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谈“九-一八”事变，必谈三个日军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板垣、石原、土肥原三人，被称为“关东军三羽乌”。（中国称之为：“三只乌鸦”）
板垣身材矮小，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像。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细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的特点是大刀阔斧，石原莞尔的特点是深谋远虑。一个是关东军的干将，另一个原则是关东军的头脑。
石原是河本大作实施皇姑屯爆炸案后求助的第一人。他长着一付小孩脸，面孔常带忧郁。一旦陷入深思，周围便没有人敢上来打扰他。他还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名声，对部下温和，对长官尖刻。石原给所有上司都起了诨名，而且敢当他们的面使用。这在极讲资历和官阶的日军内部，确实十分反常。石原比板垣小四岁，但比板垣到关东军早半年。1928年10月，他由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而板垣第二年5月才来。
“天不怕地不怕”的石原一踏上中国土地，立刻被大豆、高梁和像绿色海洋般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惊呆了。他的眼睛一直贴在照相机上和望远镜上。头脑中帝国扩张的梦想一下子找到了依托的地方。他似乎喃喃自语、又似乎对身边的人倾诉说：“对这样的地形地势，我们也许得采用海军战术。”
谁也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跟谁也再不解释。同僚们都知道他是个极其刻苦、极其舍得下本的人。到了关东军总部旅顺，一连8个月，他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书籍、研究地图以及和关东军经验丰富的老手谈话上面。一付小孩脸的石原实际是一头凶猛的猎豹。第一眼被他看中的东西，便被紧紧咬住，决不松口。凡是梦想，他就要顽强地把他变成现实。
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后来令裕仁天皇赞叹不已、以“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入皇家秘密档案的《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就是石原莞尔在侦察旅行的路途中，在巅簸不已的火车上完成的。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鸟：土肥原贤二， 1931年8月18日，事变的30天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市长
三个人没有一个是部队主官，都是参谋。人们若不知道这些参谋具有多么巨大的能量，就很难理解日本军队为何如此凶残与如此疯狂。这时,日本陆军的一项奇葩特质显现出来—表面看上去,日军似乎是一支近代军队,有着严格的军法，为什么等级极为森严、上级可以抽下级耳光的日本军队中，竟然出现下级军官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级指挥的现象呢？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
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青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进行，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这也造成日本政局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马上要入侵中国东北，但见不到任何指示批复或成文的命令。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
石原正是抓准了这一点。他和拥趸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是打着“维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弄到最后,连驻朝的日军居然都公然越过国界,跑到东北来“帮忙”了。他们的胆大妄为还表现在，九一八事件不但内阁不知情，连陆军省、参谋本部事先也没有被请示。 在事件发生的前三天，1931年9月15日，关东军准备炸毁铁路采取战争行动的秘密计划传到了东京，军部为此召开了三长官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所谓“陆军三长官”全部出席，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要他们在隐忍自重一年”，并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去中国东北，安抚关东军，也是阻止关东军。可是建川此人估计也追捧石原莞尔的理论。从日本到东北,有飞机不坐他非坐船,到了朝鲜又坐火车,一路磨洋工,“九一八”事变当晚才到东北,到地方后看到关东军上下一片紧张气氛,明显是要今夜动手,于是建川干脆跑到酒馆来了个一醉方休。 从参谋本部的建川，到关东军的本庄、板垣，内心明细之致。如果出事了，事情搞砸了，高级参谋板垣替本庄司令官、本庄司令官替建川部长、建川部长替军部、军部替天皇分头承担责任。
这是事先默认的承担责任方式。但1948年上绞架时，这种放手让下层去干、再层层分担责任的方式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被绞死的，只是板垣征四郎一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守备队制造中国士兵炸毁柳条湖铁路的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开火。当永田铁山调拔的240毫米大炮震颤着沈阳大地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在旅顺泡热水澡。刚刚到达沈阳的作战部长建川正在和艺妓睡觉。本庄听取了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参谋的意见后，犹豫片刻，断然作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决定。
他的命令完全是多余。部队早已在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下行动了。板垣在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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