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對於漢代歷史略有了解的朋友，一定對兩漢之交那股“人心思漢”的風潮不陌生。隨著這股風潮的興起，短暫的新莽王朝覆滅，劉氏再次揭竿而起。最終，沒落皇族劉秀建立了東漢。然而被毛主席稱為“最有學問,最會用人,最會打仗”的劉秀，統一天下的時間卻遠遠超過劉邦，而且大部分時間所面對的敵人並不姓劉。這其中的矛盾如何解釋？當我們細細梳理史料時，才發現這背後隱藏著的鬥爭絲毫不亞於戰場。
閻立本繪製的劉秀
王莽是怎麼上位的
雖然劉邦大敗項羽後建立了大漢王朝，不過當時的統一隻是名義上的。大漢天子是在“與諸侯王共天下”。直到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收回諸侯王的權力；漢武帝利用帶有陰陽災異特色的儒家學說建立了大一統思想。此時才讓全中國人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漢。
董仲舒代表作《春秋繁露》
漢武帝外攘夷狄，內修法度，使漢到達極盛時期。盛極則衰隨之而來，武帝無止境的用兵和享樂為國家帶來巨大的負擔。百姓起義不絕，“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滷鄉里者不可稱數。”曾經寄希望於武帝致太平的儒生，也由於武帝的作為和陽儒陰法的舉動而走向對立面。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漢朝突然出現各種怪異現象，董仲舒弟子眭弘趁機上書：“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週二王后，以承順天命。”竟然要求漢帝禪位於人！隨著元、成時期王朝日益衰弱，社會矛盾愈發突出。儒生們要求漢帝禪讓的言論也更加急切，同時帶有目的性的童謠、讖緯迅速流行。最為著名的便是《春秋讖》所提到的“代漢者，當塗高也。”哀帝時期，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這時連哀帝都不得不重視起來，配合他們搞了一場“再受命”的鬧劇。只是這場鬧劇很明顯是沒有結果的。
成帝以來，皇權掌握在王氏外戚手中。恰好這個時代王氏中出現了一位儒家模範人物——王莽。《漢書》記載王莽
“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遊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恧。”
王莽篡漢連環畫
王莽的這些行為得到了王氏外戚和儒生群體的共同讚譽。王鳳將王家的權力交到他手上，使得其有權力來進行所有想做的事。儒生認為漢無聖帝，無法帶領天下致太平，於是與王莽達成了協議，讓王莽來進行改制。而在王莽這樣的舉動下，朝野上下反對者卻不多。安眾侯劉崇欲起兵，結果“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王莽代漢後，徐鄉侯劉快數千人攻即墨，最後“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唯一動靜較大的翟義，號稱十萬，也不過三個月就敗亡。這些宗室、忠臣並未得到士民的響應。
史建剛在其《兩漢之際的厭漢與思漢》一文中總結道：“各社會階層從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出發，利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政治理論學說來表達對漢家皇帝、漢家天下以及“漢政”的不滿和厭惡。同時也期待著理想人物的出現，對現實政治有所匡正和補益。這樣以和平禪代的方式實現天命轉移，符合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追求和願望。”
人心思漢的風暴來襲
王莽當上皇帝后，本著儒家思想，開始更大規模的改制。井田制、奴婢私屬、五均六莞等等，一時間從經濟到官制、從地理到文化，無一不改。然而王莽幾乎沒有考慮過政策要順應社會規律，結果是每條新政都傷害了各大階層的利益。當新政實施不下去的時候，王莽從未想過改變政策，而是用秦漢以來形成的國家暴力機器強制執行命令。王莽新政對社會造成的危害，隗囂的檄文概括的非常全面。
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丘壟。尊任殘賊，信用奸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系無辜，妄族眾庶。行炮格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入，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濊貊。使四境之外，併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系虜。《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國家博物館藏王莽時期貨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在漢朝勉強度日期待著希望的小農們揭竿而起，曾經上書支持王莽相信聖人的官吏們紛紛離心，曾經希冀理想實現的儒生們找回劉氏。於是王莽末年，儒生術士們造出“劉氏復興”的讖語，劉氏宗族和野心家藉以起事，活不下去的農民們則成為“思漢”的追隨者。
那麼這一場風暴到底有多強烈？在下表，我統計了《漢書》、《後漢書》中有關“人心思漢”、“劉氏復興”的相關內容：
“人心思漢”統計
可以看到這類“人心思漢”的言論，竟然多達24處。而敘述者從底層的老吏到儒學大家，從內地到邊疆，從漢人到匈奴，足以證明這是一場遍及社會方方面面的思潮風暴。
所以，當昆陽之戰新軍主力潰散後，“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閒，遍於天下”。舂陵劉氏起兵短短兩年便打敗王莽，當上了天下共主，何其神速！
只是當我們仔細分析這個表格時，猛然發現如此巨大的風暴僅僅刮到更始二年便幾乎消失了，而更始二年可以說是真正亂世的開幕。這原因何在？
擁漢與反漢的思想戰爭
名義上成為天下共主的更始帝，卻並沒有瞭解“人心思漢”的本質，那便是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作為當時人的索盧放，清楚的瞭解這一點，故以此勸誡更始使者——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
更始在定都長安後委命外戚，日夜宴飲，其他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更始君臣的胡作非為，致使“關中離心，四方怨叛”。這無疑嚴重損害了剛剛恢復的劉氏威名。人們再次想起了王莽上位前的那種絕望。
劉秀手下大將耿弇在更始二年進言時總結道：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于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後漢書卷十九 耿弇列傳第九》
此時的人心不僅不思漢，反而懷念起了王莽。而此時的野心家不甘心屈居“劉氏”的招牌之下，紛紛擁兵矯稱，再次搬出了劉氏已失天命的口號，“劉姓”與“它姓”正式對立。於是“擁漢”與“反漢”兩種思潮並行於天下。這是軍事以外的另一個戰場。
網友“布哈林”繪製東漢初局勢圖
當時割據西北的隗囂便與班彪爭論了起來。隗囂問班彪：“過去周亡，天下分裂，幾代的時間才統一，如今是否也是一樣？”班彪認為現在人心思漢並不會造成戰國的局面。隗囂卻認為這不過是百姓習慣了劉家，並不是漢家真正復興了。當年劉邦爭奪天下的時候，誰知道漢能成功呢？
隗囂的看法代表了當時實力派的普遍看法。延岑護軍鄧仲況據南陽陰縣割據，劉秀為了爭取他，便派蘇竟曉之以理，其中提到：
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強附大，顧望自守。
就是說當今天下有野心的人認為這亂世誰當皇帝都可以，那為什麼不能是自己？而沒有野心的人則覺得亂世還會持續下去，最重要的就是保全自己。從這裡可以看到當時“劉氏”所具有的號召力已經不大了。所以馬援見到劉秀第一面就說：“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在兩漢之交，反漢最強勁者，當數公孫述。公孫述本借輔漢之名而起，在劉秀稱帝的同年，在巴蜀稱帝。其稱帝之時，謙虛的表示：“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但他的手下對此解釋道：“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公孫述就此稱帝。
為了爭奪天命的解釋權，劉秀親自下場和公孫述展開了戰爭。公孫述認為漢命已盡，一姓不可再受命。又引圖讖、掌文自以為有天命。劉秀便親自寫信給公孫述，一一予以駁斥。從《韓歆傳》看，這很可能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有趣的是，劉秀在給公孫述的信中，稱呼其為“公孫皇帝”，或許劉秀本人對“劉氏”這塊招牌的信心也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實力便成了決定性因素。隗囂派張玄遊說河西，同樣舉出一姓不再興的理由。但竇融等人最終以為劉秀既有天命，更是“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遂決定投靠劉秀。
劉秀的官方思想
面對比起軍事鬥爭更加複雜的思想鬥爭，當時的人紛紛選擇了最有力的武器——讖緯。其中劉秀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劉秀不僅在登基時利用讖，平時也學習讖緯，甚至選擇官員時也利用讖緯。最驚人的是戰爭的緊要關頭，“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間講經藝，發圖讖”。是劉秀真的痴迷讖緯到這種地步嗎？
劉秀連環畫
並非如此，比如他用讖選擇的大司馬孫鹹並不被大家認可，隨即便換上吳漢，而這個孫鹹則再也沒有出現在歷史上。曾經有一次官員尹敏勸說讖乃是今人所造，並不可信。隨即自己創造了兩句“君無口，為漢輔”。劉秀明知這是假的，雖然不高興，卻也沒說什麼。足見劉秀並非不知道讖緯的虛假。
劉秀縱然知道讖緯非真，但廣大的民眾並不知道，一般的讀書人也難以分辨。於是讖緯便成了劉秀合法性的證明。為此，劉秀不遺餘力地推行讖緯。而反對讖緯的人，便是質疑劉秀的合法性，遭到劉秀的打擊。
學者桓譚反對讖緯，且不理解劉秀為什麼如此相信，便上書道：“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此中黃白之術，指的是公孫述的把戲。他認為漢為赤、王莽為黃、公孫述為白，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即公孫述認為自己應該當皇帝。於是有了上文劉秀與公孫述的論戰。桓譚沒有明白劉秀反對公孫述，並不是反對他的方法，而是反對他的觀點。這導致桓譚差點被殺。
同樣的例子還有韓歆，曾經因朝會，聽說劉秀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便說：“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這裡的“隗囂﹑公孫述相與書”很明顯指的也是劉秀和他們的論戰書信。韓歆倒是看明白了劉秀的想法，但卻不以為然，甚至譏諷劉秀對讖緯的解釋，不過是自作聰明。這在劉秀看來簡直是公然質疑自己的合法性，於是逼迫韓歆及其兒子自殺。
對於其他反對讖緯的官員，劉秀也同樣不給好臉色。比如上文的尹敏，以及鄭眾。到了晚年，劉秀終於按照自己的意思修改好讖緯，便宣佈圖讖於天下。通過這種方式，劉秀將自己塑造成了天命之子，漢乃為天典命。
在這種“天定”的意識形態以及劉秀的鐵腕下，東漢的儒生們再也沒有前輩們那種“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姓之私”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天下，高帝天下”。對此，呂思勉精確地指出：“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自西漢以前，言治者多對社會政治竭力攻擊。東漢以後，此等議論，漸不復聞”。
總論
兩漢之交“人心思漢”的風潮，流行於王莽末及更始年間，其本質是對王莽統治不滿。人民寄希望於劉氏能夠帶來好的生活，正如當年不滿漢朝而支持王莽一樣。當坐上皇位的劉氏不能滿足這種樸素的願望，人民很快便會拋棄“思漢”的想法。於是更始敗亡後，“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群龍並戰，未知是非”。最終，實力最強的劉秀統一了天下。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再出現，劉秀一方面兢兢業業治理天下，另一方面強化並壟斷讖緯的解釋權，希望藉此控制思想。史書中強化“人心思漢”也是加強自身天命的一種行為。而當我們透過紛繁的史料後，可以看到兩漢之交，並不是“人心思漢”，而是“人心思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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