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42期，原文標題《

伊沛霞：還原更具人性的宋徽宗》，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成為皇帝之前，趙佶首先是一個人。美國宋史研究領軍學者伊沛霞嘗試用宋徽宗本人的視角，還原他傳奇跌宕的一生。

一代亡國君，“理解之同情”

一位不務正業的皇帝魚肉百姓，沉迷道教，不問朝政。整日在宮中醉心於繪畫、書法和奢華的園藝，搬運“花石綱”，惹得百姓揭竿而起，又愚蠢地背棄維繫了百年和平的盟約，與更為兇狠野蠻的敵人聯合，終致引狼入室。國都被破，皇帝本人和公主、嬪妃被悉數擄走。女眷慘遭蹂躪，自己也客死異鄉。

這是宋徽宗嗎？一位學識和藝術造詣均極高的人，會意識不到自己皇帝的職責？他又如何能夠“恰好”做錯了所有的事，彷彿就是為了讓世人獲得一個現世報的教訓？

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ery）首次用一本傳記的篇幅，試圖接近徽宗本人的視角，還原他所處的情景，為在“昏君”和“藝術巨匠”這兩個迥異的面孔間搖擺的宋徽宗，重新注入血肉。她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從作為端王的少年趙佶開始，書至他17歲零3個月時繼承大統，一直鋪展到禪讓於兒子欽宗，乃至被金兵俘虜後，客死五國城，呈現了徽宗53年的人生全景。

乍看起來，為宋徽宗做傳的人似乎不應是一位距他去世近千年後的美國曆史學者。亡國的教訓，徽宗父子罕見的悲慘經歷，以及徽宗本人超絕的藝術造詣，使得對徽宗的論述自古便層出不窮。但在伊沛霞之前，近世對於宋徽宗的學術研究中，全面梳理徽宗生平的傳記僅有三部。而這三部著作，名為傳記，實則不是並未脫離道德審判和形象割裂的窠臼，就是更加註重梳理北宋末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徽宗只是其中一個章節。

對宋徽宗片面、割裂的認知，並不能簡單地判定對錯，它們與看待歷史的視角相關。以傳統的歷史學家來看，在從歷史中獲得教益的“沉重枷鎖”下，人們更關注君主與王朝政治的關係，思索制度與朝代興亡的問題，徽宗是皇帝的註腳。

但是，相比於制度的反思，曾深耕家庭史和藝術史的伊沛霞更關注趙佶個人命運的沉浮。十幾年前，她在編纂論文集《徽宗與北宋晚期的中國：文化的政治與政治的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時，便開始衝擊徽宗的刻板形象，把徽宗對藝術的貢獻，拉進政治文化史中。又有《積累文化：徽宗的收藏》（Accumulating Culture：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的專著，將作為藝術家的徽宗與北宋後期的政治文化相結合。而十幾年後，她在徽宗的傳記裡，把他的各個側面融為一體。

伊沛霞的梳理不是流水賬。依據史料，蔡京、蘇軾、黃庭堅、米芾、李誡，這些不同領域耳熟能詳的名字，精確地出現在他們所處的具體年份，他們的各就各位，使讀者貼近宋徽宗的視角成為可能。王安石變法的餘緒；本朝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黨爭；收復幽雲十六州的遺訓下，宋金聯盟的權衡；出兵燕都與鎮壓方臘的矛盾，徽宗面臨的抉擇由此被一一引出。而在伊沛霞看來，這些抉擇之間並沒有因果聯繫，也並不能指向最終的悲劇。北宋的亡國充滿偶然性，對徽宗的非難是知曉結局的後見之明。

這並非為徽宗翻案，伊沛霞的目的是解釋。成為在皇帝前，趙佶首先是一個人，他在位時的種種獨特性，便能夠通過展現這個人的個性得到理解。她透過史料看到，端王趙佶兒時的模板是自己逍遙的皇叔，他在宮中長大，飽讀詩書、熟稔禮儀，但他的哥哥是哲宗，他無意於皇位，而是傾慕繪畫與書法，更想做一個文人。直到沒有子嗣的哥哥突然駕崩，他因為順位靠前，被推上皇位。他在位後對藝術的偏愛，便能夠得到闡釋。徽宗對道教的偏好，也可如是理解。

同時，作為一位西方學者，伊沛霞始終在比較中國與西方宮廷之間的差異，“試圖轉換視角，至少稍微偏重中國君主制度與其他國家並不無導致的那些特徵”。依照歐洲的經驗，統治者理應被視為高貴奢華的，建造華美的宮殿，吸引才華橫溢的藝術家，構建豐富的皇家收藏，乃偉大統治者的分內之事，值得讚許。伊沛霞認為，相比於歐洲的“同行”，徽宗所受苛責太甚。因而，除卻對徽宗的個性，及其面臨局勢的理解，她又多了一分來自西人的“理解之同情”。

如今已經年逾七十的伊沛霞，是繼史景遷、余英時那一代史學大家之後，西方史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她早已度過為下一篇學術論文的主題憂心的年紀，可以由著自己的興趣馳騁。之前，她看到基因研究的成果，便探索起通婚、移民與漢人基因同質化的關係。本刊記者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見到這位滿頭銀髮、精神矍鑠的老人，圍繞她的《宋徽宗》，和她聊了聊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三聯生活週刊：你的成名作是1978年出版的《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的個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當時為何會對中國歷史感興趣，又為何後來會從唐代轉向宋代，尤其是宋代的家庭史研究？

伊沛霞：實際上並沒有很特別的理由。我讀本科時，為了拿到社會科學的歷史學位，需要上一年非西方文明的課程，我得從印度、中國、日本和俄羅斯之中選一個。我還記得讀馬克斯·韋伯的著作時，發現西方的社會科學家若想建構社會學理論，就必須至少對東方有所瞭解，而瞭解中國是瞭解東方的一個很好途徑。因而，就必須瞭解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組織。我便選擇了中國的課程。而在上西方文明進程和中國歷史的課時，我也發現，與歐洲歷史往往關注一些小話題相比，中國歷史中仍有許多宏大的問題可以探討，它們推動著我不斷深入。

因為我的大學生涯開始於上世紀60年代，那時與現在完全不同，人們不再僅僅關注領袖人物和戰爭，而更加關注普通人和流行文化。比如士大夫，這些人雖有一定地位，卻並非在國家事務中一錘定音的人物。從他們的家庭史中，我們能看到更廣大人群的生活圖景。

同時，我看到20世紀人類學家對中國家庭系統的研究很有趣，歐洲歷史學界那時也有對歐洲家庭史的類似研究我轉而對家庭史產生了濃厚興趣。而倘若研究朝代史，因史料所限，大多以男性居多。但因為印刷術在宋朝得到廣泛應用，宋朝有大量的印刷品和上千份墓誌銘，且墓誌銘中五分之一都和女性有關，我有機會藉此回答更多問題，便在完成了關於從漢到唐的名門大家的學術論文後，轉向了以宋代女性為主的家庭史研究。

三聯生活週刊：那麼你最開始是如何認識宋徽宗的，為何在家庭史研究後，會從眾多的歷史人物中，單單選擇為他寫一本專著？

伊沛霞：正如剛才所說，我起初一度很喜歡人類學，閱讀了大量人類學著作，對親緣關係很感興趣，最終將女性作為我主要的研究主題。之後我開始考慮，接下來將做什麼。上世紀90年代時，因我被邀請編寫《劍橋插圖中國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我需要引入更多視覺方面的材料，從視覺的角度思考文化。在讀藝術史時，我發現如果我們現在去了解他人，可能會關注衣著，即使我們不能完全明白那些衣著代表什麼，他人的外表也給我們留下印象。但在做歷史研究時，我們基本上只會關注文本。這種文字優先於圖像的研究定式令我反思。我於是思考，能否更深入地瞭解視覺方面的素材，我就此寫了一些有關皇家儀仗的繪畫，以及其他塑像的論文。而在那其中，我發現如果從事視覺方面的研究，我會不可避免地更關注宮廷。我於是遇到了徽宗。

我記得，那時我經常在畫冊中看到徽宗所畫的禽鳥圖，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喜歡繪畫和書法，是一位有著自己獨特審美的著名畫家和收藏家，而不是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在研究了他的生平後，我被他人生的戲劇性所吸引，覺得很值得為他寫本傳記。

三聯生活週刊：相比前朝，宋代的特點是什麼？宋徽宗繼位時，宋朝又處於怎樣的狀況？

伊沛霞：徽宗於1100年繼位。放眼世界，歐洲那時正處在中世紀，社會和國家相比前兩個世紀有一定發展，但比不上當時的中國。而相比唐，宋在社會結構上有一定的繼承性，貴族群體仍在政府中佔據高位。但隨著教育的普及，宋代出現了更廣大的受教育階層，科舉變得日益重要。後世也能從大量文獻中獲得了更多史料，比如統計數據等。這可能是宋與之前的朝代最大的區別。

我認為，徽宗繼位時，北宋正處於繁榮時期。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北宋與遼國達成的澶淵之盟有些屈辱，但是那個盟約造就了很長的和平時期，在中國歷史上都不常見。戰爭非常昂貴，如果不花那麼多錢打仗，商業就可以發展得很好，人口也會增長。士族階層在當時很發達，我們所瞭解很多偉大的作家和政治家也出現那個時代。

三聯生活週刊：你作為一位21世紀的外國學者，在想象和呈現一位1000年前的中國皇帝時，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伊沛霞：西諺有云，“過去即異域”（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如果你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可能會突然對自己有新的瞭解。你會看到別人做事的方法與你不同，想法也與你迥異，於是你會思考你自己的行為方式。我認為沉浸在歷史中，也是非常相似的體驗。你需要盡力把自己打開，瞭解當時的人如何看待事物。當你看史料時，你會發現，當時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觀點，徽宗和他的臣子觀點就並不一致，你需要始終以開放的心態面對當時紛繁的事務，大臣們各自懷有的心機，以及層出不窮的決定，這確實很有挑戰性。

而且，對於現在的學者來說，看到一個術語，直接用網絡搜索是否在別的地方也會使用；同一個事情，搜索有沒有用其他術語來描述，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最近在寫一篇關於中國告示的論文時，我就一直在做從一個涉及告示的術語，檢索其他術語的事。

但當我剛開始做學者時，沒有網絡搜索的途徑，為了寫作某個特定的專題，就必須經常通讀整本的書，記大量的筆記，這也算個不小的挑戰。可是，話說回來，廣泛的閱讀是一種必需的平衡。即便當前關於徽宗時代的電子數據，仍是支離破碎的，只能找到大致的材料。學者們若想了解那時人們真正的想法，僅僅通過檢索術語仍是不夠的。

三聯生活週刊：在你的書中，曾用“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來形容皇帝把改革派和保守派兩方的官員都集中在朝廷裡。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能讓西方讀者更好理解的策略。在你心中，你預期的讀者是什麼群體？

伊沛霞：雖然可能將會是中國人更多地讀這本書，但它本身是為西方人寫的。他們會更容易理解“聯合政府”的概念，可以想象它的樣子，以及它難以長存的特性。

其實這種傳記是一類書。在我上大學時，有一位名叫亞瑟·威利（Arthur Waley）的著名英國學者曾寫過很多大眾讀物，比如白居易的傳記。我發現如果你能描述出一個人完整的生活圖景，就可以把讀者拉進來。所以，我的初衷是也寫一本歷史學者之外的人也能理解的書。雖然這本書肯定不會是外國讀者讀到的第一本關於中國的書，但我極力讓所有對此有興趣的人讀懂。

對於西方讀者而言，我認為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讓讀者看到中西方之間尤為明顯的差異是很有用的。比如，雖然大部分宋代的遺蹟都已經消失，但如果你在歐洲旅行，會看到歐洲中世紀的教堂和宮殿經過許多變遷之後，至今仍然聳立在原地。很多人遊覽凡爾賽宮後，就會對皇宮的空間有直觀的感受。當他們再多讀些資料，就會發現大量貴族可以隨時出入皇宮，而中國的宮廷卻不是這樣。我把這兩者並置，呈現出他們的區別，人們就會對中西宮廷之間，空間上的差異有直觀的感受，但如果我不這麼寫，人們就不會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

三聯生活週刊：看起來，宋徽宗乃至中國的皇帝，會比西方的皇帝孤獨得多，你覺得它的後果是什麼？

伊沛霞：這是很吸引我的一個問題。中國的皇帝很難交到朋友。因為忌憚他人覬覦皇位，即使最親密的關係也要與他隔閡。雖然我想不出這是如何造成的，但很難接近皇帝應該是真的，也許後宮中只有女人之間能更加親密。

三聯生活週刊：在你這本《宋徽宗》之前，中西方史學界中徽宗的形象有何差異？在這背後，研究方法上是否也有不同的側重？

伊沛霞：實際上，我認為不存在很大差異。我們知道，大部分中國學者沉溺於宋徽宗是北宋亡國罪魁的論調，西方也如是。但是，當你把這些觀點放入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它們可能與史實不相符，宋徽宗只是宋史中的一部分，而不應是亡國的原因。並且在英語世界中，也有像徽宗這樣更像藝術家的君主，但中國的傳統觀念會譴責才藝超群的君主喜好藝術，生活浪漫。徽宗搬運“花石綱”在宮中修建艮嶽，耗費大量錢財，他因此揹負罵名。但若以歐洲的標準來看，這也稱不上誇張。也許是因為歐洲的君主之間會競相攀比，甚至到對方的宮殿中參觀，所以修建宏大的宮殿就顯得稀鬆平常。

我認為中西方史學界在研究方法上是相似的。相對而言，中國這邊更注重講述一個道德故事，而在西方歷史傳統中，人們往往會認為，英雄也有缺點。所以，人們不會只從一個角度講述故事，事情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並對兩方面都做出解讀。而這可能更像是一個研究的假設，而非研究的方法。

三聯生活週刊：我們知道，徽宗以信奉道教著稱，並在全國大力推行道教，卻似乎對經濟、軍事的問題沒有投入相同的精力。在當時的統治環境下，將宗教作為政治手段，有多大作用？對經濟和軍事的輕視，徽宗是否需要承擔責任？

伊沛霞：如果只利用宗教的儀式和象徵意義來統治國家，我會認為徽宗是一個過於有雄心的君主，但徽宗實際上並不只是利用宗教表演，他就是一位道教徒。我認為他對政治有興趣，可是對軍事一無所知。但這可能幾乎是所有宋代君主的通病，因為他們都遠離軍隊，他們不會去視察軍營或演習。即使是徽宗的前任，面對遼時，也只與遼的軍隊在會盟時見過一面後，就將談判的事務交給了大臣。金則完全不同，金的統治者會直接與他的臣民對話。

我認為，這是宋朝政府結構性的弱點。但從大臣的角度來看，他們極力防止君主有過多的權力，這能保證皇帝不會參與重要的事務，為他們處理政務省去麻煩。明代也是如此。如果君主直接給軍事將領下令，或直接做出軍事決策，歷史的結果可能會完全不同。

三聯生活週刊：當你把徽宗還原為一個豐滿的個人，還有沒有必要將他同其他的皇帝作比較？評判一個皇帝好壞的標準是什麼？

伊沛霞：我對皇帝的比較在之前那本書（《徽宗與北宋晚期的中國：文化的政治與政治的文化》）的最後一章，我提到了乾隆。如果將徽宗與另外的皇帝作比較，乾隆無疑是最合適的。而我們會更青睞乾隆，畢竟他沒有以悲劇收場。而如果遼能夠挫敗金的反抗，宋徽宗興許也會得到乾隆一樣的評價。如果他像乾隆一樣，他可能還會統治10到20年，他會恢復更多的儀式，有更多收藏，寫作更多與藝術相關的著作。若當真如此，徽宗將看上去會更像一個復興文化的君主。

人們也會把徽宗同與他相反的君主作比較，比如唐玄宗和明太祖。因為作比較能夠讓人更好地反思，所以任何形式的比較都可以。我認為比較可以用來去發現人物與眾不同的特點。但是，也不是說所有君主對你的研究都同等重要，只是當你把兩位君主放在一起時，你會比單獨考察時獲得更豐富的面向。所以，當你把徽宗當作君主看待，那麼與高宗的比較更為合適。高宗其實也非常擅長書畫，有相當的審美品位，但他與徽宗所面對的局勢完全不同，他本人的性格也與徽宗不同。

三聯生活週刊：當你將北宋滅亡的結局，向徽宗面對的一個個決策追溯時，悲劇的產生便呈現出各種偶然性，在這些偶然性背後，是否仍有必然的因素值得反思，比如黨爭？

伊沛霞：我認為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所以你應該用“充滿偶然的”（contingent）來形容，事情的結果取決於很多不同的事件。因此，我仍然會認為，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即使到了1120年，如果沒有方臘的叛亂，軍隊會有更好的表現，能夠扭轉局勢。所以，我不認為北宋末期的一系列事件是相互聯繫的，它們只是在同一時期同時發生了而已。如果不僅僅專注於北宋滅亡的結果，你能夠看到一個更有趣的故事。

（參考資料：謝一峰《重訪宋徽宗》，方誠峰《評Patricia Ebrey,Emperor Huizong》。感謝楊旻輝對本文的幫助；李南希、實習生鍾昱贇對本文亦有貢獻）