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1861—1911)，滿洲正白旗人，字午橋，號匋齋。曾任湖南巡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在晚清時是比較開明的封疆大吏。1905年他曾作為考察政治大臣到歐美各國考察政治，是清末新政的重要鼓吹者和踐行者。1911年奉命南下辦理鐵路國有事宜，因逢武昌起義，自己攜帶的新軍兵變，被殺於四川資州。死後得諡號“忠愍”。時論對其被殺多表惋惜之意。
兩江總督任上的端方。
▶躲得了“暗箭”：端方至少三次躲過暗殺
端方第一次面臨暗殺的風險是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那年，他險些喪命於吳樾的炸彈之下。
那年，他和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等五大臣被派出國考察政治。5月24日，端方等五大臣自北京正陽門車站登車，吳樾化妝為僕從，攜了炸彈進站，但炸彈撞針意外因外力受震，吳樾還沒靠近五大臣，炸彈就已爆炸，吳樾當場死亡。五大臣中，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紹英傷勢較重，戴鴻慈頂戴花翎被彈片削去，端方在此次爆炸中大受驚嚇。
端方第二次面臨暗殺威脅是在兩江總督任上。他自歐美考察政治歸來後不久，即被清廷任命為兩江總督。萍瀏醴起義失敗之後，黨人楊卓林並未氣餒，而是積極聯絡揚州會黨，欲謀炸江督端方，以此提升南部諸省革命黨人的士氣。雙方計議既定，楊卓林便與廖子良等人攜帶炸彈前往揚州部署，但途中不慎誤識端方的密探肖亮、劉炎二人，以致被捕。端方親自審問楊卓林，並將其殺害於南京。
端方第三次面臨暗殺是在宣統元年（1909年），他和攝政王載灃上了汪精衛等人的暗殺名單。
1909年初，革命黨人汪精衛與黃復生、喻培倫、方君瑛、黎仲實、曾醒、陳璧君等人組成暗殺小團體，往返於日本和香港之間，以清廷大員為暗殺目標，攝政王載灃和端方等皆是其暗殺對象。
攝政王當時大權在握，端方時任兩江總督，素有能吏之稱，被譽為“清之長城”，在革命黨人看來，清朝官員越有本事，越是革命成功路上的絆腳石，因此殺掉端方勢在必行。
汪精衛的暗殺團中，喻培倫有“炸彈大王”之稱，他與黃復生負責試製炸彈。1909年，為試驗炸彈之威力，汪精衛等購一小豬，將小豬定名為他們要暗殺的對象——端方，這隻叫“端方”的小豬，被汪精衛等拴在樹上，又抓了幾隻雞放在“端方”的周圍，權當其隨從。汪精衛等心中默唸，謂小豬若斃命，炸端方當成功。而後，啟動電門試驗，一聲轟鳴，煙塵瀰漫處，樹倒雞飛，眾以為小豬必死，然揚塵過後，視小豬猶安然無恙，眾人頗為尷尬，惟有面面相覷而已。
是年6月28日，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奉旨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7月，汪精衛等人探知端方將乘火車先到北京，再轉直隸，於是一面打探端方行期，一面在端方的必經之路勘察地形，佈置炸彈，欲一舉將端方炸死。
眾人晝伏夜出，苦等多日，卻不想端方改變路線，已經悄悄由上海乘船去了天津，得知此消息後，眾人怏怏散去。熱血青年汪精衛索性進京去伺機暗殺其他高官了，他最先想炸死的是慶親王奕劻，無奈奕劻侍從如雲，防範極嚴，一時難以下手。
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
恰在這時，貝勒載洵、載濤從歐洲考察海陸軍歸國，汪精衛親自帶了炸彈，到車站相候。但下車後，有不少戴紅頂花翎的人同行，他分不清目標，乃索然而歸。他後來因謀炸攝政王載灃被捕，寫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慷慨詩句。
▶躲不過“明槍”：端方被新軍士兵殺於四川
宣統元年（1909年）11月，端方因在慈禧太后葬禮上派人照相，而被清廷以“大不敬”之名革職。報章輿論為端方不平，《時報》就此寫道：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嚴譴之驟加，其或即為玉成之作用乎？讀書養氣之功，敬以為端督勸”。
端方喜收藏金石書畫，頗有風雅之稱，他所收藏的古董字畫等物是相當多的，無官一身輕，摩挲彝鼎，流連詩酒，豈不快活，辛亥鼎革後，也可以往租界一躲，優遊歲月。
可是被革職後的端方，不輟與當權者的頻繁交遊，仍舊謀求再起，終於在1911年5月18日，得到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一職。《民立報》認為，端方此職為行賄得來：
“端方褫職以來，果何日不營謀再起哉？方其京邸閒居一歲，所揮毫者猶不下六七萬金，此豈皆衣食居處，縱一人之肉慾而已？凡以結託權貴交納名流以為東山再召之預備耳！”
鐵路幹路收歸國有之命下後，相關四省紛紛反對，民眾激烈反對，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一職其實是個燙手山芋，端方知前路佈滿荊棘，故窩在北京不肯南下接收鐵路，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屢次催促端方南下，他也知道端方不過藉此為出山的手段，其心思在得湖廣總督之位，故在端方出京赴武昌之日，他對端方承諾，若能平息風潮，“僕當竭綿薄以報”，即肯為端方奧援。
端方未出京南下時，已接到許多恐嚇信，為防被革命黨人暗殺，端方一再變換到武昌的路線，鐵路水路並用，多次讓在原定下車地點恭候的官員撲空。報載端方“抵省城亦未鳴炮，其行蹤可謂詭譎矣。”
端方垂頭喪氣，自思：“唉！早知今日，悔不當出”。本文作者“青史漫筆”翻拍自《盛京時報》。
端方到達武昌行轅後，輕易不外出，行轅保衛異常嚴密，隨員四十餘人輪班值日。
廣東、湖南各省爭路風潮甚烈，兩省官紳來電請端方蒞臨以平息風潮，並問其行期，端方統一覆電，僅雲“把晤匪遙”四字，完全不言及具體行期，“恐防有人因路事憤激遷怒於端，致行暗殺主義”。
轟轟烈烈的四川保路運動使清廷高層大為震動，9月，端方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朝廷催促其趕緊赴川因應。此時，龜縮於武昌的端方不得不向湖廣總督瑞澂討了兩標新軍士兵壯膽，硬著頭皮西入四川。其志本不在平息路潮，故一路慢慢騰騰，走走停停，完全是一種應付朝廷、意在自保的心態，《大公報》洞燭其心思，議論道：
“未出京時，被政府催逼不過，只得慢騰騰赴鄂，鄂路幸而化險為夷；又被政府催逼不過，勢須更赴他省。然而粵東有革黨風潮，川西有拒債風潮，安敢以八萬金之軀輕投虎口？”
端方率隊到達四川時，武昌起義已經爆發，湖廣總督瑞澂棄城逃到上海，川省也已經是遍地烽火，端方完全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花了銀子，得了苦差，“神經虛怯之端方一定生悔心也”。對端方更加不利的是，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他帶領的軍中後，軍心不穩，端方隨即失去了對所帶的兩標士兵的控制權，最後發展到自己被士兵近於軟禁的地步。
1911年11月27日，隊伍中的革命黨人將端方押往天上宮，不顧端方的苦苦哀求，以“民族革命”的名義，光明正大地將滿人端方斬殺，並將其頭顱浸上煤油以防腐，快馬送到湖北軍政府黎元洪處。
古語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端方數次躲過了“暗箭”，最後死於“明槍”。
▶端方被殺，輿論多表惋惜
端方被殺兩個多月後，遠在東北的《盛京時報》還不相信行事圓滑且老謀深算的端方會如此輕易被殺，該報引滬上某報消息，認為端方未死，而是賄賂士兵，“令其在外揚言端已被殺，並殺一豬，將血塗於刀上，謂是端方之血。而端實已喬裝一小工逃至北京。”
端方被殺之後，得以逃生的隨同人員夏壽田填《揚州慢·出資州作》詞，感嘆：
上將星沉，戟門鼓絕，大旗落日猶明。聽寒潮萬疊，打一片空城。七十日河山涕淚，霜髯玉節，頓閣平生。剩南鳥遶樹，驚回畫角殘聲。
伏波馬革，更休悲螻蟻長鯨。料魚復江流，翟塘石轉，此恨難平。惆悵江潭種柳，西風外，一碧無情。只羊曇老淚，西州門外還傾。
時論對端方之死大都持惋惜之情。王國維在日本聽聞端方被殺，憤怒寫下《蜀道難》，開篇即為“對案輟食慘不歡，請為君歌蜀道難”長詩敘述了端方的生平事蹟及學術成就，深表惋惜之情，更以“楚人三千公舊部，數月巴渝共辛苦。朝趨武帳呼元戎，暮叩轅門詬索虜。” 感慨叵測的人心。這樣的事例多多少少可反映出身處革命之外的人群，對革命黨人殺死端方的負面觀感。
曾為立憲領袖的張謇撰寫下輓聯，概括了端方的收藏和著述，表達了自己的悲痛：
物聚於好，力又能強，世所稱者，燕郊收藏，三吳已編匋齋錄；
守或匪親，化而為患，魂其歸乎，夔雲慘淡，萬古同悲蜀道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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