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韩非子》更是“帝王之书”，只不过前者侧重于叙事而评，而后者则是引事叙理，前者是帝王的故事说，后者是帝王的理论书。作为普通读者，可能没法“吃猪肉”，至少可以“看看猪跑”...
按照我们常规的看法，《韩非子》绝对是一本古代的“反动书籍”，里面反对儒家“忠孝”思想，大谈“去圣弃智”的法、术，本质思想定位于《老子》的“无为之治”，与古代所谓占据主导思想的儒家思想那是格格不入的。但就是这么一部“反书”，居然可以流传至今，以至于看后让人唏嘘不已。这不能证明古代的思想是自由的，只能说《韩非子》这本集古代法家法、术、势思想的书籍，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才能够够流传至今。
其实，中国古代帝王的治国思想，并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简单，实际上是“外儒内法”。只要你看过汉武帝的所做所为就知道，汉武帝采用“酷吏政治”来统治，使得国家有兵可用，去收复蛮夷、打击匈奴，采用“酎金夺爵”和“推恩令”采用一种温和的方法实现削藩和驾驭群臣。虽然外表宣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但其实都是只是表面文章，我敢打包票：自汉武帝以及后代若干帝王，实际上表面上使用“儒家思想”来教育群众，本质里面用的却是“法家思想”来巩固和加强统治，这一点应该至今没有间断。
十九卷、五十五篇的《韩非子集解》，王先慎虽然有些间注，但是都是版本对比，注解没太大作用，主要看的还是韩非的原文。韩非在这本书里面说来说去，其实有些篇幅是重复的。之所以有些重复内容，是因为韩非子在“苦口婆心”反复规劝帝王应该怎么去治理国家、驾驭群臣，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①归属根源于《老子》，②列举大量“事例”作证，③说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④提示君王如何驾驭臣下。
①归属根源于《老子》
这本书中有至少《解老》、《喻老》两卷，阐明了韩非子的思想来源于《老子》。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老子》的思想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韩非子将法家思想归结到《老子》是为什么？其实通过分析就知道，韩非子对于“道法自然”的个人解释是：可以人为设定一个“道”，也就是法律，人们依据这个人为的“道”，可以实现“无为而治”。这好比现代公司制度，一个好的、可以长期维持的公司，应该是离开了老总依然转得动的，这就是“设法而无为而治”的思想，这是对《老子》的一种理解方法。
当然除去《老子》对其思想启发，实际上，先秦时期商鞅提倡的“法”、申不害提倡的“术”、慎到的“势”对其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不然我们提起韩非子也不会称之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提倡的“法”，是不会因人变化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是一种外在的东西；申不害提倡的“术”，是君王用来驾驭臣下的方法，是一种内在不可言的手段；“法”“术”是韩非非常看重的，至于慎到的“势”，其并不认为有什么重要性，可能他认为势具有太强的变化性，只有维系固定的法、术，才可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上是韩非子思想的主要来源。
②列举大量“事例”作证
您所知道古代经典寓言故事如《矛盾》《守株待兔》以及其他大量的成语，都是来自这本《韩非子》。实际上，在内容篇幅上，韩非引用的故事多达¼的内容，其中在《内储》、《外储》、《难》等若干卷书中主要是故事，并在其他章节中间插不少示例证明其观点，总而言之，很多的史料应该是来自战国时期他掌握到的史料，其中很多来源已经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轶失了，而因为这本书是“帝王之书”，属于李斯认为“有用的书”，幸存了下来， 其中保留的一些“非常独特”的史料也流传了下来，其中“舜逼迫尧禅让”的事，与《竹书纪年》一致。
③说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讲的“依法治国”，应当是韩非子在这本书中首先提到：我们现在所谓“以法治国”本义与韩非子所提倡的并没有本质差异，“依法治国”就是设立人人在其面前平等的法律，大家都来遵守这一规则，不祈求领导个人的智慧去实现治理，而是依据稳定一致的法律，将普世价值固化为规则，遵守规则，使得社会能够正常的运转，您说这一点，韩非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你要是说韩非的法是封建统治、旧社会糟粕落后的法，那么就显得不近人情，您难道期待一个处在两千多年前的法学家，也采取我们现在的民主法律吗？处在哪个社会，就应当有那种法律思想，这一点我们不能强求。
韩非依法治国的基本思想是讲信用的“信赏必罚”，即：凡是要奖赏必须奖赏，凡是要惩罚的必须惩罚，不能凑活和马虎，也不能在执行过程中因为人情而改变，既强调“一定要立法”，还要求“严格执法”，还要求法律要自始至终，不能随便变更，经常变革的法律，就变成了“人治”。只要采用正确的法治，哪怕是最差的领导人，都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比期望伟大人物来得可靠。
④提示君王如何驾驭臣下
韩非和李斯就学于荀子，荀子为战国末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韩非认为人性本恶的思想应当是继承于荀卿。书中从人性本恶的这一点，推论出“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可靠，认为依靠忠、孝、仁、义来维系社会组织，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并不完美，也太能变了。
既然依靠仁义的口号不可靠，那么人主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势），必然要采用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术”。如同欧洲的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韩非也通过列举臣下弑君夺位的很多先兆，来劝诫君王一定要采用“驭臣之术 ”来提防下属，要识别臣下的不轨之心，不要放任权力给他们，要把他们攥在手里，采用赏罚的手段来约束他们，不要让他们有机可乘。这一点，我看对于任何社会中处在上层的人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再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君王，不要显露自己，不要显示自己喜欢什么，“喜怒不形于色”，才无机可乘，才可能坐得稳位置。那种明显说明自己喜欢什么的，会使得臣下效仿，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耗费国力，事与愿违。
后记
韩非子对于法律是非常执着的，整个《韩非子》中在反复说明作为治国法术的重要性。由于认为人性本恶，并且不讲人情，常被儒家批评为是“不近人情”的“刻深”，实际上，法律的确需要冷酷不然就形同虚设了。也正因为这种所谓“刻深”，往往遭人嫉恨，如吴起、商鞅最终死于非命，韩非子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要推行法律是有着巨大的风险和必要的代价，其在《说难》《孤奋》之中屡次提及，他认为
“法治”比起“人治”更是一种长期可行、更为巨大的“仁爱”，为此，他觉得如果能够被采用，为“法”而牺牲也是值得的。
閱讀更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