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歷史上漢族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明朝雖然按照一般理解來說是亡於明思宗十七年，當時崇禎皇帝自縊而死，明朝正統帝祚也因此而中斷。但是我們知道當時攻破北京城的是闖王李自成帶領的大順政權，並非後面統一天下的清國。當時雖然北京城破，但是明朝依然保有大片的土地，除了長江以南盡在明政府手中之外，山東，以及淮河以北的部分區域也都還在明政府的掌控中，其疆域甚至超過了偏安百年的南宋政府。
南宋臨安
可是後來的南明政權卻並沒有像南宋那樣成功抵抗北方政權的南進，在擁有充足兵力以及廣闊土地的前提下，他們居然很快就被清軍擊潰，導致了明朝的覆滅。其中要負最大責任的就是南明的第一個政權弘光政權。
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是因為即使在這樣危急的時刻，南明政權內的黨爭依然十分激烈，文官與武將之間的矛盾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調和，而且其政府的正統性受到了質疑，導致民心沒有完全歸附。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南京官員的錯誤判斷以及其心理包袱
在北京遭受闖王起義軍攻擊的時候，崇禎皇帝曾經向全國各地發佈詔令，希望有軍隊能夠入京勤王，並且特地要求山東總兵劉澤清前往北京，但是劉澤清卻沒有遵守命令，反而帶著軍隊向南開進，而長江流域的將領則沒有接到命令，這也導致北京沒有得到任何支援，只能城破，而崇禎皇帝也自縊於景山。
而之所以南京附近駐紮的軍隊沒有北上勤王，主要是因為當時在長江流域以北的大範圍國土上都沒有常備軍，這也讓他們不敢離開南京城，並且信息的傳遞也有一定的問題，當時南京的將官們並不知道北京城的具體戰況，這也是他們沒有出兵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湖廣的軍隊則要面臨張獻忠起義軍的壓力，因此也不方便揮軍北上。當時唯一能勤王的軍隊都聚集在南直隸附近的淮北地區，但是當時他們已經由於起義軍的壓力陷入了混亂之中，因此他們寧可渡過淮河避難，也不願意前往北京勤王。
明思宗崇禎自縊於景山
南京附近的軍隊沒有出兵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認為即北京城破，崇禎或者太子也會在很短時間內來到南京繼續收拾河山，如果貿然出兵，那麼南京城附近的防務也會陷入混亂，這樣一來便得不償失。因此在崇禎的死訊傳到南京城的時候，以史可法為首的大臣們都不敢斷定消息的真假。
在這種懷疑的氛圍之中，他們終於開始著手準備義軍，準備北上勤王。但是這支軍隊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處境當中，一來北方局勢不甚明朗，如果北上後發現崇禎確實已經死亡，那麼這就是勞民傷財的行為了。而將這些士兵留在南方也並不穩定，史可法只好帶領義軍渡過長江，在浦口防區準備迎敵，而各地自發組織的義軍，也被他們勒令解散。南京方面官員的猶豫在《書事七則》中有如下記載：
"南中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日無一語。或仰視屋之罘崽，咄嗟而已。問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嘆息聲，各各散走。"
在半個月後南京方面確定崇禎的死訊之後，以史可法為首的眾將領便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之中，他們因未能北上勤王，導致崇禎死亡的事實而內疚。但是他們同時也意識到現在必須著手組建新的朝廷，來重振明王朝的統治。
但是當時的輿論氛圍卻讓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本來南京方面地位最為尊崇的史可法可以獨自完成新政府的建立，作為絕對的權威，這樣也可以避免黨爭的出現。但是上面提到史可法等人都因為自己沒能積極勤王而自責，所以誰也不願意擔當政治領袖的角色。這樣一來就給黨爭提供了滋生的環境。
南明重臣史可法
在當時的南明政府，把重點放在了安撫軍隊上面，提高軍事實力確實是當時最迫切的需求。但是當時文官卻不希望讓武將們擁有太大的權力，因此在朝堂之上處處與武將作對。而之前備受打擊的閹黨則找到了機會，積極投靠，拉攏擁有軍權的武人。這也造成了南明政府後期黨爭的興起以及東林黨的失勢。
而發生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是史可法等位高權重的正直派官員因為崇禎的死亡陷入自責，不敢承擔重整政府的責任，雖然他們這樣做情有可原，但是卻在日後造成了更大的隱患，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弘光皇帝地位遭遇質疑與民心浮動
當時在推舉誰作為南明政府的領導者的問題上，兩派產生了不同的意見，當時東林黨一派認為應該讓藩王中比較賢明的潞王作為皇帝。而閹黨一派則主張擁立與崇禎皇帝血緣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當年閹黨曾經擁立福王之父登基卻沒有鬥過東林黨，因此福王與東林黨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而且當時福王已經在武人的掌控之下了，在軍權的加持下福王最終獲得了即位的機會。
當時福王已經被淮北的武人所擁立，當時最重要的兩名武人其中一個是之前提到的劉澤清，還有一個是鳳陽總督馬士英。此二人當時得到了閹黨以及武人們的廣泛支持，率領大軍進入南京之後就邀請福王登基。但是當時福王認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擔任國君，極力推辭。可在此二人一再勸說下他還是繼承了皇位，不過一開始他的名號就只是"監國"，因為當時的南明政府還不能確定崇禎的幾位皇子是否還活著。
鳳陽總督馬士英
在監國半個月之後，朱由崧正式宣佈繼承皇位，以弘光為國號。本來這樣的話南明政府的就會逐漸走向正軌，但是在半年之後，南明政府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當時在浙江地區出現了一名年輕人，自稱為崇禎帝的太子。當時這位年輕人被帶到都城南京接受審訊，他認識一些太子應該認識的人，但是對一些本應該相熟的面孔卻不能相認。
因此南京的官員在短時間內也不敢確定其真實性。按理說當時應該派太子身邊的宦官去指認，但是政府卻沒有這麼做，在馬士英的支持下，南明政府對外宣稱太子是假冒的，這自然引起了民間的懷疑。馬士英懷疑的原因在《小腆紀年附考》中有如下記載：
"士英疏言，疑處甚多：既為東宮，脫虎口，不明之官而走紹興，一也；東宮凝重，此人機變百出，二也；公主見在周奎家，而云已死，三也；左懋第寓書言北都亦有偽太子事，是太子不死於賊，則死於清矣。講官方拱乾在獄，可密諭辨之。假冒，則與臣民共棄之。其真也，則留養深宮；不可分封於外，以啟奸人之心。"
引發爭議的童妃
而且與此同時還發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號稱弘光帝舊日妃子的童妃入京之後，直接被帶到了刑部，因為福王宣稱此人是假冒的。但是童妃的故事又十分動人，在民間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這兩件事的共同作用之下，再聯合福王在登基之前的百般推辭，人們不由得開始懷疑福王本身的真實性，這對於南明政府的號召力無疑是致命的打擊。
四鎮權勢的擴張及中央政治的衰弱
在南明政府成立之後，無論是閹黨還是東林黨都明確意識到當時最重要的任務是重整南京地區的防務，然而當時的政府對於如何處理淮北地區的問題卻沒有很好的主意。因此史可法在與其他大學士進行磋商之後，決定在淮河以北成立四個軍鎮，用來負責淮河與黃河之間區域的防守。而且所有整理的流寇和新攻佔的城鎮都由他們自由處置。
而這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鼓勵了這些將領積極收復失地，但是他們為了擴大自己的領地，竟然進攻頑強抵抗的軍民，並且大肆劫掠，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這也讓南明政府在此地百姓心中的威望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而且這四個軍鎮之間為了搶奪地盤也經常發生戰鬥，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此事在《明季南略》中有如下記載：
"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在兵素少紀律，在民近更乖張，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死守不容；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猝有寇至，民必至於驚竄，真今日莫大之憂也。"
而且當時的南京政府對於這四個軍鎮逐漸失去了管轄的能力，當時史可法甚至隻身前往高傑駐守的徐州，希望能夠感化他，讓他停止這種劫掠的行為。但是連史可法都無力勸說這些首領，因此南明政府包括史可法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也遭受重創。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以史可法為首的文臣相信可以用道德說教來勸說這些武官停止這種不道德的行為，然而這在強大的軍權面前無疑是痴人說夢。文官們對於仁義道德的盲目自信也是南明政治統治沒有取得實際性進展的重要原因。
四鎮之一徐州軍鎮的首領高傑
結語
南明政府作為北京城陷落之後成立的臨時政府，擁有著淮河以南的廣大國土，而且在北京陷落的時候，明朝的軍隊並沒有蒙受太大的損失，理應有著據江自守的能力。而且南明不似南宋，一直有著兩京的制度，南京城的防務以及政治體系都是不錯的，有著長期維持統治的潛力。
但是南明的官員們卻並沒有做到真正的團結一致，沒有把國家的救亡圖存放在首位，反而興起黨爭，搞得中央政治烏煙瘴氣。當時地位最高的史可法也因為崇禎的死亡陷入深深的自責，沒能統領朝政，這也為黨爭的發生提供了條件。而且南明政府在後期還面臨著人民對於其政治合法性的懷疑，其在假太子一案中的不當決策也讓這種懷疑不斷髮酵，終於到了動搖民心的程度。而且迂腐的文人政府也沒有處理好與武將之間的關係，導致南明的軍事實力沒有得到有效整合，這樣的政府自然難以抵抗後期清軍的南下，弘光政權的崩潰還是因為其政府受到了明末文人政治黨爭的惡劣影響，政府統治力低下，實是令人扼腕。
參考文獻
1《國榷》
2《書事七則》
3《明季南略》
4《小腆紀年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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