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曾任湖南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在晚清时是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1905年他曾作为考察政治大臣到欧美各国考察政治，是清末新政的重要鼓吹者和践行者。1911年奉命南下办理铁路国有事宜，因逢武昌起义，自己携带的新军兵变，被杀于四川资州。死后得谥号“忠愍”。时论对其被杀多表惋惜之意。
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
▶躲得了“暗箭”：端方至少三次躲过暗杀
端方第一次面临暗杀的风险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那年，他险些丧命于吴樾的炸弹之下。
那年，他和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等五大臣被派出国考察政治。5月24日，端方等五大臣自北京正阳门车站登车，吴樾化妆为仆从，携了炸弹进站，但炸弹撞针意外因外力受震，吴樾还没靠近五大臣，炸弹就已爆炸，吴樾当场死亡。五大臣中，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戴鸿慈顶戴花翎被弹片削去，端方在此次爆炸中大受惊吓。
端方第二次面临暗杀威胁是在两江总督任上。他自欧美考察政治归来后不久，即被清廷任命为两江总督。萍浏醴起义失败之后，党人杨卓林并未气馁，而是积极联络扬州会党，欲谋炸江督端方，以此提升南部诸省革命党人的士气。双方计议既定，杨卓林便与廖子良等人携带炸弹前往扬州部署，但途中不慎误识端方的密探肖亮、刘炎二人，以致被捕。端方亲自审问杨卓林，并将其杀害于南京。
端方第三次面临暗杀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他和摄政王载沣上了汪精卫等人的暗杀名单。
1909年初，革命党人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方君瑛、黎仲实、曾醒、陈璧君等人组成暗杀小团体，往返于日本和香港之间，以清廷大员为暗杀目标，摄政王载沣和端方等皆是其暗杀对象。
摄政王当时大权在握，端方时任两江总督，素有能吏之称，被誉为“清之长城”，在革命党人看来，清朝官员越有本事，越是革命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因此杀掉端方势在必行。
汪精卫的暗杀团中，喻培伦有“炸弹大王”之称，他与黄复生负责试制炸弹。1909年，为试验炸弹之威力，汪精卫等购一小猪，将小猪定名为他们要暗杀的对象——端方，这只叫“端方”的小猪，被汪精卫等拴在树上，又抓了几只鸡放在“端方”的周围，权当其随从。汪精卫等心中默念，谓小猪若毙命，炸端方当成功。而后，启动电门试验，一声轰鸣，烟尘弥漫处，树倒鸡飞，众以为小猪必死，然扬尘过后，视小猪犹安然无恙，众人颇为尴尬，惟有面面相觑而已。
是年6月28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奉旨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7月，汪精卫等人探知端方将乘火车先到北京，再转直隶，于是一面打探端方行期，一面在端方的必经之路勘察地形，布置炸弹，欲一举将端方炸死。
众人昼伏夜出，苦等多日，却不想端方改变路线，已经悄悄由上海乘船去了天津，得知此消息后，众人怏怏散去。热血青年汪精卫索性进京去伺机暗杀其他高官了，他最先想炸死的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侍从如云，防范极严，一时难以下手。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
恰在这时，贝勒载洵、载涛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归国，汪精卫亲自带了炸弹，到车站相候。但下车后，有不少戴红顶花翎的人同行，他分不清目标，乃索然而归。他后来因谋炸摄政王载沣被捕，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慷慨诗句。
▶躲不过“明枪”：端方被新军士兵杀于四川
宣统元年（1909年）11月，端方因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派人照相，而被清廷以“大不敬”之名革职。报章舆论为端方不平，《时报》就此写道：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严谴之骤加，其或即为玉成之作用乎？读书养气之功，敬以为端督劝”。
端方喜收藏金石书画，颇有风雅之称，他所收藏的古董字画等物是相当多的，无官一身轻，摩挲彝鼎，流连诗酒，岂不快活，辛亥鼎革后，也可以往租界一躲，优游岁月。
可是被革职后的端方，不辍与当权者的频繁交游，仍旧谋求再起，终于在1911年5月18日，得到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一职。《民立报》认为，端方此职为行贿得来：
“端方褫职以来，果何日不营谋再起哉？方其京邸闲居一岁，所挥毫者犹不下六七万金，此岂皆衣食居处，纵一人之肉欲而已？凡以结讬权贵交纳名流以为东山再召之预备耳！”
铁路干路收归国有之命下后，相关四省纷纷反对，民众激烈反对，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一职其实是个烫手山芋，端方知前路布满荆棘，故窝在北京不肯南下接收铁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屡次催促端方南下，他也知道端方不过藉此为出山的手段，其心思在得湖广总督之位，故在端方出京赴武昌之日，他对端方承诺，若能平息风潮，“仆当竭绵薄以报”，即肯为端方奥援。
端方未出京南下时，已接到许多恐吓信，为防被革命党人暗杀，端方一再变换到武昌的路线，铁路水路并用，多次让在原定下车地点恭候的官员扑空。报载端方“抵省城亦未鸣炮，其行踪可谓诡谲矣。”
端方垂头丧气，自思：“唉！早知今日，悔不当出”。本文作者“青史漫笔”翻拍自《盛京时报》。
端方到达武昌行辕后，轻易不外出，行辕保卫异常严密，随员四十余人轮班值日。
广东、湖南各省争路风潮甚烈，两省官绅来电请端方莅临以平息风潮，并问其行期，端方统一复电，仅云“把晤匪遥”四字，完全不言及具体行期，“恐防有人因路事愤激迁怒于端，致行暗杀主义”。
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使清廷高层大为震动，9月，端方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朝廷催促其赶紧赴川因应。此时，龟缩于武昌的端方不得不向湖广总督瑞澂讨了两标新军士兵壮胆，硬着头皮西入四川。其志本不在平息路潮，故一路慢慢腾腾，走走停停，完全是一种应付朝廷、意在自保的心态，《大公报》洞烛其心思，议论道：
“未出京时，被政府催逼不过，只得慢腾腾赴鄂，鄂路幸而化险为夷；又被政府催逼不过，势须更赴他省。然而粤东有革党风潮，川西有拒债风潮，安敢以八万金之躯轻投虎口？”
端方率队到达四川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湖广总督瑞澂弃城逃到上海，川省也已经是遍地烽火，端方完全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花了银子，得了苦差，“神经虚怯之端方一定生悔心也”。对端方更加不利的是，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他带领的军中后，军心不稳，端方随即失去了对所带的两标士兵的控制权，最后发展到自己被士兵近于软禁的地步。
1911年11月27日，队伍中的革命党人将端方押往天上宫，不顾端方的苦苦哀求，以“民族革命”的名义，光明正大地将满人端方斩杀，并将其头颅浸上煤油以防腐，快马送到湖北军政府黎元洪处。
古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端方数次躲过了“暗箭”，最后死于“明枪”。
▶端方被杀，舆论多表惋惜
端方被杀两个多月后，远在东北的《盛京时报》还不相信行事圆滑且老谋深算的端方会如此轻易被杀，该报引沪上某报消息，认为端方未死，而是贿赂士兵，“令其在外扬言端已被杀，并杀一猪，将血涂于刀上，谓是端方之血。而端实已乔装一小工逃至北京。”
端方被杀之后，得以逃生的随同人员夏寿田填《扬州慢·出资州作》词，感叹：
上将星沉，戟门鼓绝，大旗落日犹明。听寒潮万叠，打一片空城。七十日河山涕泪，霜髯玉节，顿阁平生。剩南鸟遶树，惊回画角残声。
伏波马革，更休悲蝼蚁长鲸。料鱼复江流，翟塘石转，此恨难平。惆怅江潭种柳，西风外，一碧无情。只羊昙老泪，西州门外还倾。
时论对端方之死大都持惋惜之情。王国维在日本听闻端方被杀，愤怒写下《蜀道难》，开篇即为“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长诗叙述了端方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深表惋惜之情，更以“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感慨叵测的人心。这样的事例多多少少可反映出身处革命之外的人群，对革命党人杀死端方的负面观感。
曾为立宪领袖的张謇撰写下挽联，概括了端方的收藏和著述，表达了自己的悲痛：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郊收藏，三吴已编匋斋录；
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乎，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
閱讀更多 夢史筆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