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亞·歐姬芙《Hibiscus》，布面油畫，48.3×41cm，1939年
近年來，受多元文化主義和平權運動影響，藝術世界中的性別角力愈演愈烈。當一眾被視作權威的美術館為女性藝術家敞開大門時，各大畫廊和拍賣行又作何回應？在群雄逐鹿的藝術市場中，她們在爭奪話語權的道路上究竟走了多遠？
01陰霾散去，進入市場視野
2019年4月1日，蘇富比香港當代藝術晚間拍賣舉槌，集結了達明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奈良美智（Nara Yoshitomo）、喬治·康多（George Condon）和劉野等藝術家的41件作品。當眾人紛紛猜測誰會是這場群雄之戰的無冕之王時，結果卻令人意想不到：草間彌生（Yayoi Kusama）的作品《無盡的網 #4》和《南瓜（TWPOT）》分別以6243萬港元和5446萬港元的價格成交，在刷新個人拍賣紀錄的同時一舉奪得了拍賣會成交價的前二。
草間彌生《南瓜（TWPOT）》，綜合材料，130×162.5cm，2010年
而朱莉·梅雷圖（Julie Mehretu）的抽象畫《Black Ground（Deep Light）》則以4420.9萬港元的成交價位列全場第三。無論是多年來吸金無數的YBA先驅達明恩·赫斯特，還是潮流藝術明星奈良美智，都在這次角逐中敗下了陣。由此可見，女性藝術家正逐漸掙脫審美規範和道德枷鎖，在藝術市場中奮起直追。
朱莉·梅雷圖《Black Ground（Deep Light）》，綜合材料，182.9×243.8cm，2006年
此外，據蘇富比梅摩指數（Sotheby’s Mei Moses）的一項研究顯示：過去六年內，男性藝術家的作品價格整體增加了8%，而女性藝術家卻達到了73%，其中不乏在各大排行榜上與傑夫·昆斯（Jeff Koons）、KAWS和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等市場寵兒對抗之人。
珍妮·薩維爾《Propped》，布面油畫，213.4×182.9cm，1992年
2018年10月5日，英國女藝術家珍妮·薩維爾（Jenny Saville）的肖像畫《Propped》以953萬美元的價格於蘇富比倫敦落槌。在五位競標者的激烈爭奪下，她不僅打破了個人拍賣紀錄，更是超越草間彌生成為了“在世最貴女藝術家”。在她身後，由頂級畫商拉里·高古軒（Larry Gagosian）一手捧紅的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也一路穩紮穩打，其作品價格相較於11年前提高了210%。
瑪利亞·拉斯尼格《Untitled》，布面油畫，124.5×100cm，2003年
二級市場中曙光的出現必然少不了一級市場的大力加持。以行業先鋒豪瑟沃斯（Hauser&Wirth）為首，該畫廊於2019年10月舉辦了創始人烏蘇拉·豪瑟（Ursula Hauser）的私人收藏展“無意識的風景”（Unconscious Landscape），悉數聚焦於20世紀晚期以來的傑出女性藝術家，囊括了路易斯·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瑪利亞·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和伊娃·海瑟（Eva Hesse）等人的65件作品。
豪瑟沃斯畫廊創始人烏蘇拉·豪瑟
而僅在過去一年裡，豪瑟沃斯就接連代理了包括美國知名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Annie Leibovitz）在內的五位女性藝術家。此外，在2019年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期間，大衛·卓納（David Zwirner）畫廊呈現的女性藝術家作品佔比達30%以上，打破了往年男性藝術家一統天下的局面。
安妮·萊博維茨《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74.3×75.6cm，1980年
由於新藝術史和視覺文化研究的進步，那些湮滅在歲月塵埃中的女性藝術家之價值正重新被發現，藝術市場也對此作出了回應——如此種種現象是否意味著女性藝術家已經迎來了真正的春天？如果破繭成蝶之路依舊道阻且長，又是什麼原因阻礙了她們？
伊娃·海瑟《No Title》，布面油畫，91.4×121.9cm，1958年
02曇花一現，站上風口浪尖
當我們縱覽全局時，便不難發現這些看似樂觀的數字背後實則暗藏玄機。在不久前出爐的“2019年全球最貴的十件拍品”榜單上，即使作品的創作年份橫跨了兩個世紀，也沒有一件出自女性之手。
路易絲·布爾喬亞《蜘蛛》，綜合材料，326.3×756.9×706cm，1997年
不僅如此，在2019年5月的佳士得紐約戰後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上，儘管路易斯·布爾喬亞的雕塑《蜘蛛》以3200萬美元的價格成為了同年最貴的女性藝術家作品，也無法和傑夫·昆斯那件9100萬美元的不鏽鋼雕塑《兔子》相匹敵——雖然二者於同場上拍，其間的差距卻一時間難以縮小。
傑夫·昆斯《兔子》，綜合材料，104.1×48.3×30.5cm，1997年
而在女性藝術家作品的價格增幅遠大於男性時，這片市場整體上卻並未達到一定程度的價值和規模，反而顯得“頭重腳輕”。近十年來，相較於男性藝術家，女性在二級市場中所佔份額約為40.7%——這是否釋放了一個積極的訊號？答案或許不盡如人意——儘管歷時已久，這部分成交額也始終由草間彌生、瓊·米歇爾（Joan Michell）、路易斯·布爾喬亞、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和艾格尼絲·馬丁（Agnes Martin）五位藝術家所貢獻，由此可見其單一性。
喬治亞·歐姬芙《Calla Lilies》，布面油畫，41.3×31.1cm，1924年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如若將縱向時間軸設定在三年以內，橫向比較範圍縮小至女性藝術家的群體內部，我們便會輕鬆得出一個差強人意的結論：她們必將在短期內成為下一個市場風口。但如若將時間線拉長至十年，並將男性藝術家納入這輪數據分析中，真實的情況又會令人無奈：2009年，僅有六名女性位列“當代藝術拍賣百強榜”之上。而十年後，這個比例也不過翻了一倍。
瓊·米歇爾《Blueberry》，布面油畫，200×150cm，1969年
一級市場的情況亦是如此。雖然已有一眾畫廊正為平權而努力，但總體看來，女性藝術家作品的價格仍比男性低27%。相應地，無論是藍籌畫廊還是中小型畫廊，其代理的女性藝術家數量也都遠不及男性：平均到15家或是更多畫廊中，她們甚至僅佔10%。更為真實的是，大部分畫廊都傾向於培養20-35歲之間的年輕女性藝術家。而在此區間內，男女比例約為6:4。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一數值會不斷擴大。
艾格尼絲·馬丁《Untitled》，綜合材料，30.5×30.5cm，1977年
由此可見，在與身處商業高地的男性藝術家相提並論時，女性似乎仍是市場中的邊緣群體。長久以來，教科書式的思想桎梏、分配不均的財富資源、陳詞濫調的機構標準……如此種種社會因素都導致了大範圍的性別不平等——面對來自不同層面的壓力，她們的未來是否依舊光明？
草間彌生《Red Dots》，布面丙烯，100×100cm，2011年
03等待春天，打破單一格局
近年來，波瀾迭起的#Metoo運動催生了新視角下的女性主義思潮：反對性別中的二元對立，拒絕犧牲自我以爭取權利。藝術史學家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也曾在《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一文中論及：女性藝術家在藝術史中的缺席，甚至於女性在社會各個層面遭受的壓迫，本質上都源於根深蒂固的父權體系和滲透其中的不平等思想。
游擊隊女孩《女人需要裸體才能夠進入大都會美術館嗎？》，綜合材料，27.9×71.1cm，1989年
客觀而言，女性藝術家的市場現狀實際上也深受社會結構和主流意識形態影響。教育上，女性直至19世紀中後期才被允許進入專業院校接受藝術訓練。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鬥爭後，她們終於擺脫了附庸身份，獲得了獨立工作的機會。
辛迪·舍曼《Untitled #92》，綜合材料，71.1×121.9cm，1981年
二戰後，當女性成功贏得選舉權時，職業女性藝術家的地位隨之攀升，該群體也日漸在藝術市場中嶄露頭角：從通過自拍照對抗男性凝視的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到用海報招貼畫抨擊腐朽觀念的游擊隊女孩（Guerrilla Girls），儘管女性藝術家塑造了多元化的市場景觀，其步伐卻從一開始就落後於男性。
辛迪·舍曼《Untitled》，綜合材料，61×121.9cm，1981年
主觀而言，藝術市場本身就不公平。除了價值與價格的不對等之外，投機和炒作現象更是頻繁出現。不僅如此，真正掌握遊戲規則的往往是少數人——在各大拍賣會上，只有頂級藏家擁有博弈的籌碼，他們的審美趣味和購買偏好完全能夠左右單件作品的價格和總體銷售結果。如今，受名牌效應驅使，很多藏家都傾向於追逐藝術家的名望而非作品，位於排行榜前列的男性藝術家也隨之成為了他們的第一選擇。
塞西莉·布朗《Bedlam Vacation》，綜合材料，215.9×226cm，2005年
因此，女性藝術家的市場現狀並不能證明其真正價值。當所謂的“女性特質”成為貼在她們身上的標籤而被當作賣點時，她們對繪畫可能性的探討、雕塑形式的突破和思想觀念的再創造則會習慣性地被大眾所忽視。故而在某種程度上，過分強調“女性”身份似乎又證明了性別不平等的存在。
珍妮·薩維爾《Shadow Head》，布面油畫，269.2×219.7cm，2007-2013年
在長久以往的思維定勢中，當價格成為衡量藝術的重要尺度時，女性藝術家爭奪市場話語權的道路實則比預期的更加漫長和艱難——那麼是否在未來的某天，畫廊和拍賣行將不再以性別為準則進行數據分析？如若將所有藝術家一視同仁，真正的春天還會遠嗎？時間和歷史自會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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