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古代人類文明的三個基本類型：農耕文明、海洋文明、遊牧文明，此三者中，農耕文明的歷史如一年四季輪替往復而週期性興衰，大國如此，小國也如此；亞洲如此，歐洲也如此；中國如此，世界亦復如此。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寒來暑往，休耕輪作，有豐收有歉收，有得有失，失之桑榆，得之東隅；得也過，失也過，得過且過，且過且珍惜，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學界關於“中國歷史週期律”的爭論也有周期性規律，每當有了朝代中興的跡象，“歷史週期律”的憂思、半憂思或微憂思往往甚囂塵上，彷彿誠心不讓人好過，專門給人拖後腿下絆子，真要到朝代垮臺的時候，這些人便自動消失得無影無蹤。總之無論朝代中興還是朝代垮臺，也無論這些人在哪裡，他們的廢話都是正確的，“正確的廢話”是這些人的吃飯把式和看家本領。這種農耕文明特有的關於“歷史週期律”的週期性爭論就像一群人吃飽了沒事幹，糾結於吃飯應該七分飽還是八分飽的偽話題討論，常識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衡量在農耕文明的表現之一便是諸如此類一整套“正確的廢話”。
小車不倒只管推，管它週期不周期，又如感冒發燒是人體的自我排毒，或如江河有枯水期和漲水期的峰值。惟其如此，湯湯五千年中華文明方能如滔滔江水奔騰不息綿延不絕，亦可得見唯物辯證法的偉大魅力之來去處。馬克思年輕時說過：歷史常有驚人相似的一幕。其實相似又如何，相反又如何，相正又如何，曲折也罷，光明也罷，漫長也罷，生活仍將繼續，生命仍將延存，而人類文明仍將在各種宏大敘事和各種雞毛蒜皮中躑躅前行。
由盛轉衰，盛極而衰，由衰落而復興，每一次的衰落和復興，都伴隨著一次螺旋式的進步飛躍，這是華夏文明的一大特色，借用一個通俗的詞兒就是“皮實”。許是造物的偏愛抑或祖先的庇佑，華夏文明就像一個多病多災的孩子，從茹毛飲血的遠古走來，在災難中成長，在災難中發育，在災難中掙扎前行，直到長成今天的參天大樹；縱然經歷幾次毀滅性的亡國滅種劫難，仍以自身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力留存下先進人類的一支煌煌血脈，並將引領其他人類分支走向無向深遠的科技未來。
值此華夏文明偉大復興的歷史契機，回過頭去審視、刷新乃至矯正那些蓋棺論定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鏡鑑，對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對於批判地繼承、學習和吸收其他一切現當代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正本清源、激濁揚清、創新發展、全面振興並進一步“走出去”，對於塑造陽光的、健康的、積極向上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對於人際間、族際間、國際間、區際間的互利互惠與合作共贏，凡此種種，皆不無裨益。
比干故里河南淇縣摘星臺公園有一座石碑，銘刻著殷商“六七賢君”的簡略事蹟。近六百年的殷商王朝曾在這六七位賢君的主政下，在危難之際掀起幾次大的中興浪潮。這“六七賢君”是指六七位賢明君王：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其中有父死子繼的，也有兄終弟及的；在十七世、三十一王的殷商帝王總譜裡，他們都是個性迥異的開拓者、改革者、先行者，雖然不曾獲得過這樣那樣的史家褒獎，但是民間卻給予了他們口口相傳的至高榮譽。
多難興邦，華夏文明每一次的興衰更替，無不伴隨著社稷崩析、人間離苦，但每一次都在向死而生的危機中向前邁進一大步或一小步，就像通常說一個皮實的人有九條命一樣，“九龍真命”大抵就是這個意思。這種天地、祖先和生死歸於一體的信仰或集體潛意識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精神基因，後世西方的所謂“復活”情結和佛教的“往生”或“轉世投胎”與之遙相呼應，亦步亦趨，融合成為中國人獨一無二的倫理觀。
孔子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官方意識形態以前，中國人骨子裡的正統信仰是“敬天地，遠鬼神”，擺在第一位的是天地，第二位的是祖先，第三位的是明君或聖賢、聖君，第四位的是清官或好官，鬼神崇拜即使偶爾妖嬈於一時一地，但是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那些牛鬼蛇神妖魔邪怪不過時作為天地、祖先、明君、清官的對立面出現的，不代表民眾信仰的主流。而所謂封建，原初的意思僅僅是“封邦建國”，與後世附加的種種封閉保守愚昧僵化等等道德評判毫無干係。
幾千年來，中國人的信仰本質上是一種樸素的無限接近真理的生活信仰而非宗教信仰，而天地崇拜及其祖先崇拜，正是中國人在無形無影的天地、祖先、生死和攪擾人生的鬼神之間一個現實而明智的選擇。曾有一種言論說中國人沒有信仰，這既是將“信仰”與“宗教信仰”混為一談，也是對中國歷史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傲慢無知與偏見。正是這種夾雜著各種功利目的的傲慢無知與偏見將一代又一代生來傾向於無神論信仰和世俗生活信仰的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帶進了宗教迷信和鬼神崇拜的深淵。
拘泥於信史的學者們常把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歸到秦國的商鞅變法，這是受制於考古發掘和文獻史籍的短淺之見。從商湯革命或“湯武革命”以暴力方式改變“君權神授”的傳統觀念開始，中國曆朝歷代都不乏基於現實考量的變法者、改良者、改革者，只不過大小規模和激烈程度不同而已。求新求變乃是人之常情，不管是自覺的還是被動的、激進的還是溫和的、經久的還是短暫的，變革從來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新常態，便縱有後世儒家的兩千多年絞殺和阻撓也未掐滅這原本勢可燎原的星星之火。
有商一朝，中國的歷代君王無不受困於瀰漫於廟堂和江湖的鬼神迷信及其旁門左道歪門邪道，也就是君權和神權的博弈，借用當代政治學術語來說就是“政教合一”和“政教分離”的鬥爭。為人君者，身處巔峰，高屋建瓴，見微知著，高處不勝寒之際，自然比常人乃至左膀右臂肱骨大臣們站得高看得遠，更能感同身受變革的勢在必行。一朝君主一朝臣，沒有變革圖強的君主，就沒有上行下效的臣子；祖宗之法不足法，慎終追遠、祖先崇拜更多意味著拾遺補缺，揚長避短，跟抱殘守缺、故步自封也毫無干係。
在政治與社會變革的願景上，殷商的“六七賢君”同氣相求，一以貫之，都在不同的時空試圖進行同樣的努力。他們自上而下發起的改革有成功，有失敗，也有半途而廢，這些改革無不對後世的君主們產生了潛移默化、居安思危的警示作用。
春江水暖鴨先知，居上位者往往對那些潛在的社會政治危機感受至為迫切，如同人的大腦和神經對身體疾患的本能反應，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革的直接推動者，而每一次失敗的改革通常也會帶來如影隨形的、自下而上的暴動、起義或革命。“不改革，即革命”算是“歷史週期律”的另一種詮釋。
在殷商“六七賢君”裡，最有個性的是正好處在殷商王朝當中間的盤庚。為了改革的效益最大化，他不管不顧地把首都整體搬家了，而不是像先公先王們那樣滿足於敲敲打打修修補補。
以“盤庚遷殷”為標誌的改革是一場連鍋端式的改革，連國號都改了，從此商朝人也自稱殷朝人。一個國家，兩個名稱，這在整個中國歷史是罕見的。盤庚大帝藉此實打實地順便把殷商的疆土向外拓展了，影響力遠播今蒙古、庫頁島和西域以西，四夷鹹服，德化威服，真正實現了“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客觀地說，盤庚一朝，中華民族國家的雛形才算奠定了紮實的根基，經周秦兩漢的夯實，才有了所謂“大唐盛世”及其後的大一統帝國。
有了盤庚先王打下的家底兒，後來的武丁大帝也就有了閃轉騰挪的戰略空間，“武丁盛世”出現了，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三位一體，殷商的疆域達到了歷史上的頂峰，這還不包括周邊的方國、侯國和封國，連西方的野蠻部落古印歐人都聽聞了武丁大帝的赫赫威名，一窩蜂想來中國打擂臺，搶一杯羹，就像現在某些西方金融大鱷到中國來搞資本運作、“剪羊毛”一樣，結果被武丁大帝的王后婦好九千歲打得抱頭鼠竄，揍了個結結實實，直到殷商滅亡以後好幾百年時間裡，這些專事打家劫舍的西方強盜再也沒敢再踏足中原半步，直到秦漢時期。武丁大帝和婦好九千歲賢伉儷在捍衛華夏神聖領土和維護社稷主權統一的事業上確是功蓋千秋的，卻不知史家們為何少有著墨。
把殷商、夏朝及其上古時代籠統地打包成“先秦史”，甚至歸於野史或神話傳說，這也是春秋戰國以降的儒生們奉西周為正史、官史、國史、信史的一個附屬品。長期以來，一提“先秦史”，史家們津津樂道的只有西周和春秋戰國，而波瀾壯闊汪洋恣睢的殷商一朝總是被有意無意地一筆帶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自我閹割的學術症狀。
繼大刀闊斧的武丁之後，祖甲的“祖甲改制”出現空前失誤，其失誤的本質在於混淆了既得利益集團和精英統治集團二者的關係，把精英統治集團混同於既得利益集團了，結果搞得兩頭不討好，上層集團不滿意，國民（自由民）也不滿意，社會底層的奴隸們更不用說了。前代的改革紅利釋放不出來，頂層的良好設計貫徹不下去，歷代累積的社會矛盾非但沒有解決，反而逆向激化了，這就為再後來的武乙、文丁兩朝尤其是帝辛的“以暴易暴”政策路線埋設了悲劇的引子，而千古一人的比干因其所處位置極為特殊而敏感，也不可避免地被推進了旋渦中心和風尖浪口，最後以悲壯的“挖腹剖心”捨命一搏，以此化解了殷商和西岐的世仇宿怨。
孤立地把比干僅僅當作一個時代人物，僅僅圍繞他的殷商朝少師身份，僅僅拿其“挖腹剖心”一舉大做文章，而不是將比干身上凝聚的中華民族精神和人類精神放在整個華夏文明乃至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去衡量、去比較、去放大並深究，這是兩千多年來封建社會儒家史觀的集中病灶；非但在比干精神方面，在其他方面和領域的表現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種狹隘的、膚淺的、片面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和歷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立場、方法和觀點幾乎是截然對立的，其極端的極致的極限的表現就是“滿嘴的馬列主義，一肚子孔孟之道”，表面上的馬列主義辭藻，骨子裡的封建傳統觀念。
因此，對於比干其人其事其精神遺產的研究與發揚光大，關乎歷史學界的進一步思想解放，關乎中華傳統文化的正本清源，關乎“中國精神”的遠古基因探索，也關乎中華本土話語系統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改變世界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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