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古代歷史相比，西方古代歷史很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政教合一的社會制度。得益於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的廣為人知，很多人印象之中西方中世紀，是神權極度壓制政權的時代。
但實際上，西方古代歷史上的政教合一，也是隨著歷史的向前發展不斷變化的，世俗王權與神聖教權之間的交鋒，並不總是一方獨大或者是平分秋色，呈現出時而政權壓制神權，時而神權壓制政權的特點。
換句話說，“黑暗”的中世紀裡，在政權與神權交鋒的過程之中，佔據優勢地位的，也不總是神權，人們對於中世紀“黑暗”的印象，至少有一半責任要歸結於當時的世俗政權。
九世紀末到十世紀中葉教會內部的呂克尼改革運動，擺脫了政權對於教權的控制，反映出中世紀初期政權壓制神權的歷史事實
九世紀末，隨著法蘭克帝國的四分五裂。歐洲開始陷入戰亂與分裂的狀態，百姓流離失所，生計艱難，佔據統治者地位的政權也由此逐漸削弱。而與此同時，教會卻因為獨特的地位，避免了戰亂，其下遍佈於歐洲大地上修道院，因為免於戰亂而逐漸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實力。
在此現實之上，教會內部打著革新教會制度，肅清教會中與世俗的封建貴族同樣墮落的修道士的名義，開啟了呂克尼派的改革運動，並試圖用教會的經濟實力，來影響陷入戰亂的政治局勢。
當代學者陳欽莊在《基督教簡史》中說：
“克呂尼改革運動，旨在改革教會腐敗，加強教會組織紀律，但更為重要的是，要求調整教會與世俗政權之間的關係，反對世俗政權對教會的控制，強調教皇的無上權威。”
由此可以看出，中世紀初期，教會在西方政治體制下，其實是受到世俗政權的壓制的。
而教會之中的有識之士們，為了擺脫這種控制，趁著世俗政權的墮落和連綿不斷的戰亂，一方面發展教會下屬的修道院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通過教會內部的革新運動，提高了教會的凝聚力。最終通過強調教權與政權的分離，以及教皇在精神上獨一無二的地位，劍指世俗王朝的統治者們。
教權與政權的交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在此過程之中，並非是一方獨大，然而另一方不斷反抗，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的縱軸上來看，教會勢力真正興盛的時期，也就是在十二世紀到十五世紀之間的三百多年，除此之外的西方古代歷史上，代表著世俗的政權更具有優勢。
因此將中世紀的“黑暗”完全歸功於教會的統治，顯然是不公平的。正好相反，教會力量的興起，正是在中世紀初期世俗王朝腐化墮落的統治者，嚴重破壞了當時西方的生產發展，危及普通百姓的生存的現實下，人們尋求改變權力體系的自發選擇。
十二世紀教會法研究系統化和經院哲學的興起，反映出在神權壓制政權後，神權勢力希望徹底壓制政權的意向，同時世俗政權想要重新佔據主導地位
教會法研究的系統化，以及經院哲學，聽起來是兩個很繁複的概念，但究其根本，不過是政權和教權交鋒的過程之中，雙方為了壓制對方各自的手段而已。
所謂教會法研究的系統化，就是教會想要以宗教的條文代替世俗王朝法律的嘗試。因為是十一世紀晚期，教會法還只是適用於教會內部的有限規定，或者是來源於以往教會先賢們對世俗社會的一種倡導，不具備法律的嚴謹和必然性，這對於教會想要通過影響普通百姓來壓制世俗王朝的統治非常不利。
在此基礎之上，當時教會的高層鼓勵教會學者，將原本只是宗教信條的教會法，擴展成為涉及世俗生活方方面面的教會法，從而實現以教會法代替法律，壓制世俗王朝的目的。
教會法的成型迫使世俗政權不得不以“羅馬法”作為反抗。西方學者哈斯金斯在《十二世紀文藝復興》之中說：
“沒有什麼比法律更能體現羅馬人的聰明才智的特質，也沒有什麼比他的法律的影響更持久、更廣泛。”
這其中的法律，其實說的是當時世俗政權為了對抗教會法而研究推廣的的羅馬法，在教會想要以教會法來代替世俗法律，從而削弱世俗王朝政權的統治力的過程之中，當時世俗王朝的統治者們，則高舉羅馬法的大旗，將完善的世俗法律當成對抗教會法的依據。
但隨著教會力量的逐漸增強，在十二世紀，世俗政權已經喪失了在兩個世紀以前，壓制教權的優勢，轉而走向積極防守的道路。
另一方面，經院哲學則是世俗王朝為了將玄虛的宗教理論，用科學或者是哲學這種人們可以理解的方式來呈現給大家，從而降低神權神秘屬性的主動手段。
經院哲學通過對宗教理論的哲學化，可理解化的研究，將高高在上，披著神權外衣的宗教理論拉下神壇，想要達到弱化宗教理論權威性的目的。
綜上可以得知，中世紀政權和神權交鋒的過程，其實是教權從弱勢地位走向強勢地位的過程，原本控制著教權的政權，逐漸喪失了主導地位，不得不陷入對教權的被動防守。
中世紀歐洲教權和神權的的交鋒，實質上是在西方中世紀城邦制的社會現實之下，統治者更新換代的過程，實際上約等同於中國古代的王朝更迭
西方哲學家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之中說：
“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實際上，站在更廣泛的視角，從全球來看，從封建制度開始在全世界範圍興起以來，科技進步的瓶頸效應，使得社會生產力在很長時間裡都沒有發生大的改革。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的原地踏步，必然帶來生產關係的重複。
在漫長的中世紀裡，不管是中國古代的王朝更迭，還是西方古代的教權與政權的爭鋒，其實質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沒有發生大的變革的前提下，當統治者們逐漸走向墮落的時候，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為了對抗逐漸固化的階層和腐敗墮落的政治現象，尋求改變的歷史實踐。
十世紀中葉，西方世俗政權壓制教權的時候，統治集團逐漸走向墮落，為了一己私利不惜發動連綿的戰爭，在此社會現實之上，普通百姓為了尋求改變，自發的聚集在享有特權的教會周圍，給教會的興起和教權壓制王權的過程提供了基礎。
而從十二世紀到十五世紀末，隨著神權徹底壓制世俗政權，教會高層也失去了競爭的對象，開始走向墮落腐敗，固執黑暗，在此基礎之上，影響近代世界歷史的十六世紀“文藝復興”興起，開啟了世俗政權反抗教權的另一波輪迴。
而文藝復興後西方之所以能夠率先擺脫這種歷史的輪迴，是因為科技的進步導致了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也隨之改變，歐洲通過工業革命和政治制度的演變，逐漸走向了資本主義時期，誕生了新的生產關係。
所以說，從現實意義上講，神權與政權的交鋒，實際上是底層百姓尋求出路的過程。當代表著世俗政權的王朝統治者們不能滿足百姓們基礎的生存需要的時候，教權就壓制了政權。同樣，當教會統治者們徹底打壓了世俗王權，失去敵人，逐漸走向墮落，以嚴刑峻法荼毒民意的時候，不管是文藝復興或者是其他什麼革命，百姓們總要將其拖下神壇。
結語
綜上，中世紀西方政權和神權的交鋒，本質是民意的交鋒，不管是教會還是世俗政權，誰能夠滿足百姓們基礎的生存需要，誰就能夠壓制對方，成為歷史的主宰。反之，則難免陷入被推翻的境地。《聖經》中說：
“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
翻譯成漢語，就是那句很經典的話：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歷史的淵源或許不同，地理環境所導致的文明發展的方向也不盡相同，但有一點相同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主導歷史發展的，依然是人。
漫長的中世紀之中，社會科技的進步遇到了瓶頸，人類沒法通過科技的進步來改變生產關係，那麼當社會流通的渠道逐漸閉塞，上層盤剝日重，並最終導致戰亂別離之後，教會順應當時人們的需求，崛起並壓制政權，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而教會也是一樣，當屠龍勇士變成惡龍的時候，自然有新的勇士去屠龍。
所以說，拋開東西方的地域差異，人文歷史差異，從十二世紀開始，到十六世紀結束，中世紀歐洲的兩次文藝復興，其實是政權和教權交鋒的過程。與中國古代延續兩千年的封建王朝的更迭，內涵都是一樣的，即舊的統治秩序不能滿足人民需要，必然有新的統治秩序來代替。
參考文獻：
《聖經》
《法哲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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