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不認為中國正面臨明斯基時刻，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存在發生金融危機的危險。特別是由於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有關負責人擔心明斯基時刻出現，必有充分道理。為了防止明斯基時刻的到來，中國應該做什麼？
第一，堅持資本管制。中國必須堅持和完善資本管制，防止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外國經濟學家一般都把中國出現大規模資本外逃作為中國進入明斯基時刻的重要條件。在沒有資本管制的情況下，資產價格下跌一定會和資本外逃相互作用、相互加強，資本外逃一定會加重流動性短缺，使資金成本飆升，從而加重資產價格的暴跌，也使得政府通過注資等方式穩定資產價格更為困難。
宏觀審慎管理是防範金融風險的重要工具，但並不是遏制資本外逃的工具，因而並不能代替資本管制。另一方面，加強資本管制，肯定會造成“誤傷”，影響正常、合理的資本跨境流動。因而，一方面應該加速各項改革，特別是匯率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其他改革到位之前，政府還不能放棄資本管制，而只能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水平，儘可能避免誤傷。
第二，抑制企業槓桿率上升。中國必須努力降低槓桿率。西方經濟學家和金融機構認為，中國正在面臨明斯基時刻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信貸對GDP比”過高，以及“信貸對GDP缺口”過高。後者是指，同“信貸對GDP比”歷史水平相比，當前的“信貸對GDP比”過高。國際清算銀行認為，根據歷史經驗，如果“信貸對GDP缺口”超過10％，一個國家就可能陷入銀行危機。中國確實存在宏觀槓桿率，特別是企業槓桿率過高和地方政府債務失控的問題。中國非金融企業槓桿率為165％，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之最。
第三，防止地方政府債務失控。除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過高外，地方政府債務過高是海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正面臨明斯基時刻的另一個重要依據。2008年以後，地方政府債務急劇增長。但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目前到底有多高卻是眾說紛紜。根據財政公佈的數字，截至2016年末，中國中央政府債務12．01萬億元，地方政府債15．32萬億元。如果把地方政府的或有債務考慮進來，形勢恐怕就要嚴重不少。有海外經濟學家甚至認為2016年底包括或有債務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高達46萬億元，佔中國GDP的64％。但即便考慮到最壞的情況，中國的政府資產（包括地方政府資產）也足以覆蓋政府債務。目前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依然主要是資源浪費和錯配——濫建開發區就是一例，而不是明斯基時刻。
自2014年以來，中央政府加強了對地方政府債務的治理力度。改革財稅體制、實現財權和事權匹配、落實全口徑預算管理、加強對地方政府融資、實行限額管理、加強地方政府財務硬約束、債務置換減輕地方政府付息負擔、引入PPP融資模式，所有這些政策舉措都在不同程度上緩解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但很難說我們已經找到根本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辦法。最近，地方政府認為反正中央政府會“託底”，“不借白不借”的“道德風險”似乎有所抬頭，這種動向值得注意。在嚴防地方政府債務失控的同時也應看到，中國的省域乃至縣域經濟都有很大差異性，地方政府在過去40年的經濟增長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應該調整，但地方政府支持地方企業的積極性應該保護。地方債務問題的處理不能一刀切。
第四，壓縮影子銀行套利空間。影子銀行活動過於活躍是中國金融穩定的另一個重要軟肋。根據明斯基理論，市場上投機性信貸和龐氏信貸佔總體信貸比率越高，金融體系出現明斯基時刻的概率越大。2010年以來，中國興起的影子銀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機性信貸與監管當局之間博弈的結果。截至2017年9月，我國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同業負債佔總負債比重仍然超過15％，部分銀行接近40％，調整壓力仍然較大。中國金融監管和改革的任務依然十分嚴峻。
找到防範金融風險和守住經濟增長底線之間的度。一方面，中國金融依然是脆弱的，對任何可能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都不能掉以輕心。另一方面，中國必須保持足夠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如何在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同時維持必要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我們當前經濟決策所面臨的一項重要挑戰。如何處理好兩者的關係直接決定我們是否能夠順利實現兩個“百年目標”。
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銀行先是執行了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而後是過急、過猛地刺破了房地產和股市泡沫，使經濟陷入零增長。這是日本第一個“失去的十年”。在經濟剛剛恢復增長的90年代後期，日本政府又高估了發生公共財政危機的可能性，不合時宜地推出財政緊縮政策，使經濟再次陷入零增長。這是日本第二個“失去的十年”。正是在這20年中，中國實現了對日本的趕超，經濟體量（按美元計）由當初不足日本的八分之一變成現在是日本的二倍多。
相反的經驗教訓是，在IT泡沫崩潰之後，格林斯潘推出貨幣寬鬆政策，但在資產泡沫嚴重的情況下依然不肯及時退出，以致釀成次貸危機。2017年中國經濟出現了恢復增長跡象，但是在金融監管風暴逐步升級，環境治理要求不斷強化和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復甦是相當脆弱的。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應該是一場持久戰。金融風險的消除應該同經濟體制改革、經濟效率的提高相配合。例如，企業槓桿率的下降，主要應該通過提高投資效率、企業盈利能力的改善，而不是通過壓低增長速度實現。又如，為了在防範金融風險的同時，不傷害仍然脆弱的經濟反彈，貨幣政策還需維持中性。
確實，中國目前面臨許多嚴重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十分重要。但是，穩定經濟增長，防止經濟增長速度再度下滑也同樣重要。中國過去近40年的經濟奇蹟是建立在高速增長的基礎之上的。儘管我們現在應該把經濟增長的質量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來，經濟增長的某個底線也是應該守住的。我們需要在實踐中通過摸索找到防範金融風險和守住經濟增長底線之間的度。
閱讀更多 中國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