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塞涅卡所說“不能擺脫是人生的苦惱根源之一，戀愛尤其如此。”這句至理名言，尤其適用於顧維鈞及其第一任夫人之間。顧維鈞，字少川，於1888年1月29日出生，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 中國近代最為知名的外交官之一，將自己一生投身於外交事業，並且取得重大成就，被譽為“民國三大美男”之一、“民國第一外交家”。
在顧維鈞的一生中，除去他在巴黎和會上慷慨激昂的那句“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同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發言外，最為人津津樂道，膾炙人口的便是他的婚姻道路。
光緒末年時，顧維鈞十二歲時跟隨著父親顧晴川由家鄉江蘇嘉定來到上海，後來顧晴川任上海道尹袁觀瀾的師爺職位，與他同期在袁觀瀾幕府的，還有一奇人，名張衡山，謂何奇人，只因此人文學修養雖普通，可卻能替人看相，為道尹衙門中的大小官員所盛傳，都道十分靈驗。
一日，張衡山見到在衙內玩耍的顧維鈞，心生喜愛，當即拉住顧維鈞要與他看相，細看只覺此子眉清目秀，儀表堂堂，於是張口便斷“ 必成大器，一帆風順，富貴雙全。”相處之下對顧維鈞的喜愛日益漸盛，念及膝下有一愛女，與顧維鈞年齡相當，便流露出要與顧家結秦晉之好的意願，當時的顧家若與張家結合，已算是高攀，顧晴川自是不會拒絕。
況且張衡山與袁道尹又有一層親戚關係在其中，顧維鈞在當時尚且年幼自然也沒有意見，顧父與張衡山當即拍定了這門婚事。後來，顧維鈞在中學畢業後，張衡山便耗巨資助顧維鈞入了一所貴族學院（上海聖約翰大學），更是在顧維鈞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變賣部分祖產，供他遠赴美國留學。
事實證明，張衡山的看相術著實準確，十六歲的顧維鈞赴美國留學後，先入紐約州庫克學院學習英語，第二年便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政治以及文學，4年間不但在校內成績名列前茅，獲得文學學士和政治學碩雙學位。回國後，顧維鈞一到上海便去拜見這位岳父大人，張衡山喜不自勝，設宴招待，席間顧維鈞提出要與未婚妻相見。
可那時風氣尚不開放，不主張大家閨秀拋頭露面，雖有訂婚在前，其未婚妻張潤娥也不肯相見。告辭後，顧維鈞不免心中失望，認為這位不曾謀面的未婚妻太不落落大方，將來必不能在交際場中輔助自己，頓時趣味索然。
後由其岳父介紹，北上去見唐紹儀。當時的唐紹儀任外交總長，顧維鈞便以留美博士的身份，在其手下擔任三等秘書。唐紹儀有一愛女，名寶玥，唐寶玥嚮往西洋，平時更是非留學生不結識，顧維鈞的翩翩風度更是打動了她的心，自此後，兩人同進同出，形影不離。在這層關係上，顧維鈞更是步步高昇， 在北京只兩年時間，官已經升到了外交情報司長。
遠在上海的張衡山不知內情，心中高興，只覺得此乘龍快婿，自己的看相功夫已經到了常人所不及的地步。於是心想趁熱打鐵，發函讓顧維鈞回上海成婚。顧維鈞收到函電後置之不理，後來張衡山終於得知了這段秘密的情感關係，一氣之下直接修書一封寄給唐紹儀，在信中，張衡山痛斥顧維鈞。唐紹儀讀信後，大怒，當即遣其返回上海。顧維鈞雖心裡不願，但還是耐不住良心的譴責與親朋的勸告，返回了上海。
結婚時，顧維鈞甚至在婚禮當日大鬧失蹤，後被伴郎從母親房中尋出，其母怕事情鬧大鬧僵，便在平日言語中，對顧維鈞軟硬兼施，無奈之下，顧維鈞只好回了自己房中，但卻仍執意不肯上床。張潤娥儘管大感驚訝，還是放下身段相請，顧維鈞婉言拒絕。
並說大床是為她所設的。張潤娥無法，只得說出，如果你喜歡獨眠，我可睡沙發，從此井水不犯河水。這樣的話來。晚年的顧維鈞回憶起當時情景，仍感嘆道張潤娥的寬容，忍耐以及天真純樸，當然這是後話了。
顧維鈞返回上海後，唐寶玥也得知了此事，在父親面前大鬧不止，道“孩兒若不能與維鈞結合，便出家了卻此生!”用自己的後半生威脅著著父親介入此事之中。但當時的唐紹儀已高升為國務總理，不願憑著自己的權勢去幹預他人的家務事，故而不應。唐寶玥不肯善罷甘休，心中又生一計，她差遣人通知父親，只道，再不答應她的要求。
她只好去八大胡同的巷子裡（當時娼妓集中的地方）做“人肉”生意，並掛上現任國務總理小姐的金字招牌。這一回，果然擊中了唐紹儀的要害處，只好宣佈投降，請回了女兒，並將此任務交給淞滬地方上的護軍使（何豐林）。何豐林本就是護軍使，一個大老粗，接到命令後當即帶了百名士兵，包圍了張公館，找到張衡山，逼迫著他寫下退婚書。
張衡山向來不畏強權，強硬的對何豐林道，‘退婚可以，但我不接受威脅，你帶了官兵包圍我的府邸，是欺人太甚，臉面何存’就在此時，張潤娥跑了出來，對父親說道‘父親，把婚退了，我們認錯吧。’事情鬧到最後，何豐林歡歡喜喜領著退婚書，從張府離開，興沖沖的向上級報告了成果。
於是在公元1911年，張潤娥與顧維鈞簽了離婚協議，以和平方式彼此分手。張衡山，在最後仰天長嘆，道“我卻只會看相，並不會看人心啊！”自此之後，張潤娥只覺萬般念頭皆灰了，長伴與佛像前，在陸家觀音堂剃度出了家。而顧維鈞則在兩年後，與國務總理之女，千金小姐唐寶玥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儀式。
1933年，已然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顧維鈞，在得知張潤娥生活清貧後，給她寄出了一封懺悔信以及5萬元的款單，都被張潤娥原封不動退還了，這是張潤娥最後的風骨，她不接受曾經給予自己最大傷害的人，所饋贈的好意，不管這份好意是否真誠。
我們永遠無法想象，在張潤娥平靜的背後是怎樣的波濤洶湧，她不吵不鬧，在最大程度上保全了張家，自己，以及顧維鈞的尊嚴和體面，她看似心平氣和，內在卻是已經完全顛覆了的精神世界。
顧維鈞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自己的四段婚姻坦然道‘張潤娥主命，唐寶玥主貴，黃蕙蘭主富，嚴幼韻主愛’面對這樣的自我評價，不由覺得顧維鈞每一階段的婚姻，只不過是在滿足他自己人生不同階段的不同需求而已，用婚姻來得到了自己所有想要得到的，從根上來說，還是自私，確實，顧維鈞在外交方面的貢獻不可磨滅，在事業上的成就令人讚歎。
可在愛情與婚姻中，不免令人唏噓，讓人懷疑，究竟，在顧維鈞的一生中，是否有過自己的真愛？讓人覺得，是四位妻子的貢獻，成就了顧維鈞圓滿的一生，真真是張衡山所感嘆的那句‘可惜我只知得看人面，而卻不懂得識人心。’也許，顧維鈞一生中，最愛的，也就是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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