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不少案件，让人思考：法律的功能到底是拯救，还是惩罚？如果是拯救，是拯救犯罪嫌疑人优先，还是拯救被害人优先？还是拯救社会秩序优先？
跳开这个事，我先说一个多年前的案件：
曾经有位年轻有为的红军将领，叫黄克功，同毛主席一起上的井冈山，又是贺子珍的江西同乡，一起走过长征路，到了延安，是一名能征善战是勇将。
在延安时，与追求进步投奔革命的16岁女青年刘茜交往，但是之后因为性格原因，两人分手。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将走上抗日前线的黄克功向刘茜求婚，被拒绝，黄克功恼羞成怒，拔枪射死刘茜。
黄克功在狱中向毛泽东写信认罪，希望自己能从轻发落，包括贺子珍等许多人也为其求情，而根据当时苏区的法律，对于这种有军功将领，的确可以从轻发落，而杀人偿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是深入人心的普遍原则。
所以黄克功依然被推上了审判台，数千名陕北群众到场旁听。
胡耀邦担任公诉人，黄克功当庭辩论，其表示“偿命？红军团长会为一个女人偿命？你们判不了我死罪。我为红军立过三次大功。依据苏维埃的法律，不杀立功者。按照民国法律，蒋委员长特赦了张灵甫，判决军人死活不在这儿，在战场。”并申辩道：“我黄克功十年红军，九死一生，到了延安，想成个家，寻个女人，是人性还是兽性？平型关一仗，上去的人，死了五百。抗日不是口号，是要命!家兄战死在长征路上，我即将上阵，死前想留个种，是人性还是兽性？……看在我是个老红军，给个台阶吧，我的战马就在场外，由执法队押我上战场，杀几个日寇，战死前线，也不枉我一路长征，北上抗日的愿望！”
一名扎白头巾的老汉作为群众代表发言，其嗓门高亢：“杀人偿命，以命抵命！这是天理！”场下，响起了热烈掌声，支持老汉的话。
老汉接着话锋一转，悲愤痛陈：“上个月，我儿子儿媳一家四口在邯郸，让日本军队杀了，谁来给他们抵命？老朽我七十六，不能扛枪了，我愿替这抗大军官抵命。留下他，狠杀日本鬼子，让日本人为我儿子全家抵命，法庭明判吧！”
会场情绪陡变，呼声即起：“让他戴罪立功，战场杀敌!”甚至有人呼吁，十个刘茜也抵不过一个红军团长，太原城里被日军杀害的女生千千万，谁来给他们抵命呢？
对此案件，毛主席写了封公开信，胡耀邦当场宣读：“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最终，黄克功被执行死刑。
法律的功能不论是拯救，还是惩罚，最终的目的，依旧是保证公平、公正，维护社会秩序。
閱讀更多 曾傑律師金融案件辯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