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來，特別是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後，儒家思想與學說進入了一個相當艱難的時期。
在"專打孔家店"與吳稚暉所謂把"線裝書應當拋在茅坑二十年"成為時代主旋律之後，儒家與儒學身上就不免會堆積各種罪名、罵名與偏見。
那麼，該如何認識和看待儒家思想與儒家學說呢？
適逢其時的梁啟超，在晚年以專著《儒家哲學》，為儒家學說作了五個方面的有力辯護。
對於儒學所遭遇到了嚴峻形勢，梁啟超有一個比喻。
無論是何學說，在經歷了長長一大段歷史之後，總不免會有會變質的情況發生。這就好比人身體血管之硬化，會於健康有礙。因此，用"大黃芒硝"一類藥瀉他一瀉，也是有必要的。但藥總是藥，不能拿來當飯吃。一味的批判總不是個事。
梁啟超在肯定了對儒學反思與批判的必要性的同時，又特別指出，儒家思想的真價值是不能抹煞的，否則就不是求真求善的態度了。
這就需要對儒學做一番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面對種種對儒家的疑問與拷問，梁啟超主要從五個方面加以回答，為儒學辯護。
第一，中國的文化與儒家存在怎樣的關係呢？
梁啟超認為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因為中國這個社會，無論識字的人與不識字的人，都生長在儒家思想空氣之中。
而中國思想，儒家以外，還有別的學派。如戰國的老墨，六朝、唐的道佛，近代的耶回，以及最近代的科學與其他學術。它們都可能會影響到中國人的思想，或者會成為中國人思想的一部分。但研究批評一個學派，一面要看他的繼續性，一面要看他的普遍性。
"自孔子以來，直至於今，繼續不斷的，還是儒家勢力最大。自士大夫以至臺輿皂隸普遍崇敬的，還是儒家信仰最深。所以我們可以說，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
第二，能不能把儒家思想當作過去的學問而加以拋棄？
一件事物到底是否以古今新舊為定善惡的標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梁啟超認為：古今新舊，不足以為定善惡是非的標準。我們不能說"新"的完全是好的，"舊"的完全是壞的。亦不能說"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
因為一切學說，都可以分為兩類。一種含有時代性，一種不含時代性，即《禮記》所謂"有可與民變革者，有不可與民變革者"。歷史上確有許多學說，常因時代之變遷而減少其價值。
儒家思想中"外王"的大部分，含有時代性的居多。但其關於"內聖"的全部，"外王"的一小部分，則絕對不含時代性。如《中庸》所謂"智仁勇三者，為天下之達德"，不論在何時何國何派，都是適用的。
儒家關於"道"的方面，可以說含時代性的甚少。儒家關於"術"的方面，雖有一部分含時代性，還有一部分不含時代性。譬如知行分合問題，朱晦庵講"先知後行"、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此兩種方法都可用，研究他們的方法，都有益處。
但儒家之哲學思想，大部分不含時代性，不可以因為時代古思想舊而拋棄之。
第三、儒家思想是否只是貴族的而非平民的、是個人的而非社會的？
不能不看到，儒家思想側重私人道德，有點近於非社會的；而且二千年來誦習儒學的人都屬於士大夫階級，有點近於非平民的。但是這種現象，是否為儒學所專有，是否又足為儒學之病呢？
梁啟超認為：文化這件東西，原不能以普及程度之難易定其價值之高低。
李白、杜甫詩的趣味，不能如白居易詩之易於普及享受；白居易詩之趣味，又不能如盲女彈詞之易於普及享受。難道能由此說《天雨花》比《白氏長慶集》好，《長慶集》又比《李杜集》好嗎？
"現代最時髦的平民文學、平民美術，益處雖多，然把文學美術的品格降低的毛病也不小，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第四、儒家學說是否只是成為了歷代君主實施專制的幫手？
誠然歷代帝王，假冒儒家招牌，實行專制，此種情形，在所不免。
梁啟超特別指出：幾千年來，儒家中最有力的儒家學派，不惟不受帝王的指使，而且常帶反抗的精神。儒家中那些開創性大師，如孔、孟、荀都帶有很激烈的反抗精神。
東漢為儒學最盛時代，但是《後漢書·黨錮傳》中，最令當時帝王頭痛的，皆屬儒家大師。
北宋二程，列在元祐黨籍；南宋朱熹，列在慶元黨籍，都曾飽受當時權貴摧殘。又如明朝王陽明，在事業上雖曾立下大功，在學問上到處都受摧殘。
"由此看來，儒家哲學也可以說是伸張民權的學問，不是擁護專制的學問；是反抗壓迫的學問，不是奴辱人民的學問。所以歷代儒學大師，非惟不受君主的指使，而且常受君主的摧殘。要把賊民之罪加在儒家身上，那真是冤透了"。
五、儒家是否只是屬於玄學而與科學沒有半點關係？
當時學界提倡科學，反對玄學，所以有科學玄學之爭。
梁啟超認為：儒家本來不是玄學，誤被人認是玄學，一同排斥，這於儒家就未免太冤。
儒家的朱陸，有"無極太極"之辯，誠然帶點玄學色彩。然這種學說，在儒家道術中地位極其輕微，不能算是儒家的中心論點。自孔孟以至陸王，都把憑空虛構的本體論擱置一邊，那能說是玄學呢？
再說"無極太極"之辯，實際發生於受了佛道的影響以後，不是儒家本來面目。並且此種討論，仍由擴大人格出發，乃是方法，不是目的。所以說儒家玄學色彩，最淺最淡。
儒家與科學，不特兩不相背，而且異常接近。因為儒家以人作本位，以自己環境作出發點，比較近於科學精神，至少可以說不違反科學精神。所以我們儘管在儒家哲學上力下功夫，仍然不算逆潮流、背時代。
梁啟超是在儒家處於最艱難境況中對其施以援手的人，最為難得。任公設想種種說辭以脫儒家出困境，並試圖與現代精神相對接，亦令人感佩。但不能不說任公在為儒家的辯辭中亦是有可商榷之處的。
關於儒家與中國文化之關係。吳稚暉認為有三件事情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分別是"孔夫子、關老爺、麻先生"，這似乎證明了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但英國學者韋爾斯先生認為"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裡，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聞一多把此說改為"偷兒、騙子、土匪"，周作人也通過研究表明道家在一般民眾的影響力甚至要超過儒家。
關於儒家與歷代政治之關係。這不免牽涉到道統與治統之關係，歷史上道統不能不對治統有所"配合"，用魯迅的話說，就是孔子與儒家在起"敲門磚"的作用。但任公所說一些儒學精英的"反抗"與叛逆，也是歷史事實，這就成為對現代人不可多得的重要提醒。歷史上的道統對治統並不是一味順從的關係。但恐怕不能由此得出"儒家哲學也可以說是伸張民權的學問，不是擁護專制的學問"之結論。
關於儒家與玄學及科學的關係問題。任公在此一問題上，不免有揀了芝麻、丟了西瓜之嫌。儒家完全不必與那時當紅的"科學"套近乎。
為了擺脫儒家與"玄學"的關係，任公一方面聲明"無極太極"等問題儒家思想中地位"極其輕微"；另方面對儒家"性與天道"等形而上問題避之唯恐不及，在這些方面，都能看出哪怕是大師如梁啟超，也很難走出他的時代。
參考文獻：
《儒家哲學》 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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