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世祖忽必烈是少數民族中第一位統一中國的皇帝 。他之所以能奪取帝位、 統一中國, 與他的政策轉變關係極大。他放棄掠奪、 屠殺政策，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改變我國“重農抑商” 的古老傳統 , 努力發展商業、 交通 , 並鼓勵開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改變遊牧民族的“萬世國俗”, 堅決實行符合封建經濟發展的 “漢法” , 採用了中原王朝封建的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 順應了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從而為他事業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
他的重用漢人，利用儒士治國的政策，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忽必烈潛邸時期，任用漢人儒士治理漢地，並取得良好效果；2，建立元朝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時期，聽取漢人儒士的建議，銳意改革，採用“漢法”，最終打敗阿里不哥；3，滅南宋時期，在軍事上採用漢人儒士的謀略，在政治上積極任用儒士從政，對元朝的穩定，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忽必烈實施的漢化政策、用人政策一直是蒙元史研究的熱點之一。如著名學者蕭啟慶在《忽必烈‘潛邸舊侶’考》中考證：
忽必烈潛邸幕府形成的原因和經過，以及幕府的淵源和派別，追尋忽必烈揚棄蒙古傳統而創建元朝的來龍去脈，認為“潛邸舊侶”對忽必烈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元朝採用漢地法的導演。
著名學者陳得芝在《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中論述：
由南宋滅亡到世祖末年，南人儒士的思想和政治態度的轉變，認為世祖時期尊儒和優待士人政策是促使儒士認同元朝的重要原因。
臺灣學者王明蓀在《元代的士人與政治》中論述：
忽必烈模式和用人取材，分析忽必烈任用漢人，並受到漢人言論的影響，改變蒙古舊俗，採用中原王朝的治國方略。
本文從以上論著中的忽必烈任用漢人儒士的政策，從潛邸時期，與阿里不哥征戰時期，滅南宋統一中國時期，分析忽必烈任用漢人儒士，改變蒙古人的萬世國俗，採用中原王朝的治國方略，看看忽必烈是怎麼讓一個相對落後的馬背上的民族演變成一個封建王朝的。
一，忽必烈潛邸時期
蒙哥即位後，讓忽必烈去治理漢地。漢地以農耕為主，與蒙的遊牧不同，因此忽必烈採取以漢人治漢地，任用漢人儒士，效仿唐太宗任賢用士：
“帝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聞唐文皇為秦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 [元]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
唐太宗是古代賢明君主的代表，忽必烈在潛邸時期即仰慕並效仿唐太宗，表明忽必烈較早就對中原歷史文化熟知，既而對漢人君主和漢人王朝的統治方式有了初步瞭解。
漢人儒士以豐富的治理經驗使邢州、陝西等地的生產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邢州地區因戰爭的影響，人口銳減，生產遭到破壞：
“受封之初，民萬餘戶，今日減月削，才五百七十戶耳。”[ 明] 宋濂《元史》
忽必烈命張耕為安撫使，劉肅為商榷使，他們採用休養生息，減輕賦稅的政策，使邢州大為改觀。陝西屢遭兵禍，八州十三縣戶不滿萬，忽必烈命楊惟中、高挺治之，他們整頓吏治，獎勵農桑，減輕賦稅，初見成效，廉希憲繼任後，進一步發展農業，興辦教育，抑制高利貸剝削，陝西也大為改觀。其中忽必烈任用的張耕、劉肅、楊惟中、高挺等人都是漢族儒士。廉希憲雖不是漢族人，但也受到了中原文明的深刻影響。這些人對邢州、陝西的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見忽必烈在潛邸時期就十分注重對漢人儒士的任用。姚樞對忽必烈積極啟用漢人儒士的政策做出了積極評價：
“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汙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字求母。” [元 ] 姚樞《牧庵集》卷15 ．
任用漢人儒士治理漢地，可以說是用漢法治漢地，既減少了漢地人民對少數民族征服者的排斥感，又能利用漢人儒士對漢地的熟識，民情的瞭解，使漢地的治理速見成效，同時也使漢人儒士對忽必烈代表的蒙古統治集團增強了信任感，對蒙古人人主中原，建立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忽必烈稱帝建立元朝時期
1258年，蒙哥汗、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臺分三路進攻南宋。農曆七月蒙哥汗親自率軍進攻四川，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區。1259年初，在合州(今重慶合川)釣魚城下進攻受阻，數月不能攻克，蒙哥汗於九月病逝於合州釣魚山。蒙哥汗留下三個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於1256年成為波斯汗後遠離蒙古，放棄了繼承汗位，因此汗位之爭就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間的權力鬥爭。1260年到1264年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在陝西、四川、燕京等地激戰。忽必烈任命總帥汪良臣、宣撫使廉希憲等人率軍，最終擊潰阿里不哥，奪得汗位。
在此次汗位爭奪中，忽必烈積極任用漢人儒士，採用“漢法”銳意革新。儒士許衡向忽必烈建議，
“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為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帝嘉納之。” 明.宋濂《元史》
忽必烈即位之初，聽取許衡、劉秉忠等人的建議，積極任用儒士，銳意革新，實行“漢法”，恢復生產，為戰爭提供充足的物質供給，與阿里不哥為代表的蒙古勳貴相抗衡，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勝利後忽必烈放棄掠奪 、屠殺政策 , 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他設立了十路宣撫司, 並命令各路宣撫司挑選通曉農事的人當勸農官。第二年又以姚樞為大司農 , 並在各路設立了勸農司, 從中央派出八名熱心農業的官員為八路勸農使, 由他們分頭去考察各地的農業生產情況 。接著又發佈了官吏升降的條例, 明確規定 “戶口增” 、 “田野闢” 是考察地方官吏的主要標準 。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元朝出現了 3 本有名的農書 , 即 《農桑輯要》 《農書》 和 《農桑衣食撮要》 。《農桑輯要》 是由元朝司農司組織農業專家集體編寫的 , 它是繼北魏賈思勰 《齊民要術》 之後 , 又一部比較全面介紹我國北方農業技術的農書 。
忽必烈對阿里不哥征戰的勝利，使其認識到中原文明的先進性，所以他採納了劉秉忠、 許衡等人的建議 , 逐步實行了 “漢法” , 沿襲了宋的舊制, 但同時也對蒙古 “舊俗” 進行改造 , 保存了蒙古原有的某些制度 。 忽必烈根據漢族的古文獻 《易經》 , 改國號為 “大元” , 進一步表明他所統治的國家 , 已經不再是蒙古一個民族的國家 , 而是中華民族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了 。
在建元表歲 、 建立國號的同時 , 忽必烈又採納劉秉忠等人的建議, 開始了遷都。他既不以窩闊臺建造的和林作為自己的首都 , 也不以自己的根據地開平當作元朝的都城,而是適應統治地區南移的特點 , 將金朝的中都改名為大都, 於 1274 年正月元旦, 正式遷都於大都 (今北京市)。
它表明, 多民族的國家必須有一個新的政治中心, 統治中原不能定都於朔漠。因為隨著統治對象的改變, 統治方法、政策制度也必須改變 。如果蒙古人還居住在朔漠 , 就用不著實行什麼漢法 ;但既然已統治中原 , 除實行漢法以外沒有別的出路 。因此忽必烈便開始了規模更為宏大的政策和更為具體的積極任用漢人儒士的措施。在其即位之初，正值與阿里不哥征戰之時，他下詔說：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年於此矣……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逐臻，而飢渴所當先務。”
明.宋濂《元史》
可見，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認識到成吉思汗、窩闊臺、貴由、蒙哥四位蒙古大汗統治時期的缺陷，因此提出變革的思想。詔書裡的“祖述變通”即是實行漢法，採用中原王朝的治國方略，起用以漢人儒士為代表的精英團體。許衡在《事務五事》中向忽必烈建議：
“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 明.宋濂《元史》
許衡作為理學宗師，身先仕元併力勸忽必烈“行漢法”在儒士中均具有導向作用，這種華夷觀念的提出順應了當時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消除了漢人儒士仕元的思想障礙。忽必烈採納了許衡的建議，採取了以下措施：
1，立翰林國史院，修撰遼、金史。右丞相史天澤監修罔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探訪遺事。立翰林國史院修撰遼、金史即表明忽必烈對中原歷史的重視，同時也是繼承中原王朝的統治方式，標明元朝的正統地位。至元四年敕上都重建孔子廟。孔子廟的修復即是對中原文化的認可，也起到了拉攏漢人儒士的作用；
2，下令詔軍中儒士聽贖為民。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這種任用漢人儒士的政策，是戰爭時期的非常之舉，雖不具有制度性，但正是這種臨時性的措施使忽必烈認識到漢人儒士的關鍵性作用；
3，建立行省等行政機構。
“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沛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 明.宋濂《元史》
在朝廷草創之初，正綱紀，任賢能，無疑是當務之急，這為元初的穩定以及與阿里不哥之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可以說漢人儒士豐富的治國經驗對爭奪汗位的勝利和元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滅南宋統一中國時期
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蒙古族內部的爭鬥結束，忽必烈恢復了征討南宋的計劃，於1276年征服南宋，1279年統一中國。在征服南宋、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忽必烈仍然採取了積極任用漢人儒士的政策，這一政策也加速了伐宋戰爭的勝利和中國的統一。
忽必烈在伐宋之戰中多采用了漢人謀士的戰略戰策，例如劉整、董文炳等人的策略。董文炳作為漢人，對南宋的作戰方略比較熟知，又對漢地的地理、人文非常瞭解，因此他提出的作戰方略，忽必烈欣然採用。同時忽必烈聽取張文謙和劉秉忠的建議：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世同仁，不可嗜殺。” 明.宋濂《元史》
改變蒙古人嗜殺、屠城的惡習，對最終打敗南宋，統一全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忽必烈採用漢將史權策 “蒙軍攻佔襄陽渡過長江，宋即滅亡，” 的建議，於1268年命劉整協同阿術進攻襄陽，宋將呂文德病逝，1273年樊城失陷，宋將呂文煥降元，至此歷時五年的襄樊保衛戰結束。攻佔襄樊的勝利為元軍渡江，滅南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隨後元軍大舉攻宋，於1276年進入臨安，南宋滅亡。1279年元軍最終統一全國，成為歷史的必然。在此次伐宋之戰中，漢族士人、將領不僅在軍事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並對江南地區的治理提出了遠見卓識的建議。
南宋滅亡後，元朝對南人儒士採取了優待政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儒戶定籍和差役優免問題上，即經濟上的優待，忽必烈曾在至元十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九年等，屢次下詔搜尋儒士，並減免徭役；其次是任用漢人儒士從政，並且遣使在全國範圍內招漢人儒士，於是大儒竇默、劉秉忠、元好問等人，，被分配到中央和各個地方。
而且很多以讀書為業的普通儒士被任命為學官，學官群體的形成促進了以書院為代表的學校教育的發展。使儒士的任用不再是偶然的行為，而是成為一種制度規範下來，這對當時科舉制的推行起到了積極作用。忽必烈以劉秉忠參領中書省事務：
“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 明.宋濂《元史》
以王鶚“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廉希憲為中書省平章政事，這些均對元朝政治的穩定、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振舉綱維，綜劾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 明.宋濂《元史》
明人葉子奇對忽必烈建立元朝，統一中國，積極任文史論苑用漢人儒士給予了正面的評價。世祖時期輕刑薄賦、天下治平的盛況，歸功於忽必烈傾心聽取漢族儒士的諫言。
四、總結
蒙古人作為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形成胡漢混合的二元體制，在先前的歷史中不乏先例，如遼、金。面對文明先進、人數眾多的漢人，面對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差異與衝突、蒙古統治集團與漢人士大夫為代表的精英集團的摩擦，成為元朝的開創者忽必烈思考的必然問題。同時漢人儒士面對政治環境的轉變和文化的雙重危機，並不是手足無措，相反他們有充足的歷史經驗，應對元朝的統治政策，那就是無論王朝如何更替，中國的文化脈絡不能中斷。中原文明在蒙元時代雖經歷空前嚴峻的考驗，卻能浴火重生，而且並未偏離原有的發展主線。”儒家思想可以超越族群，可以調節民族關係、變通政權，在元朝政策上到處都有漢人的影響。在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和感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強大的生命力。
閱讀更多 我們都在路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