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為了更嚴苛的控制平民百姓的思想意識，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乾隆皇帝執政期間在全國各地大興起了文字獄。其所造成的冤假錯案不勝枚舉，所造成思想文化的退步，更是讓世人心寒。也因此，中國史學家顧頡剛認為：
“清代三百年，文獻不存，文字獄禍尚有可以考見者乎？曰：有之，然其嚴酷莫甚於清初。”
其實，世界各國的情況也都大同小異，在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之前，必然會經歷一些波折。比如：在乾隆皇帝的同時期，我們的鄰國朝鮮與日本也在推行著越發嚴酷的思想文化專制。
松平定信，江戶幕府第8代將軍德川吉宗的孫子，定綱系久鬆鬆平家第9代當主，江戶時代的大名、政治家，也是當時日本的幕府首相。他著力推行寬政改革，改革的內容主要是禁止學習除朱子學說的其它任何學派。並且，為了實施起來更有法度可依據，他還在1790年頒佈了《異學禁令》。
再看看朝鮮，李算是當年朝鮮的正祖，李氏朝鮮的第22代君主，1776年至1800年在位。在他當政期間，也格外在意所謂的“異端”動態，他甚至下令：堅決杜絕從清朝流入的書籍。這讓人感到非常詫異，清朝的書籍有什麼值得害怕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日本與朝鮮的這種不由分說的蠻橫，與中國還是有一拼的。
原來，在朝鮮統治者的眼中，清朝的一切都是未經開化的妖誕，更別說是來自清廷的滿人了，那簡直就是讓朝鮮所不齒的蠻夷。
自始至終，朝鮮都想以“文明”兩個字在世界上謀得一席之地，因此，在思想統治上必須要做到鞏固以朱子學說為核心的新儒學，並時時刻刻的提防著外來文化的滲透。而那些由清朝傳出來的思想多樣化的書籍，使人墮落的菸草以及神秘叵測的天主教信仰，怎麼能不讓正祖李算提心吊膽呢？
朝鮮政府為了使中央集權不斷加強，便開始實施各種策略，他們窮追不捨的逮捕和處決天主教徒。朝鮮政府認為：“天主教之所以能在大清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是因為，信奉它的“蠻夷”處於較低的文化發展水平。”因此，他們先將追捕的重點，放在教育水平很低的中下層階級。
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他們卻不斷意識到，士大夫階層被天主教影響的情況更為嚴峻。
李算曾經一再警告從朝鮮出發去訪問清朝的使者，清朝書籍一律不許帶回國內。而這，可能與清人傳教士曾利用相貌上的相似偷偷潛入朝鮮傳教有關。這一切將天主教引入朝鮮的行為，差點逼瘋了正祖李算，因此，他下定決心要對抗滿人思想。
不僅如此，朝鮮備邊司還在各方面嚴加規定防範來自大清的妖誕書籍。但這樣的做法實在很是愚蠢，因為，清朝絕大多數流傳出境的書籍，都是理學、音韻、詩文、地理、政典、小說、經書、史集、天文等內容。而朝鮮政府卻要求把這些寶藏通通擋在門外，甚至，還下令如若發現的話，就要立即燒燬。
這無異於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將進步的思潮、技術與文化掩蓋在了塵土裡，反而逼迫自己閉上眼睛裝睡。儘管，天主教早期在日本的傳教比較成功，在中國的耶穌傳教士，也曾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用。而且，乾隆皇帝也曾公開表達對意大利籍耶穌會士、畫家郎世寧的尊重與欽佩。但是，著眼於事物的本質來說，天主教這種信仰，並不可能輕易俘獲各國統治者的真心。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郎世寧曾兩次請求乾隆皇帝停止對傳教士的迫害，但是，乾隆皇帝，卻總是秉持著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根本沒有把天主教放在心上。
其實，維護儒家學說的正統性，才是統治者的共識。畢竟，儒家學說在中國、日本以及朝鮮各國紮根已久，無論是從傳統性、依賴性、歷史性上說，還是從統治者的統治需要上來講，儒家學說都是一個不二之選。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是思想統治的工具，還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這其中，更是保存了中國人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
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了周邊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念的影響，至今都非常明顯。當談到中國、朝鮮以及日本，對於儒家學說思想的差異性時，我們就可以發現，日本一直在尋找一種將各家學說達到平衡的一個端點，他們不是非儒家學說不可。
但是，大清皇帝所面臨的，卻是一個龐大的疆土以及一群身份地位都極具複雜性的現實。在這樣一個多樣性的環境下，不可能輕易地用一種新進思想作為統治風向標，也不可能永遠用一種陳腐頑固的老思想貫穿古今，因此，中國也在尋求一種平衡。
然而，朝鮮則不同，朝鮮的疆域相比於中國和日本來說就小了不少，人口數量與環境因素也相對更簡單一些。因此，只有朝鮮才會將儒家學說，永恆的作為正統思想。
【《中國文字獄》、《儒家文化的精髓體現》、《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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