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是清世宗雍正帝的干將，其領軍才能，在西藏、青海等戰事中顯露無餘，也得到了皇上的認可。
官場就是劇場。
風雲突變，年羹堯後被雍正削官奪爵，並列九十二條大罪，在獄中賜自盡。
這是歷史的一樁公案。
今天講來，無論史料怎麼充實，如何記載，大多數情況下，對於這一公案的態度，仍然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保皇派一定會維護皇帝的權威，認為是年羹堯不對；功臣派必然會替年羹堯說話，覺得無論如何，就年羹堯的功績，不應該殺他。
其實，就雍正帝對年羹堯的處置看，他並不是那種趕盡殺絕的暴虐之君。為什麼呢？年羹堯犯有大罪九十二條，一條一條，俱可稽之文字、旁列事實。就此而言，即便是對年羹堯處以滿門抄斬、株連九族的刑罰，放在從古至今任何一個朝代之中、任何一位君王身上，似乎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是，雍正帝並沒有那麼做，他只是將年羹堯在獄中賜死。無論誰要怎麼來反駁雍正帝的動機，都辯不過歷史事實，那就是：雍正帝的的確確沒有趕盡殺絕。
說到這裡，就說說雍正帝對犯有九十二條大罪的年羹堯的家人、幕賓及相關人等的處置：
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奪官；免罪。
年羹堯的兄長年希堯奪官；免罪。
年羹堯的兒子年富被斬。
年羹堯其他的兒子，十五歲以上的，發配到最邊遠的地方去充軍戍衛。
年羹堯的幕僚鄒魯、汪景祺連坐被斬，鄒、汪二人的親屬發配給披甲人（披甲人就是一種幫助清王朝鎮守邊疆的，所以，披甲人世代居住邊疆。）做奴僕。
另有靜一道人，也牽涉到年羹堯一案之中，被四川巡撫憲德抓捕，扭送至京師，被斬殺。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雍正帝赦免了年羹堯的兒子們，交給年遐齡管束。
年遐齡不久之後便亡故，死後，朝廷給予他官復原職，雍正帝還下敕，派人前去祭奠。
年希堯後來重新被起用為內務府總管。雍正帝還命他管理淮安稅務徵收的事宜，並加官左都御史。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年希堯被江蘇巡撫高其倬參劾，罷職。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年希堯去世。
看完這樣的處置結果之後，可以再想想自眼前以上的所有歷史，是否能夠心平氣和地對雍正帝的處理，做一個不失公允的判斷與評價。
那麼，究竟要如何來總結、評論這一公案，對於複雜的歷史，貧乏的我來說，實在是有些難度的。但是，話已至此，又不能不說。
想來，歷史還是有其規律可循的，那麼，根據歷史規律來看這一公案，也不外乎以下幾點：
伴君如伴虎，此其一。這既是對無束縛的權力的陰森可怖的總結，也是對人性喜怒無常、變幻莫測的概括。
功高蓋主，殺身之禍如影隨形，此其二。權力的特性，決定了掌握權利者，不容許有人超過他、不容許有人威脅他、不容許有人挑戰他、更不容許有人危害他。一旦功勳大到權力無法束縛，權力必然會發揮其淫威，將功勳貶為塵埃，或者將功勳化煙化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才是安身保命的哲學，此其三。最高的權力，只有那麼一個，如果沒有登峰，永遠不要以身試權，不然你會死得非常、非常難看。那些個跟著主子開基業、打江山的人，為什麼會敗落、會死無葬身之地、甚至牽連到九族及很多無辜的人？就是因為，他們以為，江山社稷裡有他們的血汗，他們應該共享。基於此，他們囂張跋扈、行事乖張。他們哪裡知道，一旦威脅到江山社稷最高權力執掌者的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威脅，他們的死期就已經進入了倒計時。功成身退，是最聰明的保命途徑之一。功成身退者，不一定是他們沒有共享權力之念，只是，權衡之後，他們清楚看到，生命比共享權力更重要。功成身退者的機智，在於，他們看清了權力的獨佔性，看清了人性的複雜性，同時，他們忍痛割捨了對權力的迷戀。
年羹堯的成功，在於他的能耐，年羹堯的敗落，也在於他的能耐。成功中，他的能耐表現在政治業績與軍事才能上；失敗中，他的能耐讓主上不安，讓自己膨脹，讓同朝為官的人忌憚和怨憎。
歷史與事實不外乎以上所述。
說了這麼多，還是簡單說說年羹堯其人吧。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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