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不少案件，讓人思考：法律的功能到底是拯救，還是懲罰？如果是拯救，是拯救犯罪嫌疑人優先，還是拯救被害人優先？還是拯救社會秩序優先？
跳開這個事，我先說一個多年前的案件：
曾經有位年輕有為的紅軍將領，叫黃克功，同毛主席一起上的井岡山，又是賀子珍的江西同鄉，一起走過長征路，到了延安，是一名能征善戰是勇將。
在延安時，與追求進步投奔革命的16歲女青年劉茜交往，但是之後因為性格原因，兩人分手。
1937年10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即將走上抗日前線的黃克功向劉茜求婚，被拒絕，黃克功惱羞成怒，拔槍射死劉茜。
黃克功在獄中向毛澤東寫信認罪，希望自己能從輕發落，包括賀子珍等許多人也為其求情，而根據當時蘇區的法律，對於這種有軍功將領，的確可以從輕發落，而殺人償命、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是深入人心的普遍原則。
所以黃克功依然被推上了審判臺，數千名陝北群眾到場旁聽。
胡耀邦擔任公訴人，黃克功當庭辯論，其表示“償命？紅軍團長會為一個女人償命？你們判不了我死罪。我為紅軍立過三次大功。依據蘇維埃的法律，不殺立功者。按照民國法律，蔣委員長特赦了張靈甫，判決軍人死活不在這兒，在戰場。”並申辯道：“我黃克功十年紅軍，九死一生，到了延安，想成個家，尋個女人，是人性還是獸性？平型關一仗，上去的人，死了五百。抗日不是口號，是要命!家兄戰死在長征路上，我即將上陣，死前想留個種，是人性還是獸性？……看在我是個老紅軍，給個臺階吧，我的戰馬就在場外，由執法隊押我上戰場，殺幾個日寇，戰死前線，也不枉我一路長征，北上抗日的願望！”
一名扎白頭巾的老漢作為群眾代表發言，其嗓門高亢：“殺人償命，以命抵命！這是天理！”場下，響起了熱烈掌聲，支持老漢的話。
老漢接著話鋒一轉，悲憤痛陳：“上個月，我兒子兒媳一家四口在邯鄲，讓日本軍隊殺了，誰來給他們抵命？老朽我七十六，不能扛槍了，我願替這抗大軍官抵命。留下他，狠殺日本鬼子，讓日本人為我兒子全家抵命，法庭明判吧！”
會場情緒陡變，呼聲即起：“讓他戴罪立功，戰場殺敵!”甚至有人呼籲，十個劉茜也抵不過一個紅軍團長，太原城裡被日軍殺害的女生千千萬，誰來給他們抵命呢？
對此案件，毛主席寫了封公開信，胡耀邦當場宣讀：“黃克功過去的鬥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
最終，黃克功被執行死刑。
法律的功能不論是拯救，還是懲罰，最終的目的，依舊是保證公平、公正，維護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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