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上週五在觀點欄目發表題為《逃出潘多拉魔盒——又一種新型冠狀病毒》（Escaping Pandora’s Box — Another Novel Coronavirus）的文章，回顧了以1918年流感大流行為代表的人類傳染病流行史，並指出“人口數量、擁擠程度、人類活動、環境變化及與人類活動和創造相關的生態系統複雜性”大大增加了疾病流行的幾率和速度。
全文如下：
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人類歷史上奪去最多生命的事件（5000多萬人死亡，比例上相當於今天的全球人口死亡2億）。一個多世紀以來，它一直是衡量所有其他流行病和新發疾病的基準。如今由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Covid-19）的流行範圍越來越廣，在我們應對這一新發傳染病的同時應該回憶一下1918年流感大流行。
SARS-CoV-2已在中國各地傳播了至少2個月，輸出到至少36個國家和地區，並且每個一代病例傳染了2個以上二代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已宣佈此次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如果公共衛生措施不能控制病毒傳播，我們很快將目睹一場致命的全球大流行。
希臘神話中的潘多拉魔盒（實際上是一個罈子或罐子）浮現在我的腦海：眾神給了潘多拉一個永遠不應該打開的上鎖罐子。在人類弱點的驅使下，潘多拉還是打開了它，向這個世界釋放出了災難和瘟疫。
當然，科學家告訴我們，SARS-CoV-2並不是從罐子裡逃出來的：其RNA序列與在蝙蝠中悄無聲息傳播的病毒序列非常相似，而且流行病學信息表明，一種來自蝙蝠的病毒感染了在中國生鮮市場上出售的某種尚未確認的動物物種。
我們近年來已經見過多種此類新出現的人畜共患病，包括2003年源自蝙蝠冠狀病毒的SARS（之前的一種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由一種與SARS-CoV-2有密切親緣關係的冠狀病毒引起）。它距離引起致命的全球大流行只有一線之差，當時是迅速的全球公共衛生舉措和運氣阻止了這一情況的發生。如今，17年過去了，我們再一次站在懸崖邊上。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我們這個有著78億人口的擁擠地球上，人類行為的改變、環境的變化和不完善的全球公共衛生機制共同作用，很容易將不為人知的動物病毒變成人類的生存威脅。我們已經創造出一個以人類為主導的全球性生態系統，該生態系統成為了動物病毒出現和轉換宿主的場所，其中尤其是易發生遺傳錯誤的RNA病毒，此類病毒的高突變率數百萬年來一直使其有機會在新的生態系統中轉換新的宿主。人類基因組花了800萬年才進化了1%，許多動物RNA病毒可以在幾天內進化超過1%。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們越來越多地見到新出現的人畜共患病毒。
事實上，千年以來，我們一直在流感大流行中觀看此類戲劇性事件緩慢上演。引起流感大流行的病毒始於野生水禽病毒，之後病毒宿主轉換為人類，並導致人際傳播。就這樣，禽類病毒變成了人類病毒。冠狀病毒的出現是另外一條軌跡，但兩者原理相似：SARS、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和Covid-19看似均起源於地方性蝙蝠病毒。兩種SARS病毒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包括源自蝙蝠和感染在生鮮市場上出售的動物，因而病毒可以直接接觸到人群，從而指數級地增加了轉換宿主的機會。
此類生鮮市場還導致了禽類流行病，這些流行病由H5N1和H7N9等適應禽類、但未造成大流行的流感病毒引起，併發生了致死的動物傳人病例。因此，一個人口稠密國家的公眾行為方式近年導致兩種冠狀病毒幾乎發生全球大流行，而且在全球導致了數千例嚴重和致死的"禽流感"病例。
但致命病毒的出現與人類行為相關的例子並不只有這些。HIV起源於靈長類動物，通過卡車運輸路線和性行為傳播到非洲各地。埃博拉病毒的起源仍不確定，但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由於恐懼和隱瞞、基礎設施和信息系統的不足以及不安全的護理實踐和喪葬習俗，該病毒在西非呈暴發性傳播。
引起阿根廷和玻利維亞出血熱的沙粒病毒的出現與農業相關，玻利維亞修建公路的過程中促使攜帶病原體的齧齒動物遷移，進而導致出血熱在玻利維亞各地傳播。
在東南亞，由於人們在有大量蝙蝠的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密集建造養豬場，因此出現了源自蝙蝠的尼帕病毒。由於國際野生動物貿易的快速發展，人類猴痘在美國出現。上世紀80年代，人類將白紋伊蚊傳播到全世界；2014年和2015年，我們經歷了伊蚊傳播的基孔肯雅熱（chikungunya）和寨卡病毒的大流行。
以前也有過與人口擁擠、人口流動和衛生條件差相關的重大流行病，但未引起全球傳播，例如6世紀、14世紀和後來幾個世紀的地區間鼠疫大流行；9世紀開始的流感大流行；以及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霍亂大流行。真正的全球大流行變得普遍（例如1889年、1918年和1957年的流感）是因為流感病毒通過鐵路和輪船發生了國際傳播。
之後，在1968年，流感成為第一種通過航空旅行傳播的大流行疾病，隨後很快出現了在國際機場間傳播的急性腸病毒出血性結膜炎。這些事件開啟了現代流行病時代。在這個時代，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疾病都可能在第二天出現在我們鄰居的後院。我們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因為人口數量、擁擠程度、人類活動、環境變化及與人類活動和創造相關的生態系統複雜性不斷增加。漫畫家沃爾特·凱利幾十年前就說對了：“我們遇到了敵人，而敵人正是我們自己。”
防止和控制未來的疾病大流行仍然是全球優先考慮的問題。對於Covid-19，我們是不是在重蹈1918年的覆轍？雖然我們未能“見證”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開始，但有證據提示，不論從哪裡開始，流感都悄無聲息地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它所導致的大多數病例為輕症病例，但也導致了0.5%~1%或更高的死亡率；因為與之不相關的呼吸道疾病的背景死亡率高，因此0.5%~1%的死亡率在最初是無法被發現的。之後，流感在幾乎所有城市的中心區同時突然暴發，就這樣經過長時間的隱匿傳播後令人震驚地登場了。
我們現在認識到，Covid-19出現後，在早期表現為病例總數的不斷增加和地理範圍的不斷擴大，這兩種呼吸道疾病的出現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與1918年流感大流行一樣，Covid-19同樣是通過呼吸道傳播，將感染傳播給他人的症狀發生前或無症狀感染者比例同樣不明，而且同樣具有高病死率。
我們正在迅速採取公共衛生措施，防止新出現的疾病發生大流行，措施包括隔離患者和接觸者以防止二代傳播。但這些措施足夠嗎？大多數專家認為，將這些措施放在1918年是無法防止那場流感大流行的。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我們從未能在社區層面完全防止流感傳播，即使接種疫苗和使用抗病毒藥也未能成功。問題在於，大多數流感病例要麼是無症狀、有亞症狀、未被診斷，要麼在症狀出現時已發生傳播。
面對SARS-CoV-2這一潛伏期和由一人傳至另一人的間隔時間更長，而隱性病例與顯性病例比例尚未確定，無症狀患者傳播比例也未知的病毒，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嗎？這個問題的答案至關重要，因為如果沒有能力防止其傳播，我們將越過再無可能阻止其發生大流行的門檻。而且當我們知道所處的境況時，可能已經太遲了。
如果運氣好，公共衛生控制措施有可能將惡魔鎖回罐子裡。如果公共衛生措施失敗，我們將面臨著與一個世紀前的流感大流行同樣嚴峻或者很可能更為嚴峻的挑戰。正如已故諾貝爾獎得主喬舒亞·萊德伯格對新發傳染病的著名哀嘆，“這是我們智慧與病毒基因的較量。”此時此刻，病毒基因比我們聰明，它正通過適應（從而獲得對人類的感染能力）和有時通過隱匿傳播的方式取勝，而且尚未亮出所有秘密武器。
但我們正努力追趕。當我們努力前行時，赫西俄德（譯者注：古希臘詩人）版本的潘多拉神話應該可以給我們信心。在這版神話中，潘多拉成功地阻止了魔盒中一件東西的逃脫：“只有希望留了下來……希望仍然留在了瓶口下，沒有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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