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國立藝專在建國之後改名中央美術學院，我一氣在這個學校讀了四年半的書，連同抗戰時期讀京華美術學院，可稱為“美院三度”。
徐悲鴻師是寫實派的大師，特別是解放後學校裡來了一些從老區來的美術家，再加蘇聯的影響及功利主義意識，學校特別強調畫年畫、連環畫、宣傳畫及領袖像，強調寫生、素描、解剖。因此，我放下文人畫，在素描、水彩、油畫上又下了一番功夫。但這是很不情願的。記得我們學校參加開國大典的遊行時，我糊了一個燈籠，用草書寫了口號，並畫了幾筆文入畫，同學們為此還奚落了一番，說“這是八大山人筆意，可就是不合時宜”。再如作油畫吧，我常在畫面上題上一行字或詩，因為我對中國傳統的詩、書、畫太痴迷了，積習難改。再說，我在班級裡是帶藝進修。類乎“研究生”的資格，有的同學改我的別號“夜泊”為“狂伯”，謔稱“顛倒狂伯”。大概徐悲鴻師覺得我的別號太書卷氣，曾改作“夜帕”——夜幕上的帕米爾高原的意思。
1953年暑假前，我結業了。徐師說，本來應留我在學校任教，但墨畫一科已不是發展方向，蔣兆和、黃均、葉淺予、李可染等老師都在探索順應時代的新路子。就這樣，我被分配到天津大學的美術教研室，從此，我算正式走向了社會。畢業之前，我曾要求參軍，因為身體條件限制未獲批准。
在天津大學任教之餘，我兼到天津市工人文化宮為工人美術班講授書畫，還和著名木刻家馬達組織了一個磚刻藝術研究組，同一批青年學員一起研究傳統藝術。我曾為青年愛好者講授漢畫像石和磚瓦文字，馬達則用方磚刻制屈原、杜甫像以作示範。馬達先生早年曾投入魯迅所倡導的木刻運動，同魯迅相識，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擔任過教授。在相處時，他愛收藏古器、怪石、古董。這個藝術研究組頗有成績，一些青年人成了篆刻家，有的學員寫出了磚瓦文字及銅鏡銘識的專門著作。
在天津的另一位書畫友人是趙佩瑤。他專攻“三公山碑”。藏有王鐸所寫的草篆《說劍篇》，計12大屏，書風奇偉，很多鑑賞家也不敢定其真偽。黃綺教授當時在河北大學任教，他在讀西南聯大時，從聞一多先生研究文字學，深於訓詁，有一個階段我們在一起研究書法理論，唱和詩詞。
在天津任文史館館長的王襄老先生，是我素所仰慕的第一代甲骨文學者。他先住在天津城裡的“十字中心”，我第一次拜訪他時談起他據以考證滕縣漢畫像石，還是我少年的手拓，王老笑道：“無怪當時就感到拓工不精，原來出自你們少年之手。”老人致力書法，特擅長於“毛公鼎”及“魏碑”，他的《簠室殷契徵文考釋》就是用“魏碑”碑意的小楷字寫成。我們訂交以後，曾有組織天津書法研究會的構想。為此，我受命到北京書法研究會找鄭誦先先生聯繫。後因會址、經費等原因未能成功。王襄老先生不長於言辭、交遊，晚年下肢癱瘓，但仍然每日堅持讀書、寫字。老人不同意我在書藝上的追求，說：不守舊法的作品容易火氣，不能脫離古人的碑帖。他遷移到和平區睦南道居住後，我和馬達時常前去拜候、請教。他的弟子中，最出色的是陳邦懷，長於漢簡。王襄老先生逝世後，陳邦懷接任文史館館長。
六十年代，天津武清縣出土了《雁門太守鮮于君碑》一通。我曾多次帶領跟我學書法、繪畫的學生前去觀看、研究。碑陽寫得端肅嚴整，而碑陰則較為流暢跌宕，結體和字型有些近於《張遷碑》，可為《爨寶子碑》的由隸而楷之先型。天津藝術博物館的古代書畫作品如范寬的《雪山寒林》、趙子固的《水仙長卷》、趙子昂的《洛神賦》、陳道復的書法佳作，我都借生活在天津的方便，反覆鑑賞、觀摹。再加自己的興趣無年節、無假日地沉浸於繪畫與書法之中，終於將自己的居室命名為“己出樓”。王襄老先生生前曾為之題額。
“己出樓”來自韓愈“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為剽賊”之句。又撰《我畫我畫歌》，聲言：“前人若已有，何必要我在?姓氏越百種，一姓烏能代，我畫即我姓，我寫我所愛。牙慧不欲拾，憑人說好壞，酌古亦量今，會中復融外……我為鳴蟬飛，留畫為蟬蛻。我僅似前人，如負前人債。我欲勝前人，今人又不耐。人言我似某，我聞慚自悔。人或有似我，我勸棄之快。”這是我向書畫界同行宣佈：我要從師承、借鑑階段，轉向表達一己之心性。
我特別喜歡老莊的哲學。如《莊子》的“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列子》的“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這些話道出了東方美學的精華，表現了藝術的主體精神，因刻閒章一方“不為造化小兒所困”，決心給自己的心靈以超越之精神，以表現外在之新境。
我的己出樓成了詩朋畫友與我切磋藝術的地方，我常向青年求藝者說：“我本是學無常師的人，有興趣學我者，不要學我之面目，而應學我之所學。”
閱讀更多 彭門創作室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