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陸離
監製丨闌夕
如果從1月20日鍾南山院士首次接受媒體採訪時拉響全民共抗疫情的警報算起，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才過去了47天。對於國人而言，這47天卻恍如一個世紀般漫長。
截止3月5日晚24時，除湖北外全國其他省市新增確診病例17例，其中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6例。嚴防境外輸入病例的重要性不斷凸顯。
這意味著，儘管疫情發展速度超乎人們想象，或許是唯一值得慶幸的，這場始於2019年12月的疫情，經過2個多月的攻防終於走到了攻堅戰的最後階段。
這期間有著一系列不斷升級的針對性政策開始出臺落實。自2月6日北京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之後，全國除港澳臺之外的32個省份均已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覆蓋超13億國人。
與此同時，全國多個城市的小區開始實行封閉化管理，外人無法進入小區，小區內住戶需要憑出入證才能出入。
但在一些距離武漢較遠、信息也較為閉塞的中小城市，卻也有著許多民眾在疫情爆發的最嚴峻時期依舊不以為然。
從最開始編造「漢口人忙著備至年貨不想理你們」之類的段子，到後續在一些新聞下發表諸如「武漢人都不帶口罩」這樣的評論，再到意識到疫情嚴重性但仍然不願意戴口罩、少出門。
彼時，我每天下樓扔垃圾時都會在電梯裡遇到一兩個在密閉空間裡依然堅持不戴口罩的「勇士」。
無論這些人是無知、蔫壞還是“視死如歸”。這都不是面對這樣一場來源不明確、傳播途徑不全知、暫無疫苗和特效藥的新型傳染病疫情的正確態度。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本著要謹慎不要恐慌的態度，不妨不夾雜情緒的來看看歷史上人類所遭遇的那些嚴重瘟疫災害，以及為戰勝疫情所付出的代價與換來的經驗教訓。
1
故事的開始，要從與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臨床症狀相似，同為急性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的「流感」說起。
相信所有人對流感這個詞都不陌生，儘管後者是一種傳染性強、傳播速度快的疾病，但人們往往將其與小感冒相提並論，不會抱有過多的警惕之心。
一個重要原因或許在於，流感與sars、mers、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及普通感冒的初期症狀十分相似，均為咳嗽、咽痛、流鼻涕、全身乏力、發熱等，這難以引起普通人的警惕。
後續發展卻截然不同，普通感冒一般不會出現發燒和全身的症狀，7天左右就可以痊癒，且不具備傳染性。流感、sars等隨著病情加重，會合並引發肺炎，帶來嚴重的併發症乃至死亡。
事實上，作為一個「大家族」——有著甲乙丙三型及多種亞型——的流感正是人類史上最致命的傳染病之一。
1918年3月11日，美國堪薩斯州的福斯頓軍營爆發流感，一週內就感染了軍營裡的500多名士兵，儘管有絕大多數士兵經過治療後痊癒，卻依然有超過200人患上了肺炎，並有四分之一的人不治身亡。
彼時正值一戰期間，疫情並未引起一心撲在戰爭上的美國政府的注意，後者甚至還組織了海外歸來士兵與愛國市民的大遊行。人員的頻繁接觸為疾病蔓延提供了絕佳條件，短短半年時間，這場流感就以反覆發作的態勢席捲了大半個美國。
當時歐洲戰場硝煙正濃，同樣是在1918年，150萬美國士兵奔赴歐洲，他們不僅為盟軍帶去了勝利的希望，也帶去了致命的流感病毒，這場瘟疫隨之在歐洲和亞洲流傳開來。因為當時西班牙有約800萬人感染了此病，甚至連西班牙國王也感染了此病，所以這場瘟疫被稱為西班牙流感。
幸運的是，在肆虐了將近兩年之後，這場以三波段爆發的瘟疫在1920年春季悄然退散。不幸的是，其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約10億人感染（當時的全球總人口約為17億），2500萬人~4000萬人死亡。其病株與消退原因最終也沒有得到確認，時至今日仍有各國科學家在對其進行追蹤。
美國醫學協會主席維克多·沃恩後來不無感慨的評價到，「如果疫病繼續以加速度傳播，它能將人類文明輕而易舉的從地球上抹去。」
就在近段時間，美國再度爆發了乙型流感疫情，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官方統計《2019-2020美國流感季初步估算》：從2019年10月1日到2020年1月11日，全美有1300萬~1800萬人患流感，就診人數在600萬上下，取決於數據統計口徑的不同，流感致死率在1%左右。
時至今日，流感已經稱不上是什麼大病了，但傳染性與後續併發症等問題依舊不可小覷，患病者仍需及時就醫。
2
在1918西班牙大流感之前，公認的世界級瘟疫災害當屬中世紀的歐洲黑死病，即鼠疫。鼠疫與霍亂是我國相關法律條例中規定的唯二甲類傳染病，SARS、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為乙類，鼠疫的傳染性與危害由此可見一斑。
鼠疫的傳染源為鼠類和其他齧齒類動物，接觸這類動物是造成鼠疫的最主要原因，人與人之間可經由呼吸道傳播和接觸傳播，發病之後會出現諸如發熱、淋巴結腫大疼痛、呼吸困難、出血及其他嚴重毒血癥狀。
在沒有治療的情況下，感染腺鼠疫75%會死亡，感染肺鼠疫的近100%會死亡。因鼠疫而死的病人往往皮膚多處呈黑色，因此其又被稱為黑死病。
中世紀是歐洲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在中世紀晚期爆發的黑死病又讓這一階段被稱為「中世紀最黑暗的時代」。1347年，蒙古大軍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烏克蘭費奧多西亞），不久之後草原大軍停止了征程，西歐沒有迎來進一步的戰亂，卻迎來了可怕的瘟疫。
鼠疫經由歐亞商人，在意大利、法國的多個人口密集、商流穿行的大城市爆發，而後經由陸路、水路蔓延至西歐，再擴散至北歐、波羅的海等地區，最終攻陷俄羅斯。這一切只用了短短5年時間。
在城市中，受災最為慘重的是意大利中部大城佛羅倫薩，有80%的人因患上黑死病而亡。意大利詩人薄伽丘作為親歷者，在其短篇小說集《十日談》中將佛羅倫薩的慘狀描繪了出來：
「行人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裡的人孤獨地死去，在屍臭被人聞到前，無人知曉；每天、每小時大批屍體被運到城外；奶牛在城裡的大街上亂逛，卻見不到人的蹤影……」
歷史學家估計，這場大瘟疫大約造成2400萬人死亡，約佔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歐洲因戰爭死亡的總人數尚不到5%。
這也直接改變了歐洲的歷史走向，封建制度遭到沉重打擊，加速了歐洲醫療衛生事業向近代化轉變，基督教在民眾心目中的威望受到極大衝擊，促進了理性意識的萌發，在一定程度上為日後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埋下了伏筆，被認為是中世紀結束的標誌。
鼠疫同樣禍害過中華大地。1910年11月，宣統皇帝通知下的中國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
當年夏天，俄國境內西伯利亞由於旱獺傳染髮生鼠疫，恰逢眾多中國勞工在當地打工，俄方選擇驅逐染上鼠疫的中國華工，使鼠疫傳入中國境內。
這場瘟疫首先在東三省爆發，很快在中東鐵路、南滿鐵路沿線散播，波及河北、山東等地。患病較重者，往往全家斃命，參與防治的員役兵警也相繼死亡，一時間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
在清政府束手無策之時，馬來西亞華人，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伍連德扛起了防控鼠疫的重任。作為首個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伍連德深入疫區實地探查，在實驗室中提出了肺鼠疫的病理學說，並與其他專家一起制定了防疫措施，包括交通管制、隔離病患、疫區嚴格消毒、焚化屍體而非傳統土葬等，為疫區重建秩序。
基於官方給予的充分授權，伍連德不僅能調動醫療系統，還能調度警察、軍隊和火車，使他能以鐵腕手段解決特殊時期的困難。
例如在重災區傅家店，伍連德調入了一個步兵團，將居住區分為白、紅、黃、藍四個區，居民軍警都要佩戴響應的徽章，不得隨意串區，降低交叉感染的風險。隨後由醫生對轄區內的600名警察進行流行病培訓，參與病人搜查工作。
再比如從各處來的病人，則收治在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等不同的病房，根據症狀給藥，防止輕重病患和疑似病患再交叉感染。
由於各種防疫措施處理得當，在當時疫情嚴重的局勢下，不到4個月就成功撲滅了這場瘟疫，但後者依舊捲走了6萬餘人的生命。
現如今，在及時診斷和抗菌藥物的應用下，鼠疫的病死率已經得到了大大優化，降至10%左右，在我國的爆發次數也已大幅減少，較為罕見。
3
與鼠疫、流感這類曾在全球範圍內爆發，帶走過數以千萬計生命的瘟疫相比，1976年在蘇丹南部和剛果（金）被發現的埃博拉病毒帶給人類的傷害就顯得不那麼誇張了——其只在西非地區大規模爆發過，沒有蔓延至其他大陸。
1976年，在蘇丹南部的蘇丹棉花廠工人身上，該病毒被發現。幾乎與此同時，在剛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區，也發現了同類病毒。一位44歲的教師在發病兩週後不治而亡。
疫情首次爆發同樣是在這一年，剛果（金）西北部赤道省埃博拉河沿岸數十個村莊的居民感染不知名病毒，感染者大多死亡。這種病毒後來被命名為埃博拉病毒。此後曾於1979年在蘇丹恩扎拉地區暴發。
之後，埃博拉疫情進入了15年的沉寂期。從1995年開始再次頻繁暴發，至2013年暴發20餘次，疫情地區集中在非洲。據統計，2013年以前，埃博拉總計爆發24次，感染人數僅1716人。雖然死亡率高，但由於實際感染人數太少，並未受到主流醫學界的重視。
2014年埃博拉疫情大爆發，席捲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甚至還有少數個案來到歐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算，這場疫情感染人數超過1.6萬，死亡人數近6000。
2018年8月，剛果再度爆發埃博拉疫情。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出現感染病例3340人，死亡2210例，病死率為66.2%。這話才能夠埃博拉病毒疫情被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埃博拉病毒的特點是在感染者體內迅速擴散，大量繁殖，襲擊多個器官，使之變性壞死，並慢慢被分解。最後患者因廣泛的內出血、腦部受損等原因死亡。照顧病人的醫生、護士和家庭成員，在與病人密切接觸後均可能被傳染。
這一瘟疫之所以沒有在其他大陸蔓延，取決於彼時經濟條件較為良好的國家地區已經建立起了相對健全的衛生防疫體系，以及人類感染埃博拉病毒後的潛伏期較短，往往在3~7天內即發病，病人容易與健康人群區分且病死率極高。
西非地區則存在衛生條件惡劣，居民文化水平低，傳染病防控體系脆弱等諸多問題，埃博拉這樣的烈性傳染病在早期也沒能引起高度重視，導致疫情在民間逐漸惡化，出現大批的死亡病例。
更重要的是，非洲西部不僅保持著土葬，在部分西非國家甚至還有親近死者遺體的葬禮習俗，在觸摸、親吻和清洗遺體的過程，屍體強烈的感染性直接危害到更多無辜群眾，葬禮也隨之成為了超級傳播事件。
因此埃博拉在小範圍人類聚集區的傳染性和致死率都高的驚人。1976年蘇丹流行埃博拉的病死率為53.2%，同年在剛果爆發時這一數據高達88.8%。
可以確定的是，埃博拉病毒的起源與野生動物密不可分，但時至今日，專家們仍然不能確定埃博拉病毒的成因及病毒原體的自然宿主。也沒有人知道，埃博拉病毒在每次大暴發後潛伏在何處，第一個受害者又是從哪裡感染到這種病毒的。
從第一次被發現到今天，存在多種突變體的埃博拉病毒仍未有特效藥，最常見的治療措施是器官功能性支持和體液維持，如為病人機體補充足以抵抗感染的血液和水份，依靠病人自身的免疫力和體能與病毒的破壞力相抗衡。
好消息是，去年年底，默沙東研發的全球首款用於預防埃博拉的疫苗Ervebo已經先後獲得了歐盟和美國FDA的上市批准，這將成為時隔近半個世紀後，人類對抗埃博拉的一個有效應對方案。
4
科技昌明，醫學進步，物質生活逐漸富足。經由一代又一代人們的不懈努力，上述曾肆虐荼毒過人類的瘟疫在今天都已經或者正在變得不再是大問題。
但是人類與瘟疫的戰爭從未停止，就如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一般。2019年奈飛推出的紀錄片《 Explained》第二季指出，在科學家估測的160萬種野外未知病毒中，目前人類知道的僅有3000種。
諸如上文列舉的sars、mers、埃博拉以及如今的新型冠狀病毒，來源都沒有得到明確確認，人類所能劃定的範疇也不過是侷限於「疑似來源於某種野生動物」罷了。
瑞典病理家韓森曾說過，「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疾病是人類共同的、普遍的、恆久的生物性經驗。因而學習與細菌病毒合作共存的方式對於人類而言是必然趨勢。
二病毒作為這個世界上最簡單的生命體，不會停下演變進化的腳步，無論是外部環境條件的誘發，還是病毒本身從個體到個體之間的傳播過程中，突變異變都是病毒的常態。
這意味著人類與病毒、與瘟疫的鬥爭在可預見的未來都還看不到有盡頭。
根據丁香園發佈的疫情病毒實時動態顯示，截止到3月7日中午12時，全國累計確診80813例，累計治癒55488例，累計死亡3073例。
3073除以14億當然是個非常微不足道的比例，但是對於每一個因病去世者來說，這個比例就是100%。
每個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
拋開「勤洗手、戴口罩、少出門」這些已經被強調了百十次的衛生防護常識。那些躺在醫院裡與病魔做鬥爭的患者，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戰鬥在一線的醫護人員，那些被迫呆在家中的無辜市民們，都至少說明了一個道理：
對抗瘟疫，不僅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和醫療體系的努力，更需要每一個人的重視與警惕。
瘟疫就是一場災難，人類的歷史與災難共存，我們要做的是當每一次災難降臨時堅持抗爭。正如這場疫情必然也終將結束，卻沒人能篤定不會有新的瘟疫捲土重來。
所以不必過度慌張，但一定要對疫情保持嚴肅，對問題保持反思，對生命保持敬畏。
【1】《1918年美國流感再審視》，張和聲，上海科學院社會歷史研究所
【2】《解密1918流感：人類的生存保衛戰，百年也不會結束》，丁強，返樸
【3】《疾病與人類文明》，亨利·歐內斯特·西格里斯特，中央編譯出版社
【4】《促使中國初步確立防疫制度的，是清末東北一場大鼠疫》，額爾瑾，觀察者網
【5】《重磅！全球首款“埃博拉終結者”疫苗終於來了！》，鉛筆芯，新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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