们的财产，让他们继续拥有巨额的财富。同时，政府还将这些旧大名在江户二百多年里面积累的债务给承接了过来，转变成为了公共债务，进一步使得这些人的财富得以夯实。
然后政府实行了地租改正，确认了土地私有和流转集中的自由，使得土地仍旧集中在一小部分大地主手中（也就是后面所称的“寄生地主”）维新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中有一股势力对日本影响非常大，就是福泽谕吉那一批思想家，他们痛恨愚民，痛恨传统文化。因为痛恨愚民，认为普通民众皆愚昧，不配享有维新带来的果实，而维新党人本来就是藩阀出身，这种思想在日本上层几乎是颠覆不破的真理。整个日本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因此维新之后，自然首先还是维护这些上层人的利益，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改革成果。
在这样的体制下，日本的农民承受着极高的地租剥削，生活凄惨，甚至在大正时期还有卖儿鬻女的情况存在。而在昭和前期，因为土地制度的严重不均衡，以及军费的膨胀，更是出现了持续数年的“昭和东北大饥馑”，大量人死于饥荒所带来的营养不良。
因为分配原因，日本财富分配过于集中，导致没有一个庞大的消费阶层，使得市场萎缩。同时，当时世界各国盛行的经济保守主义，使得每个国家都竖起了高高的贸易壁垒，国外市场变得狭小。法国德国这种传统重商主义国家就不说了，到了20年代末的大萧条之后，就连原本高唱自由贸易的英美国家也纷纷走向了封闭的关税壁垒。而恰恰这个时候，日本还出现了人口的膨胀，从明治年间的4000万发展到了昭和前期的七千万。愚民群体的极速膨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无孔不入的歧视。
当代日本哲学家田中王堂、丸山真男等对福泽谕吉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丸山真男认为福泽谕吉反愚民，所谓的愚民就是平民，愚民一词是为绑架平民的价值观，而给平民编造的莫须有罪名。反愚民必定导致民间各树壁垒，人心向隅，整个社会走向人情冷漠，生产生活的合作能力极大降低。身负莫须有罪名的广大平民，自然会要找一个让自己站立起来为人的理由。这种渴望在严重的时候会形成反社会的群体现象。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肃清”的潮流。
昭和的那些少壮派极右翼军人们之所以屡屡暴走，希望能够扫清政治，重塑国家。即所谓的“打倒财阀”、“革新政治”为枢纽的“国内肃清论”。这些军人大多出生底层，或者亲眼目睹了广大平民被污蔑、歧视的现状，但是又找不到原因。丸山真男说，由于福泽谕吉那一批哲学家煽动仇恨愚民，使得仇恨遗留问题成为日本最严重的社会危机。
而当代哲学家田中王堂则认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福泽谕吉那一批思想家发动的反传统文化运动，而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一国民众的精神食粮。国民没了精神食粮，就会出现精神危机。福泽谕吉等人片面地否定了东方文化，导致明治维新后的文化断层，和后来再难以实现的文化追踪，使得日本的古文化保护上出现不可磨灭的遗憾。精神危机典型的表现就是会出现以一些低俗的精神品为道德高地。肃清潮流便是在这种精神危机中产生的。军人在一次次以肉体消灭为目的的暴走行动当中，除了政界多位前首相曾遭遇过刺杀（原敬，滨口雄幸，犬养毅，高桥是清，冈田启介）之外，大量的官僚政客也遭遇了刺杀，就连财阀也无法幸免于难——比如三井财阀的总裁团琢磨男爵。精神危机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天皇的个人崇拜，对武力的崇拜，对富足和扩张的崇拜。
直到后来，“国内肃清”已经到了连首相、元老和财阀都首当其冲的地步了，日本统治阶级干脆选择走向极右来避免革命，也正是因为对“共产革命”的恐惧，天皇才最终在近卫文麿公爵等人的劝说下选择了投降，决定顺应民意以对外扩张、崇拜天皇等形式消除福泽谕吉那一代人所产生的仇恨遗留问题。一个人疯了，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疯了，我们却很难看出来，日本的精神危机，导致举国疯狂，再加上经济危机，对外开战铤而走险，似乎成了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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