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中，决定了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和相互猜忌，君王和臣子的相互角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君王若以诈术和暴力治臣，臣子便以暴力篡弑，或以韬光养晦之计求自保。
在刘邦建立西汉后，朝野都笼罩在刘氏抑制功臣的恐怖当中，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谋臣张良，却凭着自己的智慧，功成身退，幸免于难，而他和君王刘邦之间的角力，也值得再三细品，关注反思。
位于长城以内的“农耕”文化是统一逻辑下的统治基础，但是君王是人不是神，精力有限，只能雇佣大量的官吏代理施政。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所述：
明主治吏不治民。
便揭露出君主治理的一大特色。君主大量的精力主要花在和臣子周旋中，其间，便隐藏着封建智君臣文化的许多秘密，并催生出一个接一个波诡云谲的故事。
君臣之礼
先说历代主仆本质的君臣关系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君王政体中，从根本上决定了君臣关系的主仆性质，在显现方面：只有两种略带差距的制度设计。
一种乃是在儒家思想倡导下的限民主式君主集权。
意思浅显易懂，就是承认君主的绝对主宰地位。从《论语·季氏》中看，维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集权原则，要求臣子对君王尽忠“勿欺之，而犯之”。或者“君命召，不俟驾行”。可见在整个以《论语》为儒家倡导记录中，都是主张君主集权下的君臣有限民主。
另一种是法家主张的君主绝对集权的君臣主仆关系。
法家推崇的一些列制度，是为了迎合君主无限集权的欲求，特此强调君臣之间上下、尊卑、主仆的关系定位。正如法家申不害在《群书治要·大体篇》中明示的：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事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由于君主高度集权有本能的排他性，专制倾向，因而儒家的温和设计始终未成为主流，但也没有成为绝响，而是一直骨血未断。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形式上的差异表明君臣关系，其本质还是没有发生转变：君为主，臣为仆。历代聪明谋士最需要明白的道理，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也同样是这个。一旦试图以平等姿态，甚至妄想越过君权，离洗白就不远了。
张良的聪明，就在于他把这个道理刻在了心中。
从刘邦与君臣博弈局面中看张良智慧
我们从《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均可看到史家对于刘邦的评价（注意这史家就是刘家后代掌控天下时期的记录，不敢轻易亵渎祖宗）：“慢而侮人”、“素慢无礼”、“轻士善骂”，并无道德可言。但是他却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可以掩盖其真心，达到礼贤下士的姿态，并能“与天下共利”，舍得与人分利。
借着与人同利的理由，调动名将，谋臣积极性，为他鞍前马后，同创天下。正如吴思先生所言：
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
所以对于士人，臣子而言，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只要能够赢得主人的认可和信任，就心甘情愿为他卖命。萧何如此，韩信如此，张良更是如此。
但是刘邦对各类人才的态度，毕竟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衡量标准，一旦时过境迁，外敌覆灭，必然会把矛头对准内部，哪些臣子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
我们注意到刘邦在想要废除太子这一事上，张良的策略如何。此时吕后知道唯有张良可撼动刘邦的决定，于是求良劝谏，张良回复她：
“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
——《史记·留侯世家》
可见张良深知环境变化对于君臣关系的影响，可惜其他人不太明白这个道理。
直到后来，刘邦以陈平计“械系信”，信曰：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死到临头才明白“天下已定，刘邦翻脸不认人”的道理，而张良，早都明白了。
诚然，连刘邦自己也承认：“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并称其为“人杰”，但自从韩信要求立齐“假王”开始，就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也正是刘邦这句“用并不如韩信”，才有了韩信“勇略震主”的嫌疑，
较之韩信，萧何张良的处境虽为好一些，但也不是高枕无忧，如萧何和刘邦的角力，往往通过“贪腐自黑”手段，把一些小把柄落入刘邦手中，以求自保。萧何这些举措，无不在暗示于刘邦，自己只是臣子：爱财，不求权，更于江山绝缘。
细说张良之智慧
张良作为“为韩报仇”的韩国世代贵族后裔，在反秦一事上，和项羽、刘邦等反秦有共通的利益。但确如苏轼所属：
圮下老人之考验张良，乃是惜其“出荆轲聂政之计”，折其“少年刚锐之器”，以“使之忍小忍而就大谋”。
——《素书》
而他选择长期跟随刘邦，则是印证那句“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使然。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
——《史记·留侯世家》
这就有趣极了，他读黄石公所授的《太公兵法》，不就是为了当“帝王师”嘛。所谓音实难知，知实难求。而刘邦，简直就是他的“知音”，这也是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
智慧一：
同样在刘邦麾下，张良和萧何、韩信等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他既“未尝特将”，也不介入具体是事物，而只是“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用他的话说，这叫“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虽然当初曾“聚百余人，从汉王，但后面绝对不带兵”，在此基础上，毫无组织根基而言。
如果在汉建立前，他还有项伯这样的好友，到了建国后，他就彻底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就舌头一张，为刘邦出谋划策。
前者没有手握重兵重权嫌疑，后者也无结党营私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又能为帝王出谋，刘邦信任他，也是他后来“身名俱全”的原因。
智慧二：
”即便如此，张良也并未放松警惕，他深知刘邦这人疑心大过天，稍有不慎，就惹祸上身。至于天下既定，论功行赏时，在萧何的封赏问题上已闹过一次纠纷，终由刘邦维护而定“萧何第一”。但是后来萧何遇到多次麻烦，都跟“萧何第一”有关。
此时的张良，能够站多远就站多远。
刘邦说他虽无军功可言，但有运筹帷幄之功劳，令其“自择齐三万户”。张良立即表态“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刘邦才封张良为留侯。不管他内心作何感想，此举起码有一石二鸟的功效：避免了军功臣的妒忌，同时打消了刘邦的顾虑。
智慧三：
史料均称张良体弱多病，以致在入关后“闭门不出岁余”，以后，他又多次称病。《史记·留侯世家》说他“状貌如妇人好女”，实乃文弱书生一枚。但是他又能够把握好这个度，并非多病孱弱到不能临朝视事的地步，避免君王怀疑。
韩信一介武夫，不懂以“谢病”逃避风险，而张良简直运用得炉火纯青。
纵观历代君臣之间的角力，加上某些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才促使张良未出现“敌国破，谋臣亡”的覆辙。其间，确实表现出对王权的洞察和智慧。
张良智慧运用，正如《孙子兵法》那句：知己知彼，以柔克刚；即便换个脾性的刘邦，他应当也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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