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戶時代，日本是一個幕藩體制的國家，整個國家除了將軍直屬領地之外，還分成了大量的藩，這些藩的藩主們就擁有著大量的領地和資產。而維新之後，政府雖然從這些藩主手中收走了他們對領地的統治權，但是並沒有剝奪他們的財產，反而維持了他們的財產，讓他們繼續擁有鉅額的財富。同時，政府還將這些舊大名在江戶二百多年裡面積累的債務給承接了過來，轉變成為了公共債務，進一步使得這些人的財富得以夯實。
然後政府實行了地租改正，確認了土地私有和流轉集中的自由，使得土地仍舊集中在一小部分大地主手中（也就是後面所稱的“寄生地主”）維新政府之所以這麼做，主要是因為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啟蒙思想家中有一股勢力對日本影響非常大，就是福澤諭吉那一批思想家，他們痛恨愚民，痛恨傳統文化。因為痛恨愚民，認為普通民眾皆愚昧，不配享有維新帶來的果實，而維新黨人本來就是藩閥出身，這種思想在日本上層幾乎是顛覆不破的真理。整個日本沒有人會懷疑這個，因此維新之後，自然首先還是維護這些上層人的利益，讓他們獲得更多的改革成果。
在這樣的體制下，日本的農民承受著極高的地租剝削，生活悽慘，甚至在大正時期還有賣兒鬻女的情況存在。而在昭和前期，因為土地制度的嚴重不均衡，以及軍費的膨脹，更是出現了持續數年的“昭和東北大饑饉”，大量人死於饑荒所帶來的營養不良。
因為分配原因，日本財富分配過於集中，導致沒有一個龐大的消費階層，使得市場萎縮。同時，當時世界各國盛行的經濟保守主義，使得每個國家都豎起了高高的貿易壁壘，國外市場變得狹小。法國德國這種傳統重商主義國家就不說了，到了20年代末的大蕭條之後，就連原本高唱自由貿易的英美國家也紛紛走向了封閉的關稅壁壘。而恰恰這個時候，日本還出現了人口的膨脹，從明治年間的4000萬發展到了昭和前期的七千萬。愚民群體的極速膨脹，帶來的是整個社會無孔不入的歧視。
當代日本哲學家田中王堂、丸山真男等對福澤諭吉的思想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丸山真男認為福澤諭吉反愚民，所謂的愚民就是平民，愚民一詞是為綁架平民的價值觀，而給平民編造的莫須有罪名。反愚民必定導致民間各樹壁壘，人心向隅，整個社會走向人情冷漠，生產生活的合作能力極大降低。身負莫須有罪名的廣大平民，自然會要找一個讓自己站立起來為人的理由。這種渴望在嚴重的時候會形成反社會的群體現象。這個時候日本國內出現了一股“肅清”的潮流。
昭和的那些少壯派極右翼軍人們之所以屢屢暴走，希望能夠掃清政治，重塑國家。即所謂的“打倒財閥”、“革新政治”為樞紐的“國內肅清論”。這些軍人大多出生底層，或者親眼目睹了廣大平民被汙衊、歧視的現狀，但是又找不到原因。丸山真男說，由於福澤諭吉那一批哲學家煽動仇恨愚民，使得仇恨遺留問題成為日本最嚴重的社會危機。
而當代哲學家田中王堂則認為，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福澤諭吉那一批思想家發動的反傳統文化運動，而所謂的傳統文化就是一國民眾的精神食糧。國民沒了精神食糧，就會出現精神危機。福澤諭吉等人片面地否定了東方文化，導致明治維新後的文化斷層，和後來再難以實現的文化追蹤，使得日本的古文化保護上出現不可磨滅的遺憾。精神危機典型的表現就是會出現以一些低俗的精神品為道德高地。肅清潮流便是在這種精神危機中產生的。軍人在一次次以肉體消滅為目的的暴走行動當中，除了政界多位前首相曾遭遇過刺殺（原敬，濱口雄幸，犬養毅，高橋是清，岡田啟介）之外，大量的官僚政客也遭遇了刺殺，就連財閥也無法倖免於難——比如三井財閥的總裁團琢磨男爵。精神危機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天皇的個人崇拜，對武力的崇拜，對富足和擴張的崇拜。
直到後來，“國內肅清”已經到了連首相、元老和財閥都首當其衝的地步了，日本統治階級乾脆選擇走向極右來避免革命，也正是因為對“共產革命”的恐懼，天皇才最終在近衛文麿公爵等人的勸說下選擇了投降，決定順應民意以對外擴張、崇拜天皇等形式消除福澤諭吉那一代人所產生的仇恨遺留問題。一個人瘋了，我們很容易看出來，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瘋了，我們卻很難看出來，日本的精神危機，導致舉國瘋狂，再加上經濟危機，對外開戰鋌而走險，似乎成了不二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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