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力合作才可能真正做好防控

我在蓋茨基金會工作這些年，一方面，看到世界的信息似乎越來越割裂和區域化。另一方面，傳染病疫情暴發，又如當頭一棒，提醒我們大家都生活在一個高度聯結的世界裡。傳染病是人類共同的敵人，世界通力合作才可能真正做好防控。

作為一個聚焦全球健康和發展、特別是公共衛生領域的組織，蓋茨基金會格外重視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從疫情暴發之初便與中國的相關夥伴取得聯繫、保持密切溝通，並承諾投入最高1億美元贈款，用於加強病例發現、隔離和治療，保護弱勢人群以及加速開發疫苗、藥物和診斷方法，支持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疾病無國界，而且我們無法預測全球性傳染病會在何時到來。在交通高度發達、人員往來密切的今天，全球傳染病的有效控制有賴於全球各方充分溝通、信息分享、決策協同。因此我想借這篇文章，從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暴發開始，回顧近年全球傳染病防控的缺口並分享一些蓋茨基金會在傳染病防控中的思路和做法，同時也呼籲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能更多地參與公共衛生全球治理。

傳染病是對人類最致命的威脅

（圖源：informationisbeautiful.net）

這是一張關於20世紀全球人類死亡的統計圖（複製鏈接看清晰大圖：https://informationisbeautiful.net/visualizations/20th-century-death/）。在20世紀的100年裡，一戰、二戰、冷戰等諸多大規模衝突導致近1.3億人死亡，20世紀也因此被歐美國家稱為“最糟糕的100年（the worst century）”。然而，同樣在此期間，傳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16.8億，是戰爭的近13倍；其中因呼吸性傳染病而死亡的人數為4.85億，接近戰爭死亡人數的4倍，僅一次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就超過4000萬，相當於一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在2015年的TED演講中，比爾·蓋茨先生將傳染病大流行稱為“最危險的全球性災難“。

由於缺乏有效防範措施，全球傳染病大流行危機所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測算，2003年世界經濟因SARS病毒損失400億美元、2009年因H1N1病毒損失500億美元、2014-2015年因埃博拉病毒損失540億美元。這其中，欠發達地區尤其受到影響。2014-2015年的埃博拉疫情讓塞拉利昂的GDP縮水20%，相當於5年的增長。在疫區三國，年人均GDP下降125美元。欠發達國家往往缺乏保持日常健康的潔淨水和衛生服務、缺乏疫情緊張時的疾病篩查工具、缺乏疾病監測工具和人力系統、缺乏可以臨時集結和投放的緊急救援物資和志願者、缺乏專業人士施行隔離和搶救、缺乏總體治理能力、缺乏災後重建的資源。若再加上一些複雜的文化和宗教因素以及長期對醫護體系的不信任，疫情往往在貧窮國家來得更快更猛。

來自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發的啟示

在歐美的新聞、流行文化和紀錄片中，埃博拉病毒並不令人陌生。美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於1994年出版的暢銷書《血疫》（The Hot Zone）就講述了一個埃博拉疫暴發的故事。埃博拉病毒於1976年在蘇丹南部和剛果（金）首次出現，並在此之後的30年裡多次暴發並造成累計上千人死亡。

為了重現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發展，我們粗略地拉了一條時間線：

• 3月，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發。
• 7月，WHO經過與基金會商議決定，將WHO已獲得的基金會贈款中的一部分投入到埃博拉的防控上。
• 8月，WHO和基金會利用當初為脊髓灰質炎搭建的疾病監測網絡，成功在尼日利亞控制住了埃博拉疫情。
• 9月，疫情發展極為迅猛，而大部分疫情暴發地區的衛生基礎設施和疾病防控應急體系都極為薄弱，更加劇了疫情的破壞力，但全球健康領域的各方資金對埃博拉事件卻保持觀望。時任美國疾控中心主任Tom Frieden先生找到基金會全球發展項目總裁Chris Elias先生，提出2500萬美元的緊急援助需求，基金會最終決定捐贈5000萬美元。
• 11月，基金會將贈款總額追加到7500萬美元，並著手支持對抗埃博拉的新藥研發。也就在這時，各國政府資金開始介入，埃博拉疫情的大規模防控工作得以啟動。值得一提的是在埃博拉防控中， 中國的援助及時而高效——我們的衛生健康委和國家疾控中心第一時間派出了隊伍，並在塞拉利昂建成了先進的P3 實驗室， 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 後續，經過多方努力，西非埃博拉疫情在2015年得到控制，並在2016年3月由WHO正式宣佈結束。

從埃博拉疫情暴發到各國政府施行援助這半年時間裡，4000餘人已經死去。世界早就知道埃博拉病毒的存在，可當它再次來襲時，國際社會和當地政府為什麼仍顯得措手不及？

為什麼全球回應會如此緩慢？為什麼全球傳染病防控這麼難？

WHO和聯合國對大流行病準備（pandemic preparedness）的定義是全社會對疫情進行預測、監測、回應並有效從災情中恢復的能力。在抗擊埃博拉病毒的過程中，許多國家在這四方面都存在不足。

首先，疾病預測和監測能力緊密相關。在傳染病流行病學分析中，數據和模型分析是疾病預測的基礎。許多非洲國家由於醫療基礎設施落後、檢測工具缺乏、電子數據系統尚未搭建、民眾對醫療系統缺乏信任，導致疾控系統很難統計早期病例。另一方面，欠發達國家往往缺乏模型分析能力。畢竟哪怕在全球傳染病研究中，數學模型分析仍屬於新興領域。然而，任何應對策略都要建立在對未來的準確預判上。如果缺乏高質量的數據和模型分析能力，管理部門很難及時有效地提出傳染病應對策略。

其次，即使有好的數據預測和監測信息供管理部門參考，疫情國仍可能面臨應對能力上的侷限。一場大規模疫情的控制往往需要數萬、數十萬的緊急救援工作者參與運送物資、建設臨時隔離設施、篩查、看護、治療等等各類工作。如何第一時間召集應急人員？如何組織國內外專家？如何培訓志願者？臨時隔離場地從哪裡來？資金來源是什麼？如何補償臨時工作者？這些都是應急反應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而在埃博拉疫情中，雖然諸如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在援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數千名志願者參與基礎工作，但真正應作為主力的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非洲國家當地政府都顯得準備不足且反應滯後。

面臨緊急的疫情，全社會需要以創新的思路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當新疫情發生時，醫學界往往缺乏快速篩查、治療和預防工具。眾所周知，藥物和疫苗等醫療產品開發週期很長，而疫情暴發又“等不起”，所以如何在緊急情況下準備充足的資金、組織高效的科研團隊、合理簡化審批手續、使用快速研發工具、進行跨國合作研究，都是應對疫情時需要在研發階段就解決的問題。

最後，疫情過後，各地需要恢復生產。貿易、交通、投資、旅遊等等行業都需要重啟，政府需要制定新的發展計劃，一方面提高國內外的信心，另一方面緩解疾病帶來的長期經濟影響。根據聯合國測算，埃博拉疫情後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的經濟恢復計劃共需90億美元投入，對此各方承諾提供46億美元，遠未達到恢復所需。當然，如果疫情可以在暴發早期就得到有效控制，那麼疫後恢復的難度也會大大降低。所以說，應對傳染病危機，重點應在預防和控制，因為恢復成本極高。

蓋茨基金會為遏制傳染病做了什麼？

基金會的工作，簡單說是贈款，依照戰略將資金給到合適的受贈方手中，由他們進行具體工作。在埃博拉病毒疫情結束後，基金會對全球傳染病流行治理進行了許多反思，並制定了戰略，更加系統性地資助建設全球傳染病防控能力。一方面，我們的應急回應部門（Emergency Response Team）會為突發性疾病災害提供緊急的物資、人員、技術和資金支持。從2000年成立到現在的二十年裡，基金會為許多緊急危機提供了第一時間的援助，比如2010年的喀麥隆霍亂疫情、2013年的菲律賓的颱風海燕、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病毒、2019年在喀什米爾和尼泊爾發生的洪水和塌方，等等。這部分工作體量不大，以短期應急為主。而另一方面，蓋茨基金會投入大量資金，通過支持創新工具（包括藥品、診斷和疫苗等等）的研究開發和疾控體系建設，全面提升全球遏制傳染病的應對能力。這樣的資源配置秉承了基金會一貫的資助理念和策略，即支持可持續、催化式項目，做長期佈局以提升全球健康和發展水平。

1. 在疾病預測方面，基金會多年來支持了許多機構進行流行病數學模型分析，為干預手段提供了最基礎的數據和科學依據。例如被忽視的熱帶病數學模型聯盟(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 Modelling Consortium)、艾滋病數學模型聯盟(HIV Modelling Consortium)、瘧疾數學模型聯盟(Malaria Modeling Consortium)、疾病模型中心 (Institute of Disease Modelling)等等。

近年來，全球每年傳染病疫情在200餘次，許多專家認為全球性傳染病大暴發只是時間問題，人類社會對於大規模傳染病暴發準備不足。在這個背景下，2019年10月，我們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和世界經濟論壇合作進行了一次名為“201事件”(Event 201)的全球大流行應對演習，模擬一種基於 SARS和MERS的假想超級肺炎疫情在全球暴發的後果。模擬結果發現，若假想超級肺炎來襲會造成全球約6000萬人死亡。這次演練幫助我們瞭解全球社會在傳染病防控上到底缺乏多少準備、還需哪些改進。在新的疫情暴發時，全球政府、企業和國際組織需要立刻重視傳染病防控，儲備緊急物資，同時也要相互配合、共同增強疾控系統的應對能力。

類似的緊急情況演練在軍事、自然災害和核安全等領域十分常⻅，但在傳染病領域還很新穎。這次演練的本意是給全球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和建議，幫助各國提升傳染病的應對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演習中模擬的疫情發病率和死亡率都不適用於推算當前暴發的冠狀病毒疫情，因為這是一種新型病毒，與MERS和SARS病毒的基因組成和致病機制存在很大不同。

2. 在疾病監測方面，基金會也有許多援助項目，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兒童健康和死亡預防監測網絡 (Child Health and Mortalit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Network, CHAMPS) 。全球每年有500多萬五歲以下兒童死於可避免的原因，而CHAMPS是一個針對兒童死亡高發地區的疾病監測網絡，通過與政府及公共衛生部⻔合作，收集、整理並分析各區域五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為當地的衛生決策提供證據。基金會在2015年投資7500萬美元成立CHAMPS，並在之後四年裡多次追加捐贈，迄今已投入共計2.71億美元，在孟加拉、埃塞俄比亞、肯尼亞、⻢裡、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和南非都設有監測點，並計劃在下一階段再增加兩個國家。

有時，疾病監測網絡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2014年，埃博拉病毒曾一度從⻄非三國傳入尼日利 亞。由於尼日利亞的人口、經濟體量和全球交通往來都超過⻄非三國，一旦埃博拉暴發，後果將非常嚴重。幸運的是，由蓋茨基金會和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國際組織捐贈支持的脊髓灰質炎消除計劃(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GPEI) 在尼日利亞⻓期運行，在當地已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疾病監測體系。所以在2014年7月，當尼日利亞政府接到埃博拉預警時便⻢上聯繫了GPEI並建立了緊急運營中心。GPEI的衛生工作者調轉⻋頭，將過往對抗脊髓灰質炎的經驗用來追蹤埃博拉病人和接觸情況，並彙報數據，讓疫情第一時間得到控制。尼日利亞在10月份宣佈消除埃博拉。

3.在創新工具研發和部署，以及針對貧困國家和地區的衛生系統建設和加強、疫苗免疫覆蓋提升和相關疾病防控能力建設等方面，基金會做了大量投入，以總體提升這些國家和地區長期應對危機的能力。

當傳染病暴發時，一線醫護人員需要快速診斷工具、新藥物和新疫苗。這對研發技術、科研資金和研究協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保證質量的同時還要短期出結果。在這個背景下，基金會資助了全球傳染病防治研究合作組織（The 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paredness, GloPID-R）、國際嚴重急性呼吸系統和新發感染聯盟(Internationa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and Emerging Infection Consortium, ISARIC) 和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

GloPID-R是一個提供國際科研資金的平臺，資助傳染病暴發期間的快速研發，其成員包括英國國際發展署、WHO、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等30個國際研究資助組織，蓋茨基金會也在其中。他們在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2015年巴西的寨卡病毒、2016年安哥拉的黃熱病、2017年馬達加斯加瘟疫的疫情中，都提供了科研經費。

ISARIC是一個國際緊急臨床研究協作平臺。由於傳染病暴發地點、時間和規模很不確定，且主要發生在資源匱乏地區，進行診斷工具、藥物和疫苗的臨床試驗相當困難。這便是ISARIC要解決的問題。ISARIC的成員涵蓋111個國家的55個研究網絡，並參與了MERS、H7N9、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的科研工作。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CEPI(點擊瞭解更多），因為他們最近在為新冠病毒開發疫苗。這個組織於2017年在蓋茨基金會、惠康基金會、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挪威政府等機構的支持下成立，使命是快速開發針對新興傳染病的疫苗，提升貧困人口免疫力。截至目前CEPI已在疫苗研發合作中投入4.56億美元，管線產品包括MERS疫苗5個、拉薩熱疫苗6個、尼帕病毒疫苗4個等。2020年1月，CEPI宣佈資助三項針對中國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發，共1250萬美元，幫助候選疫苗快速進入臨床試驗。CEPI將與Moderna公司、Inovio公司、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和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合作開展這項工作。

CEPI於2017年在達沃斯論壇上成立（圖源：CEPI）

大家都知道，疫苗研發一般耗時很久。麻疹疫苗用了9年，埃博拉疫苗用了16年，腦膜炎疫苗用了41年。而CEPI的疫苗研發目標速度是平均40周：16周發現適合疫苗生產的病毒體並準備臨床試驗，6周從第一針到臨床驗證有效，8周從決定擴大生產到釋放10萬劑疫苗。這次針對新冠病毒的項目便用到了疫苗快速開發技術。由於之前有研發MERS疫苗的經驗，CEPI資助的Moderna公司的mRNA技術、Inovio公司的DNA疫苗技術和昆士蘭大學的病毒蛋白質技術都可能大幅縮短新冠病毒的疫苗開發時間。而NIAID也已準備好臨床試驗網絡，在候選疫苗通過動物實驗並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許可後（一般需要一個月）承接新冠病毒疫苗的一期人體臨床試驗。

另外， 為縮短大流行危機來臨時的審批時間，蓋茨基金會協助建立了世界衛生組織研發藍圖制度。在大流行發生時，該組織專門針對危機提出具體的臨床試驗標準，幫助科研人員和企業在疫情期快速獲得許可。眾所周知，醫藥行業監管嚴格，審批手續往往很繁瑣。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時，基金會資助了一些藥物臨床研究。如果按照常規審批程序，這些藥物的臨床研究和使用將被大大推遲，無法及時回應疫情。所以當時WHO和美國FDA臨時為埃博拉藥物的臨床試驗開綠燈，允許將經過動物實驗並驗證安全有效的候選產品用在病人身上。但即使有WHO和FDA的臨時綠燈，仍有些本可以緩解病毒的藥物和疫苗，比如VSV-EBOV疫苗，由於無法快速通過審批，最終在疫情高峰過後才進入西非三國。

除了上述應對措施之外，傳染病的有效防控有賴於對新工具開發、疫苗免疫覆蓋和疾控體系建設的長期不懈的投入。蓋茨基金會資助的帕斯適宜衛生科技組織（PATH）、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和全球基金（Global Fund）就是以此為出發點而成立的全球組織。

PATH成立於1977年，是一個國際非營利組織，在疫苗、藥物、診斷試劑、醫療器械、公共衛生系統和服務這五個平臺推動衛生創新。PATH總部設在西雅圖，在全球有1600多名員工，在20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其中11個辦事處位於非洲，並在全球70個國家開展項目。蓋茨基金會一直是PATH的合作方和主要資助方。PATH與中國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和社會團體有著緊密合作。2013年，在帕斯的全程技術支持下，中國中生集團開發的乙腦疫苗成功獲得WHO預認證，成為首支通過WHO預認證的中國疫苗。蓋茨基金會一直是PATH的合作方和主要資助方。

2015年，中國研發並生產的乙腦疫苗首次通過Gavi的採購被用於支持老撾的全國疫苗免疫計劃。

與基金會相似，PATH從2014年埃博拉疫情之後開始加大對全球傳染病防控的投入，並與U.S. CDC合作，在全球健康安全日程（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框架下，幫助非洲國家建立公共衛生全套應急機制。2016年，PATH和U.S.CDC與剛果民主共和國（DRC）衛生部合作，支持強化了DRC的疾病監測、實驗室和衛生信息系統，並在2017年設立緊急指揮中心，用於疫情暴發期間的全國協調和數據呈現。當2018年新埃博拉疫情來襲時，新建的數據採集和可視化系統很快派上用場，為聯合國的數學模型團隊和其他夥伴提供了流行病學分析依據。近期，PATH參與了DRC疫情回應系統的評估工作，並幫政府起草了國家健康安全行動計劃。

Gavi（ ）是2000年蓋茨基金會剛成立的時候就通過捐款７億5千萬美金，與WHO、UNICEF和世界銀行共同成立的新型國際組織, 目標是為讓更多貧困國家的兒童獲得疫苗免疫覆蓋。這些年Gavi的工作讓7.6億兒童接種了疫苗，避免了1300萬兒童的死亡。它也成功地將更多的疫苗和物資，以更低廉的價格引入市場。舉個例子，一劑可以預防五種致命感染的五聯疫苗過去的價格是 3.65 美元，現在不到一美元。2014年，Gavi為埃博拉疫情承諾提供3億美元採購款，這為藥企繼續研發埃博拉疫苗提供了動力。去年9月，Gavi表示將採購50萬支埃博拉疫苗用於物資儲備，為未來埃博拉疫情再次發生做準備。針對傳染病疫情暴發，Gavi援助國家可免費獲得緊急庫存疫苗並申請防疫費用資助。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近幾年也成為了Gavi的供貨方。剛才提到的中生集團研發生產的乙腦疫苗也獲得了Gavi集中採購的“通行證”，現在這支疫苗在海外的出貨量已經超過4億支。

全球基金的模式類似Gavi，是蓋茨基金會參與資助成立的另一個國際多邊合作組織，旨在應對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這三大“貧困人群殺手”。自從2002年成立起，全球基金已投資超過40億美元，覆蓋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艾滋病上，全球基金的市場塑造戰略大大節省了抗逆轉錄病毒藥物（ARV）的費用。在結核病上，全球基金是中低收入國家結核病耐藥性應對行動的最大外部資金來源。在瘧疾上，全球基金與合作伙伴不斷改進預防和治療工具，如研發瘧疾疫苗和新型蚊帳等。基金會已累計為全球基金捐款22.4億美元，並準備在2020-2022年追加7.6億美元。

最後一個值得提及的機構是全球準備性監測板（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 GPMB）。這裡的“準備性”就是世界應對大流行危機的準備性。GPMB由世界銀行和WHO在2018年聯合成立，目的是每年評估全球是否有能力應對一次新的傳染病大流行危機，並提出相應政策建議。基金會長期為GPMB提供支持，我們的全球發展部門主席Chris Elias是GPMB成員。這是全球傳染病領域自2014年埃博拉危機以來的又一次新嘗試。他們的第一次年報去年剛剛出版，很值得一看，瞭解如今全球傳染病防控的能力與空缺。

為什麼蓋茨基金會做這些事情？

上面提到的很多工作，都非常具有開創性，通常都沒有先例可循，因此需要承擔很大風險。那為什麼是蓋茨基金會來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不是政府呢？政府的錢來自納稅人授權，這決定了他們雖資金量很大，但風險承受能力低。一旦幾億美元在試驗項目上打水漂，很難向納稅人交代。而蓋茨基金會所做的嘗試往往風險很高且投入較大。類似於Gavi和全球基金的嘗試，哪怕是比爾·蓋茨先生本人最初也非常不確定是否能成功。Gavi創立了全球疫苗採購機制，內在邏輯是通過將資源匱乏國家一個個相對小規模的疫苗市場整合成一個大買家，增強買方的購買力和議價能力，從而在和疫苗廠商談判時可以壓低價格並作為長期買家為廠商提供疫苗研發和生產的動力。但是，這種模式之前並未被驗證可行。一次性拿出數億美元去做嘗試，要擔很高的風險，政府很難去嘗試。

為什麼不是企業呢？因為給欠發達國家提供這些服務的國際組織，是沒有利潤可圖的。但做這些組織的供應商還是可以有一定的利潤。Gavi採購時在低價的基礎上會保障供應商獲得一定的利潤。然而，組建Gavi本身並不賺錢，這是給別人做嫁衣的工作。全球基金也是類似的道理。既然不賺錢，企業自然沒有動力去做這件事。

那蓋茨基金會為什麼要投入大筆資金進行嘗試呢？因為我們願意為了超高的社會回報而投入資源進行從0到1的試驗。既然研究表明，價值1美元的疫苗投入將產生近54美元的社會效益，是已知的最有效的發展援助手段之一，那Gavi就值得嘗試，因為成功後的社會回報極高。同樣，在傳染病防控上，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中暴露出來的全球應急能力中的種種弱點讓我們意識到，若想讓每個人都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就必須參與到全球傳染病應對系統的搭建工作中。如果疾控體系不完善，無法及時控制疫情，未來還將會有大量的資源花在災後重建上，為長期缺乏預案買單。據世界銀行測算，一次嚴重的全球性流感危機將造成近3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若傳染病致死率和傳播性強到一定程度，發展為人類的生存危機，那麼我們甚至都不會有重建家園的機會。傳染病防控所帶來的超高社會回報讓我們願意投入資源，支持全球提升應對能力。

全球健康工作需要多方參與才能見成效

任何傳染病防控工作都始於完善的基礎衛生設施來保障國民基本健康和免疫力。然而，各國之間對於基礎衛生設施投入差距懸殊。據統計，2012年美國人均醫療支出為8895美元，而同年幾內亞人均醫療支出為32美元、利比里亞66美元、塞拉利昂96美元。如果醫療系統之間差距百倍，那麼當傳染病來襲時，各國的防控水平也會有天壤之別。過去人們覺得其他國家的醫療系統落後，那是別人的問題。可在交通和貿易高度發達的今天，世界任何角落發生傳染病疫情，都可能很快傳入中國、美國、英國等等這些國際往來密切的地方。實際上，在傳染病領域，“別人的問題”就是自己的問題。國際社會尤其應當重視欠發達地區的衛生問題。

提升欠發達國家衛生水平的工作，不可能由基金會一家完成。在全球健康領域，投入總是比需要的小。諸多新型全球健康組織（如Gavi、全球基金、GPEI、CEPI等等）、各國的疾病監測網絡、各種數學分析網絡都無法依靠任何單一組織的倡導和資助而存活。公共部門、企業和社會組織都需要參與到新型全球健康治理的工作中，支持全球優質的公共衛生創新項目。

良好的衛生系統很重要，但它無法完全避免傳染病暴發。所以，各國仍需要完善的傳染病應對系統。比爾·蓋茨先生在他的TED演講中提到，目前全球每年仍需在傳染病防控方面投入10億美元。或許這看起來很多，但做個比較，美國軍方2015年的預算是5600億美元，每年在全球各地進行演習，各部門協同作戰，有完備的緊急指揮、物資、運輸、通訊等一套系統，並長期開發新工具，做好軍事準備。

傳染病防控也需要一整套全球系統。無論疫情在世界的哪個角落發生，這套全球系統需要在第一時間通過完善的基礎醫療設施得到疾病監測和預警；第一時間讓研究部門獲得病毒樣本並開始分析；有穩定的互聯網、透明可靠的數據及模型分析為應急決策提供依據；有大量訓練有素的應急人員迅速集結；有志願者接受培訓並抵達疫區；交通暢通快捷；緊急物資儲備充足（例如快速篩查工具、藥品、疫苗、帳篷、食物、保暖設施等等）；有運輸物流能力；如需研發產品，資金、人員、技術可迅速到位，並有監管綠燈開路；各國政府充分溝通、密切配合。在平日裡，這套系統需要定期進行演習，在電腦上、現實中模擬不同傳染病情景下的全球反應並找出漏洞，並及時制定和實施改進方案。任何環節的缺漏都可能造成疫情後續極大的人員和經濟損失。

最後附一張全球傳染病圖，裡面記錄了一些來了又走、走了又來的傳染病。面對複雜的傳染病疫情，全球傳染病防控工作的成敗將取決於最弱一環。這是G7國家承諾支持76個國家建設傳染病防控能力的原因之一。然而，這些承諾到目前為止缺乏長期跟蹤和落實。新冠肺炎疫情或許會對全球衛生部門產生警示，督促他們重視傳染病防控的長期工作。所有國家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傳染病防控系統。當本次疫情結束時，全球需要新的典範，帶領各國全面升級傳染病防控能力，為未來死亡率更高、傳染率更強的潛在傳染病危機做好準備。

*感謝蓋茨基金會北京辦公室何流先生對本文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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