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下鄉的時候，我和麗萍一起做晚飯。可是無論如何，我倆怎麼也點不燃那浸溼了牛尿的牛窩草，忙活了一個多小時，也沒煮好飯。我倆相對無言，臉上都淌著眼淚，分不清是煙燻的，還是委屈哭出來的。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門口突然出現一個四五歲左右的小女孩。因為光線太暗，也看不清她的臉，但是她那一頭亂蓬蓬的頭髮和翹起的小刷辮卻是清晰可見。
我和麗萍驚異地望著她。半天，她才說話：“姐姐，拿去吃。”“吃”拖著湖廣腔，但還能聽懂。說完話，她不好意思地低下頭，用腳蹭了蹭地下的泥土，然後遞過來一土碗煮花生。
我們就問她，是誰叫你來的？她說是她娘。當時她是誰，誰又是她的娘，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接過這碗煮花生，很快就你一顆我一粒地吃完了，就連最癟的嫩水子也沒放過。這碗煮花生可以說是雪中送炭，正好充飢，又何況當時城裡很少見到這麼新鮮的東西。
後來，我們知道這個小女孩叫紅英，也逐漸與紅英一家熟識了。她娘叫於曉玉，儘管才三十來歲，可是細細地皺紋卻已爬上了她的臉頰。她從早到晚勞動，從不停手腳，除了趕集賣雞蛋才換件乾淨的衣服，平時都是穿補丁摞補丁的舊衣服。
紅英還有三個哥哥，大哥不滿16歲，小哥哥才10歲，就輟學割豬草了。一家子的日子過得也相當艱難，平時每日三頓都只是紅苕稀飯。儘管日子過得很緊巴，但是青菜、豆角，自留地裡還有。我們不時會得到他們家的接濟，吃飯時也常有下飯菜。
紅英也成了我們的小伴兒，她經常給我們送各種蔬菜，然後就坐在門檻上，愣愣地看著我們。我們幹什麼，她都喜歡看，瞧來瞧去。洗頭，她在旁邊看，梳頭，她也看。終於有一天，她脹紅著小臉說：“姐姐，能給我梳兩個小辮嗎？”我找來一把小梳子給她專用，因為她的頭髮又髒又膩，平時很少洗髮。我給她梳好小辮子後，她也像我們一樣，拿起小鏡子照了照，圓圓的黑裡透紅的小臉，笑起來就像農家門上貼的年畫上的胖小妞，漂亮可愛。
經常到了吃飯的時候，她娘喊她幾次她才肯走。有時，她乾脆端了飯碗又回來了。我們總在這時悄悄地給她盛上點乾飯，催她快點吃。因為她娘是絕不允許的。 按照當地習俗，端起碗到別人家舀飯是很沒禮貌的，是一種很卑鄙齷齪的行為。可是我們不管這些，我們有乾飯吃，所以偷偷地也給紅英吃。
再以後，每次我回成都時總要給紅英捎一兩件小禮物，最愛給的就是香皂或牙膏這類東西。因為這些是當時農民都消費不起的奢侈品。還有一次，還給她買了一對紅蝴蝶結，她如獲至寶，平時都捨不得戴，只有趕集時才讓她娘給她戴上。她娘也逐漸重視經常被我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女兒了，開始經常給她洗洗頭、洗洗臉，紅英也變乾淨了。
春播秋收，一年之後，我差不多學會了所有農村婦女能幹的活。挑糞、插秧、割穀子都不在話下。我們用行動換回了許多當地農民對我們的友善，當然與紅英一家友情更深厚。
後來，我們三個知青分鍋吃飯時，隊長叫當時隊上手藝最好的羅木匠將給我打水桶。一天晚上，我拿著火把翻山去到羅木匠家，他告訴我還沒打好，就把我送回了知青駐地。第二天晚上，我再去，還是沒做好，他又把我送回駐地。
事隔不到一個月，縣上來招生，以我的條件來說，肯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盼呀，等呀，終於有一天，大隊支書通知我到公社去一趟，我高高興興地到了公社。以往到公社，幹部總是笑盈盈的待我，而這次卻變了。
管知青的孫主任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後就出去了，緊接著進來兩個中年男同志，表情都非常嚴肅。一進來，他們就把門關上了。其中一個說：“有人寫信到縣上檢舉你和生產隊的一個木匠有男女關係。為了保護知識青年，特別是女知青，你把受害經過講出來。”
我一愣，很氣憤地說：“我是一個女知青，你們說話要負責任，不能拿一個知青的清白開玩笑！”他們顯然不相信。無奈，我只好講了與羅木匠的簡單接觸的經過，他們卻認為這件事肯定不像我說得這麼簡單，當時我就急哭了，真是有口難辯。
不久後，公社讀書的名單下來了，沒有我。我很氣憤，就跑到公社去找那兩個毀了我讀書夢的人。哪知他們已經回到縣裡去了，我又趕到縣上去找，要他們講清楚。他們應付了一通，要我回去找公社書記。等我回到公社，書記對我說：“你們生產隊的羅木匠之前和一個老知青亂搞，與自己的老婆離了婚，影響很不好。你們隊上有人寫了檢舉信，主要是想整一整羅木匠，把他弄進監獄。既然你和他沒有不正常的關係，那就算了，好好表現！明年有讀書的名額，我們再推薦你去。”我也不敢再和他講什麼，只好悻悻地回到了生產隊。
直到三年後，我才離開了那裡。這三年間，與紅英一家友情更深厚，也嚐遍了這塊土地上生長的五穀雜糧。差不多是16年後，當我再次回到那個小山村時，卻得到一個不幸的消息：小紅英幾年前去鄉上看電影，電影院突然坍塌，當場被砸昏死，第二天就死在了當地醫院。
當時好正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與我下鄉時一樣，正是花季。
這花兒，花季真短。
閱讀更多 素履草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