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智深兩次大鬧五臺山，智真長老大概是忍無可忍，便與首座商定，打發花和尚往別出去。於是，智真長老叫侍者領了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連夜從僧房中叫出智深，說道：
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個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裡討個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子，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
魯智深聽罷智真師兄的話，也沒多言語，自跪下道：“灑家願聽偈子”。智真長老不慌不忙，說出了四句偈子：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
受了偈子，魯智深朝智真長老拜了九拜，背了包裹 、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並眾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裡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
花和尚此去，前途已經卜定，他將按照智真師兄的四句偈子，完成傳奇的一生。
那麼，智真長老的四句偈子到底預言了魯智深怎樣的一生。彷彿心有靈犀的魯智深，為何朝智真長老拜了九拜呢？
魯智深見智清，為何只拜了三拜
且說魯智深從山西五臺山一路坎坷，來到了東京大相國寺，寺裡知客寮的知客僧接待了智深。起先，這個知客僧見智深生得兇猛，提著鐵禪杖，跨著戒刀，背著個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但是，魯智深的一舉一動，卻讓知客僧不禁暗自失笑，這個莽和尚竟然“不知體面”，對佛門禮節一概不懂。
卻說知客僧帶著魯智深見了智清長老，早就按照知客僧指導，七條（僧人上衣）坐具、信香，拜見本寺住持。離開五臺山時，魯智深拜了智真九拜，此時，拜到三拜時，卻被知客僧止住了。知客僧此舉，大有緣故，並非說的是魯智深不知體面，胡亂參拜。
僅以文本觀之，說的是智真長老級別遠高於智清，是貨真價實的得道高僧，方外高人。魯智深拜了智真九拜，卻只對智清拜了三拜，其中的差距並不是相當大的。智真、智清是師兄弟，原本應當沒有這麼大的差距。雖然，智真是魯智深的師傅，但智清卻是皇家寺院的住持，級別按說還要高於師兄。魯智深見到智清，卻只拜了三拜，這是為什麼呢？
書說簡短，先給出答案。原來，施耐庵所寫的這一段故事，其實是隱藏著一段歷史真實。書中的趙員外，影射的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徽宗！智真長老卻與趙宋皇帝大有淵源。
魯達在渭州城打死了鄭屠，屬於殺人兇犯。宋真宗天禧二年詔令，刑責、奸細、惡黨、山林亡命賊徒負罪潛竄，及曾在軍帶瑕痕者，不得出家。顯然，魯達出家就是為了負罪潛逃，躲到佛門清淨之地逃避刑罰。趙員外之所以能夠讓魯達順利剃度，智真長老明知此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但卻迫於壓力，不得不違背法度，讓一個殺人在逃的兇犯躲進了五臺山文殊院。
魯智深入了佛門，卻從不遵守佛門三皈五戒，智真長老也不敢懲罰，一句“且看趙員外之面”便搪塞過去。但是，智真長老卻暗地裡與趙員外爭競。
魯智深二次大鬧五臺山，打壞金剛之時，首座、監寺、都寺，並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智真長老那裡告狀。智真長老不慌不忙的應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個且由他。”
果然，智真長老立即給趙員外修書一封，告知魯智深醉打山門，大鬧文殊菩薩道場的事。趙員外看來智真長老的書信，當時的反應是“好生不然”。但是，智真長老咄咄逼人，趙員外沒辦法，只得賠禮道歉，出錢重修文殊院，恢復所有被魯智深打壞的佛教設施。
既然趙員外是這個態度，智真長老便毫不客氣，厲聲呵斥魯智深道：
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攤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個且 由他，你攪得眾僧卷堂而走，這個罪業非小！我這裡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汙！
趙員外服軟，魯智深被送走，大鬧五臺山以智真長老大獲全勝而告結束。與皇帝暗中“爭競”而得勝，智真長老難道不配九拜之禮嗎？
智清雖然是智真的師弟，皇家大剎的住持，但他敢與黃帝老兒做如此博弈嗎？因而，智清長老只能接受三拜之禮。
所謂九拜，指的是《周禮》中規定的九種拜禮：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兇拜、奇拜、褒拜、肅拜，這是不同等級、不同身份人員在不同場合下所行之禮。而接受拜禮者，同樣要與其身份地位相配。實際上，古代朝廷舉行拜賀奏慶等重要場合時，都行此禮。
既然是朝廷舉行相關儀式才用九拜之禮，那麼，智真長老卻為何端坐不動，心安理得的受此大禮呢？原來，智真和尚來歷非同尋常，涉及到《水滸傳》中另外一個超級大人物。
施耐庵講述了一段佛道之爭秘史
趙員外即隱寫宋徽宗，書中有很多暗示。而且，《水滸傳》梁山好漢故事的時間密碼，也隱藏在魯智深的故事中。
卻說魯智深第一次大鬧五臺山之後，安靜了三四個月，轉眼間到了第二年的二月。這一天，終於忍不住犯了酒癮，便又獨自下山，來到了山下的市井。
花和尚先來到鐵匠鋪，與“待詔”商議，定製了一條重達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這個情節，暗示魯智深打造禪杖是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二月。
魯智深禪杖為何單單重六十二斤？這個數字與任何民俗都沒有關係，也從來就沒有特殊的含義，說的就是《水滸傳》的一個時序，表明梁山好漢的故事就是從宣和元年開始的。事實上，歷史上的宋江起義，恰恰就發生在宣和元年。
《水滸傳》開篇就講到，宋仁宗嘉佑三年三月誤走了妖魔，這一年便是公元1058年。魯智深打造禪杖，承接業務的不是“待招”，而是待詔。施耐庵以一字之差告訴讀者，“待詔”與皇宮有關。
“待招”原本是剃頭匠的別稱，後來引申到所有民間手藝人。“待詔”則是翰林院專門為皇帝服務的文人畫士，宋徽宗時有畫待詔，專門為皇帝代筆畫畫，然後宋徽宗題款鈐印，賞賜大臣。《水滸傳》的版本非常複雜，文字也有多處差異，但這一處在任何版本中，都作“待詔”。
從鐵匠鋪出來，魯智深沿街買酒喝，卻沒有一人敢賣給他。所有酒家都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
智真長老控制著周邊市井，沒了生計的百姓不得不投靠寺院，靠寺院的本錢養家餬口，五臺山文殊院一聲令下，誰敢違抗？沒奈何，魯智深只得走到市稍上一家酒店，假稱自己是雲遊僧人，這才喝上了酒。如果只為一頓酒便讓魯智深大費周折，施耐庵是不願意如此浪費筆墨的。奇巧的是，這回，施耐庵讓魯智深美美的吃了一頓狗肉。
這是《水滸傳》中唯一一次吃狗肉的情節，故事指向不是別人，就是宋徽宗。教主道君皇帝趙佶生於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生肖屬狗。狗肉只能在五臺山控制範圍內的市稍才有，而且賣給了和尚吃，其中寓意指的就是北宋真宗以來的佛道之爭。
簡而言之，把魯達變成魯智深的趙員外，暗喻宋徽宗。雖然，趙員外對五臺山不斷施加壓力，智真長老對他的“表弟”魯智深無可奈何，凡事都要看趙員外面子。但是，卻暗中相爭，與趙員外分庭抗禮。
魯智深離開了五臺山，途中，經過了桃花山，這是為後來“遇山而富”預鋪故事。從桃花山後山坡滾下來之後，大約走了五六十里地，魯智深就到了瓦罐寺。
這個瓦罐寺非同尋常，山門上有一面舊硃紅牌額，內有四個金字，都昏了。一座很大的寺廟卻破敗不堪，好生崩壞。書中交代，這座寺院原本“田產又廣，僧眾極多”，是“十分好個去處”。但是，為何又如此破敗了呢？施耐庵在這段故事中，以崔道成、丘小乙兩個僧道的名字，道明瞭瓦罐寺敗落的原因。
崔道成原本是個和尚，法號“生鐵佛”。和尚，是不應當叫俗名的，魯智深出了家，應當去掉“魯”，就叫“智深”，這一點，智真長老做得對極。崔道成不僅以俗名稱之，而且，取了一個道家的名字。不僅取了一個道家的名字，而且，還“道成”。這是什麼寓意呢？
《宋史·徽宗本紀》記載，宣和元年正月，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革佛詔”，這一年，也是《水滸傳》中提到的魯智深打造禪杖時的年份。施耐庵在書中特別寫到，魯智深第二次下山，時間是二月。也就是說，“革佛詔”下達一個月後，五臺山文殊院便遭殃了。
“革佛詔”中提到的佛，指的是釋迦摩尼佛，乃三世佛之中央佛，主管中央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有兩位脅侍："大智"文殊菩薩和"大行"普賢菩薩，號稱華嚴三聖。宋徽宗把佛降為道教中的大覺金仙，五臺山正是文殊菩薩道場，自然也跟著降為“仙人”了。所以，當魯智深打壞金剛時，智真長老只能無奈的說：“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
三世佛都不在趙員外話下，魯智深便要帶俗家姓氏，崔道成不僅要稱姓氏，還得“入道學”，叫做“崔道成”了。
然而，宋徽宗對佛教的打壓，貶損，佛家當然不會屈服，書中說智真長老寫信讓趙員外重修文殊院。即便是趙員外“好生不然”，但也不得不做出退讓。因為，轉過年來，就到了宣和二年，這一年正月“罷道學”，六月“復寺院額 ”，九月“復德士為僧”。
佛教基本上恢復了宣和元年前的氣象，於是，智真長老便將魯智深打發去了東京大相國寺。即便是將魯智深驅逐出了文殊院，但卻並沒有放棄與趙員外的爭競，以一道佛門偈子，鎖定了魯智深的一生。
遇林而起，指的是林沖還是野豬林？
魯智深的故事，是由九紋龍史進引發的，這一年，應當是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重和元年中秋節，史進與朱武、陳達、楊春從史家村殺出，上了少華山。在少華山住了幾天，史進不願意做草寇，便去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那裡尋找師父王進。沒想到，史進陰差陽錯的，幾乎是南轅北轍的來到了小種經略相公的治所渭州城（今甘肅平涼）。
史進為何走錯了？是施耐庵地理成績不好，還是史進沒有導航？都不是，史大郎應當是有意走錯的，因為，九紋龍隱含的就是北宋九代皇帝。
《水滸傳》時間與宋史高度對隼，施耐庵就是在寫一部北宋歷史。重和元年二月，宋徽宗“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史進錯走渭州城，引出魯智深，也是隱寫了這一段歷史，為梁山好漢的抗金故事伏線，也為魯智深的結局張目。此事，涉及智真長老給魯智深四句偈子中的兩句：“遇州而遷，遇江而止”。
且說智清長老見了魯智深，看了師兄智真長老的書信，心中埋怨，不願意給魯智深做個職事僧人。於是，智清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說道：你們大家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竟然把一個打死了人的兇犯落髮為僧。這廝兩番大鬧僧堂，安他不下，卻推來與我。
智真長老真的沒分曉嗎？肯定不是。作為文殊菩薩道場的住持方丈，智真來歷實在太不平凡，其“前世”竟然與霹靂大仙趙匡胤有關。或者說，智真長老有歷史原型。
九紋龍隱寫北宋九代皇帝，當然，第一位便是趙匡胤。《水滸傳》楔子中說，趙匡胤是天上霹靂大仙，出生之時“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
施耐庵這麼寫，完全符合歷史真實，《宋史·太祖本紀》就說：“後唐天成二年，（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脫脫這麼記載，是不是是在宣揚虛無的宿命論，神化趙匡胤天生就是做皇帝的呢？也不是。趙匡胤有個小名，叫做“香孩兒”，史書記載的一點都沒有錯。
趙匡胤長大成人後，表現平平，除了“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外，也沒有什麼驚世駭俗之處。但是，“識者知其非常人”。在這個“識者”之中，便有一位神僧。太祖本紀中說：
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贐汝，北往則有遇矣。”
這個老和尚準確的預見了趙匡胤的前途，毫不吝嗇的贈送給香孩兒一筆豐厚的盤纏，指引他往北方而去。後來，趙匡胤從南方啟程，前往北方投奔到郭威部下，成為後周一員大將，從此發跡。
施耐庵在《水滸傳》中真實的寫到了趙匡胤，而那位預言趙匡胤一生的神秘老僧，大概就化成書中的智真長老了。因為，智真長老卻非凡僧。如此“神僧”受九拜之禮，當得起。
書中，把智真長老寫作五臺山住持，並非是藉助了這座名剎以加重故事的分量，而是以文殊菩薩的“智”來寫這位方外高人，他也像當年的那位高僧一樣，有識人之智、先見之明。
而且，神秘老僧曾經是趙匡胤的指路之人，人生導師。以智真對應神秘老僧，說的就是趙員外唸完經打和尚，數典忘祖，乃“失道”之人。如此，趙員外還好意思說“我祖上曾舍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到底誰給誰舍錢，誰是誰的檀越呢？施耐庵正話反說。
趙員外帶著魯達上了五臺山，智真長老出於忌憚，答應替魯達剃度。此舉，立即招來了五臺山首座及以下僧眾的強烈反對。為平息眾僧反對之聲，智真長老便說：“你等眾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於是：
焚起一柱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卻好回來。
老僧入定，這是不是就是指點趙匡胤前程的神秘老僧的“轉世”呢？三世佛又稱“過去、現在、未來”佛，民間通俗理解，智真長老就是神秘老僧的“現在”。施耐庵大概就是這麼寫的。
智真長老入定遊歷周天，便在道家紫府察看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得知了魯智深的“過去、現在、將來”。於是，大膽預言：
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
不僅剃度了魯達，還賜法名“智深”，正式得享文殊菩薩的“智”字，與智真長老平輩。因此，智真、智清、智深乃師兄弟，其正果便是東京大相國寺的住持，五臺山首座及以下僧眾“皆不及他”。
既然預知了魯智深的正果，那麼，五臺山是容不下這個正果非凡之人了。於是，真禪師便把這個師弟送到了東京大相國寺。因為，這裡離林沖非常近，偈子第一句“遇林而起”才有可能應驗。
遇山而富，到底說的是二龍山還是水泊梁山
魯智深想要做個職事僧人，智清長老不過就是一個方丈而已，他根本就不不具備慧眼識人的能力。所以，魯智深只能拜他三拜。智清聯合僧眾，說他是新來的掛搭，要從最底層做起，然後步步升職。因而，便指派魯智深去酸棗門外岳廟間壁做個管菜園子的菜頭。那麼，做到魯智深期望中的都寺、監寺職位，需要多長時間呢？知客僧介紹道：
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升你做個塔頭；又管了一年，好，升你做個浴主；又一年，好，才做監寺。
只需三年時間，魯智深便可以做個體面的職事僧人了。魯智深一聽升職有門，便爽快的答應了。魯智深不再鬧事，佛門倒還清淨。但是，正是因為魯智深去了岳廟間壁的菜園子做菜頭，這才遇見了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沖。從此，魯智深開始按照智真長老劃定的人生軌跡，朝著“正果”邁進。
也正是因為做了管菜園子的“菜頭”，花和尚才從孫二孃的屠刀下逃生，在“菜園子”的幫助下，前往二龍山。
東京大相國寺的“菜頭”，與孟州道上的“菜園子”遙相呼應。菜頭管著菜園子，菜園子曾經殺了光明寺所有的和尚，菜頭經過十字坡，此時的菜園子已經向善，被金聖嘆贊為“張青為頭是最惜和尚”之人。從殺光一寺和尚，燒燬一座寺廟，到最愛惜和尚，張青可謂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按照上文所說的《水滸傳》時序，張青指引魯智深上二龍山的時間，大概是宋徽宗宣和二年正月之後的事情了。
《大宋宣和遺事》中說，宋江得天書，知道自己肩負著聚齊三十六天罡的“職責”，便按照九天玄女所示，在梁山等候眾人。宋江很快聚齊了三十四人，於中少了三人：花和尚魯智深、一丈青張橫、鐵鞭呼延綽。後來，“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
這件事情被移植到《水滸傳》中，說的是魯智深先去了二龍山，在三山聚義打青州的時候，才轉投梁山，上山時間稍微晚了點。
二龍山，魯智深遇山而富。
有觀點稱，“遇山而富”指的是魯智深在桃花山踩扁了李忠、周通的金銀酒器，發了一筆財而富了。還有的說是上了梁山，每天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過上了富裕生活。其實，這樣的“富”與二龍山的富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根本就不值一提。
前文講過，趙員外影射的是宋徽宗，魯智深的故事隱射的是一段北宋歷史。此處，再來梳理一番由魯達到魯智深的“轉世”過程。
魯達才是《水滸傳》中真正的“鎮關西”，仗勢打死鄭屠後，便跑到了雁門縣。趙員外依金老所言，認了這個恩人，便立即把他藏匿到自己的莊園。趙員外的莊園叫做“七寶村”。
“七寶”，就是指的佛教七寶。佛教七寶有多種說法，北宋時期則指的是黃金、白銀、璃、頗梨、硨磲、珍珠、琥珀。這七寶中有兩樣不好理解，一是“頗梨”指的是白色寶石，狀如水晶。一種是“硨磲”，說的是海洋中軟體雙殼動物，說白了就是體積超大的貝殼。
趙員外本身就不是一個縣城的土財主，他可控制著佛門七寶呢。施耐庵以此隱喻趙員外對佛門的掌控，魯達先進了七寶村，才上了五臺山出家。於是，七寶村出身的魯智深才兩番大鬧五臺山。
魯智深上二龍山落草的這回書，回目叫做“魯智深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原來，二龍山上有一座寺廟，名叫“寶珠寺”，七寶村遙對寶珠寺，還是跟趙員外有密切關聯。
魯智深奪下了佛門藏寶之地，難道不是“遇山而富”嗎？如此鉅富，豈是桃花山幾件金銀酒器可比，豈是梁山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可比？
遇州而遷，疑似青州實則幽州
魯智深佔據了二龍山，奪下了寶珠寺，智真長老的設計終於初見奇效，智真長老的預言開始成真，智真長老對趙員外的反擊再贏一個回合。《水滸傳》佛道之爭，至此告一段落，施耐庵開始調轉筆鋒，表達自己的宗教觀念——“佛道合一”。
梁山好漢都是道家紫府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魯智深卻是個被智真長老掌控的僧人，難道他有雙重身份？在魯智深的身上，確實具備佛道雙重符碼，是施耐庵表述“佛道合一”思想的一個最典型的代表。在梁山大聚義之時，與武松一道，代表著佛門與道家的融合。
引發梁山大聚義的，是托塔天王晁蓋。綠野老道曾經分析過，晁蓋的“托塔天王”實指佛門毗沙門天王，是佛教的四大護法之一，也稱北方多聞天王。晁蓋昇天，成了“佛”，知道了梁山好漢上應道家紫府天星，在大名府救了宋江。假若施耐庵的《水滸傳》不被大明王朝腰斬，宋江在完成梁山大聚義之後，便將依據《大宋宣和遺事》的藍本線索殺出梁山。這部筆記體野史中說，宋江殺出梁山是因為晁蓋託夢，要宋江、吳學究代他去泰嶽燒香還願。
晁蓋，實際上是梁山導師級別的存在，大護法式的人物。這是施耐庵佛道合一的終極表達。東溪村住著佛教護法，山上，則由道家大護法靈官鎮守，佛道合一無處不在。
魯智深雖然上了二龍山，但最終必然加盟梁山，施耐庵早就預設伏線，以宋江九天玄女廟的故事遙對魯智深所佔據的“二龍山”。
宋江在九天玄女廟接受九天玄女“還道”法旨，以又拉又打的方式，指引宋江從紫府還道於霹靂大仙的“雷部”。宋江雖然口中稱臣，匍匐於地，但九天玄女卻早就知道此人最終將“罪下酆都”。所以，便提前預演了北宋王朝滅亡，宋徽宗、宋欽宗“坐井觀天”的一幕。這一幕，就是玄女殿外的石橋下“二龍相戲”、“二龍戲水”。
魯智深所佔據的二龍山，豈不就是九天玄女廟中的“二龍”嗎？九紋龍史進隱伏著北宋“九龍”，前面七龍已經成了過去，梁山好漢的故事只在“二龍”時期演繹。
這一段故事，施耐庵深刻的揭露了北宋亡國的根由，讓魯智深佔據二龍山，奪了寶珠寺，不僅是對宋徽宗“崇道抑佛”的嚴正批判，也是施耐庵《水滸傳》反皇帝主題的深刻表達。
“三山聚義打青州”同樣是《水滸傳》中的一處大關節，大轉折。因為呼延灼奉旨剿滅梁山，便引出了二龍山聯合桃花山、白虎山攻打青州。
三山力量不足以攻破青州，青面獸楊志便提議，請梁山大隊人馬前來相助。於是，施耐庵將反皇帝故事繼續升級，在這場戰鬥中，打死了青州知府慕容彥達。此慕容知府非同小可，他的妹妹是宋徽宗的貴妃。攻陷朝廷州府，打死皇親國戚，梁山好漢是堅定的反皇帝的造反派。
打完青州不久，梁山導師佛家護法晁蓋便在曾頭市中箭。從青州“遷”來的魯智深，便與武松一道，成為梁山“佛道合一”的重要符碼，是佛門在梁山的“代言人”。
既然如此，那麼，講魯智深“遇州而遷”中的“州”就是青州，似乎也沒有大的毛病。不過，假若看看二龍山另外兩個寨主，“遇州而遷”所指青州，似乎便顯得分量不夠了。
與魯智深聯手打下二龍山，奪了寶珠寺的是青面獸楊志。後來，武松又在菜園子張青的引薦下，前來聚義。這兩條好漢與魯智深聚義二龍山，便隱含著《水滸傳》在七十回後還將有大故事，尤其是魯智深將徹底應證智真長老的四句偈子。“遇州而遷”，更有可能指的是幽州。
梁山好漢招安後，先隨童貫徵方臘，然後，又隨童樞密攻打幽州。幽州兵敗後，魯智深在這裡再度折返，回到汴梁，最終“遇江而止”。
遇江而止，肯定不是說魯智深在浙江坐化
行者武松這個人物其實也很特殊，並非僅僅是打虎、殺嫂、血濺都監府那麼簡單。按照北宋時期的規定，男子出家必須自小帶髮修行，因而叫做“行者”。很多讀者都認為武松沒有綽號，其實，“行者”大有深意。究竟如何，得另外行文討論。
正因為這個形象很特殊，所以，《水滸傳》設定，武松是最早提出招安的人。因為武松提出了招安，所以，宋江勸誡道：“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
施耐庵作書，不會前言不搭後語，也不會放了一個空炮便無下文，武松必將按照這個預伏線索，去邊上搏取功名。
武松是因為宋江的勸誡到邊境立功，二龍山的二寨主楊志則是主動的把去邊境殺敵作為自己的人生志向，以重振楊家將雄風。青面獸在賣刀之前，感嘆自己時運乖蹇，自言自語道：
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是灑家清白姓字，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汙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槍一刀，博個封妻廕子，也與祖宗爭口氣。
楊志不肯落草為寇，是不能辱沒楊家將清白姓字。但是，命運卻跟他開了個大玩笑，做了二龍山二當家。從青州上梁山，加盟宋江的隊伍，最終將與一百單八將一道被張叔夜收降，然後投降招安。
如果說《水滸傳》前七十回書有故事藍本，也有宋江梁山起義的歷史記載，施耐庵以此為線索，寫了梁山大聚義的故事。梁山招安之後，也能找到史料依據，說是三十六人去打方臘，然後得以封爵。施耐庵據此，至少可以寫到梁山打方臘的故事。那麼，此後呢？是不是如續書《徵四寇》說的那樣，在打完方臘之後就死傷大半，然後做鳥獸散了呢？絕對不是！
打完方臘之後，然後才是佂遼，這是歷史的順序，《徵四寇》顛倒了。那麼，梁山好漢是不是去佂遼了呢？一定去了。除了綠野老道曾經說過的，李若水在大名府附近的元城縣聽聞了梁山隊伍北上攻打幽州，途徑大名府引來士女圍觀的情況外，梁山參與攻打幽州的事蹟，楊志便是一大線索。所以，梁山故事的大結局，基本上與青面獸楊志有關。
楊志的事蹟見諸《三朝北盟會編》、《梁溪集》（李綱著）等史料，這位在史料中的“招安巨寇”先後在種師道、种師中手下做“選鋒首”，擔任先鋒敢死隊隊長，不僅參加了攻打遼國幽州，而且，參與了抗金。
魯智深原本是老種經略相公帳下的關西五路廉訪使，又是小種經略相公府的提轄，有什麼理由不與楊志一道攻打幽州，抗擊金兵呢？
按照智真長老的預言，魯智深的正果將是“汝等皆不及他”。以四句偈子來理解這句話，結合《大宋宣和遺事》，以及李若水“三十六人同拜爵”的記載來看，魯智深在打完方臘之後，便被“趙員外”封到大相國寺，取代了“好沒分曉”的智清，做了住持方丈。這樣的大照應，才能真正體現施耐庵“佛道合一”的宗教思想，也才能夠應證（印證）真正長老的預言。
演義小說中的預言，其實就是故事的懸念、伏筆，施耐庵不可能無頭無尾的寫書，魯智深的故事必定會有結局。然而，魯智深的結局絕對不是在浙江坐化。坐化成不了正果，只是和尚的一種死法，或者說僧人去世的一種別稱。
《徵四寇》中說，魯智深“聽潮而圓，見信而寂”，這句話本身就文理不通，太過牽強。魯智深聽到了錢塘潮巨大的聲響，說“聽潮”沒錯。“信”指的是什麼呢？應當指的是“消息”，消息是可見的，比如古代狼煙。但是，錢塘潮傳來的消息便是聲音，聲音能見嗎？
“圓寂”是佛教專用名詞，能拆開講嗎？這個詞來自梵語音譯，本譯為“涅槃”，是不能分開解讀的。續書作者不懂佛教，把魯智深的正果寫丟了。
那麼，魯智深不是在錢塘江坐化，“遇江而止”又是指的哪條江呢？
魯智深的結局與宋江一樣，與“二龍相戲”有關
宋江見到了二龍相戲，指的是北宋靖康元年宋徽宗在鎮江復辟，與宋欽宗爭奪帝權這件事。因為“二龍相戲”，其最終結果便是“二龍戲水”坐井觀天。
魯達、魯智深一直與“龍”有關，九紋龍史進引出了魯提轄，二龍山奪了寶珠寺，然後，青州遇宋江，又與“二龍”扯上關聯。因而，魯智深最終的結局，還將與“二龍相戲”、“二龍戲水”有關。
綠野老道曾經解析過《水滸傳》中的江州，指的就是江蘇鎮江，而不是實寫江西九江。也就是說，宋江在攻打幽州後，將與楊志等人分開，隨童貫逃回汴京，然後，參與到童貫、蔡攸、蔡翛（蔡九知府的原型）裹挾宋徽宗南渡，到底鎮江復辟的陰謀中。
這是一段分裂朝廷，在關鍵時刻給予北宋王朝致命一擊的恥辱歷史。宋江“敢笑黃巢不丈夫”，指的不是自己，他達不到這個層次。黃巢謀反是建立了政權做了皇帝的，但這個皇帝歷史並沒有真正認可，這非常符合宋徽宗當時的身份。
宋欽宗獲悉太上皇“幸鎮江”之後，立即進行平息，童貫、蔡攸、蔡翛等人先後被追斬，受牽連者估計不在少數，“血染潯陽江口”一語成讖。
魯智深既然與“二龍”密切相關，應當也將與宋江一道，到了鎮江。宋徽宗復辟被粉碎後，魯智深也就“遇江而止”了。這條江隱含著“江州”之江，當然，也隱含著《水滸傳》“潯陽江”這條虛擬的“江”了。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的結局大抵如此。
通過魯智深的故事，施耐庵表達了自己的宗教思想，《水滸傳》的主題，以及北宋滅亡的多重緣由。其中，從魯智深的故事中，還能品讀到北宋末期的社會狀況，民變四起的深層次原因。
北宋中晚期，很多百姓失去土地，不得不如《水滸傳》五臺山附近的市井那樣，依靠寺院謀求生計。於是，寺院控制的範圍越來越廣，產業越來越強大，教眾也越來越眾多。統治者對此自然感到很恐慌，諸如宋徽宗那樣革佛的詔令便應運出籠了。然而，這樣的宗教政策無法解開這個死循環，抑佛造成的結果，便是依附於寺院的教眾再度失去生計，於是，“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
施耐庵在《水滸傳》中多角度揭示北宋王朝走向滅亡的原因，花和尚魯智深的故事便是其中一條重要的故事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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